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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家庭都一样。父母在孩子小的时候对他们寄予厚望，并且希望他们能够按照父母设想的未来发展。然而，现实就像是个处于叛逆期的孩子，总喜欢另辟蹊径。父母希望我们兄弟四人都能够受到最好的教育，最后却是只有赫尔曼和我完成了大学的学业。

我的最小的弟弟赛林在十二三岁时——正是最顽皮捣蛋、最叛逆的年纪，被送到一所军事学院读书。后来，他因为打架事件，不得不离开学校。在跟着我进入华尔街奋斗之前，他做过许多工作，也做过许多生意，从一个店员到经营一家服装厂，付出了许多的努力。

赫尔曼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内外科医学院，更是PBK^[1]联谊会的荣誉钥匙。他的成绩无疑是我们四人中最好的，接近满分的成绩为他的医学事业增色不少，即使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律师。几年后，他毅然放弃自己的诊所，转而投入华尔街的怀抱，在另一个战场厮杀。凭借着优异的口才，他先后被派往葡萄牙和荷兰做大使。他81岁离开人世，我记得那年是1953年。

母亲的外祖父哈特维格·科恩是一名犹太教拉比，母亲给哈迪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哈迪小时候曾经生过一场大病，几乎要了他的命。母亲是一位虔诚的信徒，她以哈迪的未来换取健康的身体。然而事与愿违，哈迪并没有在母亲的期望中像曾外祖父一样投身于宗教事业，反而成为一名舞台工作者，其中还有我的功劳。

哈迪是我们四人中最英俊的。6英尺的身高，不输于真正的战士的强壮，符合女孩子们追求的偶像的标准。他更像是一名受过专业训练的运动员，前空翻、后空翻、单杠、双杠都是他的拿手绝活。他还会举重。最让我记忆犹新的还是他对力量的掌控。一次，我在百老汇大道的一家咖啡馆里喝着香浓的咖啡等他，突然有一个相当强壮的男人被人扔进了咖啡馆。我惊讶地发现，在咖啡馆旋转门外赫然站着的人竟然是哈迪。

然而，即使强壮如哈迪，因为意外失去了一条腿后，在他84岁那年就去世了，比我们的弟弟赫尔曼早两周。

我至今都记得哈迪第一次登上舞台的样子，即使这件事本身平淡无奇，并不能当作炫耀的谈资。然而，威尔逊总统有一次却突然说起这件事，他觉得这件事还是挺有趣的，即使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比较严肃敏感的时期。

哈迪的一位好朋友，约翰·高尔登（John Golden）是一名戏剧制作人。他总是很愉快地向威尔逊总统描述这部戏为“伯尼·巴鲁克的戏剧性退出”，而不是大家所认为的伯尼·巴鲁克作为一名戏剧人的辉煌介入。

在我还有一年大学毕业的时候，在哈迪的眼中，我还是那个对他又敬又畏的弟弟。那时候他还在戏剧学院上学，就是迪昂·波西考尔特（DionBoucicault）开办的那所学校。他和一个比他年龄大的女人在交往，一个在他的生命中影响非常深刻的人。当然，在我们面前他只是把她评价为一位非常优秀的演员。她为两个人设想出一个非常美好的演艺未来，一个演员能够达到的顶端的世界，燃起哈迪的满腔热血。唯一遗憾的是，他们缺少一个伯乐，一个能够为他们未来事业提供机会的投资人，尽管只需要一次机会，就可以展露出他们的天赋才华。

不可否认，这位女士浑身都散发着一种令人难以抗拒的魔力，至今我仍旧会把戏剧魅力的化身这样的形容词用在她的身上。当哈迪和他的女朋友来找我商谈投资计划的时候，我被她所勾勒出的致富前景所深深吸引。况且她是马克·吐温的书迷，设想出一个美丽的场景，能够容纳几千人的戏院，好多卖座的座位，而成本算得上微乎其微。每个人听了都会动心的：这么轻松方便就能挣到好多好多美元，而且全部都进入投资人的腰包，甚至还能获得一个创造艺术辉煌的荣誉。当时的我是如此年轻，即使我每周只能挣到5美元，我还是千方百计地筹集出一笔钱，并且准备在新泽西州森特维尔剧院首演《东林恩》（East Lynne）。演员班底的招募是异常的顺利，出乎我意料，但是对于这些演技精湛的演员来说，排演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是多此一举。

首演那天，我提早下班，迅速赶到渡口码头和所有的演职人员会合。我们乘坐渡轮到达新泽西。可能是过于激动紧张，我连沿途欣赏风景的念头都没有，只期望着那一刻到来。在分发完火车票后，这部剧的男主角却提出支付10美元的酬劳，对于这种类似在演出前提出的最后通牒这样的情况，我别无选择。毫无意外地，他得到了那10美元。

首演的那晚，春意融融，当我看着舞台大幕徐徐拉起、观众席坐满三排时，心情格外舒畅。我一直对整个演员团队充满信心，在我看来每个成员都可以称为艺术家，尤其是其中饰演城中大骗子这一角色的男主角——至少他还是提前得到报酬的。为了戏剧的第三幕，女主角会在舞台上抱着一个婴儿，我们特意借到一个真正的小演员。这在当时并不常见，并不是每一场《东林恩》都能看见一个真人婴儿，这恰恰是一个宣传的噱头。然而，事实却是整部戏只演出了两幕。后来，我还戏称，可能是我扼杀了一个优秀的舞台演员。

或许是因为他们只是符合自己定义里的艺术家，事实也是如此，他们甚至并不熟悉《东林恩》的台词。第一幕上演的时候，观众还会因为演员对剧本的不熟悉而愤怒，或者是因为念错台词被逗得挺开心的。然而当第二幕时，就只剩下愤怒这一种情感了。

虽然观众数量不多，但是至少比演职人员人数多，所以我让售票处的伙计把钱退给那些赞助人。我非常庆幸地跑向后台，就像《哈克贝利·费恩》里的“公爵”一样，通知所有的演职人员：幸亏我已经买好了往返的火车票，只要穿过一条昏暗幽仄的街道，走一段路就可以到达火车站。

在观众还不知道竟然没有第三幕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冲到火车站了。正好这时候，一辆火车刚刚进站，我们甚至都来不及关心这趟车是开向哪里的，就都急忙地爬上火车。值得庆幸的是，这是一趟开往纽约的火车。

哈迪并没有因为这场糟糕的演出而丧失信心，反而越挫越勇，不但仍然在波西考尔特的指导下学习，还在波士顿会堂（Boston Lyceum）学习。就是在波士顿会堂，哈迪结识了约翰·高尔登。在当时，高尔登也是一个很有抱负的演员，两人一见如故，很快就成了很好的朋友。就连母亲也经常叫高尔登“我的小五子”。

在不断地努力参演各种巡回路演之后，哈迪的才华终于被人发觉。《科西嘉兄弟》（The Corsican Brothers）的导演邀请哈迪参演，哈迪就以南森尼尔·哈特维格（Nathanial Hartwig）这个艺名第一次在纽约登台演出，而这部剧的主演正是罗伯特·曼特尔（Robert Mantell）。后来，哈迪又加入了由玛丽·韦恩莱特（Marie Wainwright）创办的剧团，并最终成为她的台柱子出演了一系列优秀保留剧目，比如《卡米尔》（Camille）、《丑闻学校》（The School for Scandal）以及好几部莎士比亚的剧作。

在《卡门》一剧中哈迪和素有“奈瑟索尔之吻”之称的奥尔伽·奈瑟索尔（Olga Nethersole）演对手戏。而“奈瑟索尔之吻”还有哈迪的功劳在里面。在剧中，哈迪饰演的唐·何塞（Don Jose）站在酒吧门口看着卡门在自己面前翩翩起舞时，最精彩的一幕出现了。哈迪迅速勇猛地将奈瑟索尔小姐揽入怀中，抱她快步走上楼。一路上，两人都在激情拥吻，如胶似漆，甚至在演出的海报上将这一吻划归为有史以来舞台剧中最长的热吻。巧合的是，哈迪在后来出演的《萨福》（Sappho）一剧中，又和奈瑟索尔小姐合作演绎一场耗时更长的拥抱，再创历史新高，甚至引来了警察的突袭，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然而，当时的哈迪已经有了隐退之心，实际上是因为他的全部注意力已经转移到华尔街上了。

最初，家里计划由我来继承父亲的事业，做一名医生，可是根据我的实际情况，母亲很快就以一种非正统的方式改变了她的想法。

在我们全家都搬到纽约之后，我的叔叔萨缪尔·维特考斯基，也就是弟弟赫尔曼的合伙人，从南卡罗莱纳州来到纽约办理采购事务。在和母亲谈论我们兄弟四人未来从事什么样的职业的时候，维特考斯基先生建议母亲带我去见福尔医生。当时的我是极为反感的，我又没有什么生理、心理问题，为什么要去看医生。但是维特考斯基先生说他是一名颅相师，我想他的办公室应该就在斯迪沃特商店的对面，至少不是什么医院诊所。后来，这个商店改名为约翰·瓦纳梅克商店。

我记得福尔医生是一位带着双片金眼镜的绅士，言谈举止温文儒雅，令人印象深刻。他非常仔细地看了我的头，然后又用手指抚过我双眉的上方，问道：“您打算让这个年轻人未来做什么，女士？”

“我在考虑让他成为一名医生。”母亲回答道。

“他一定会成为一名好医生的，”福尔医生附和道，顺便点点头，“但是我更建议您带他到做大事的地方，比如政治或者金融等领域。”后来母亲告诉我说，正是这次和颅相师的见面，她才决定不让我做一名医生的。

1889年，当我从纽约市立学院毕业后，前途一片迷茫，虽然我立即开始阅读医学书籍，想着为秋季进入医学院而做准备。实际上，心里还是觉得很不踏实，尤其是家里在提到关于我的前途未来的话题时，母亲总是会适时地提起那个颅相师说过的话。父亲睿智地看出，母亲这是为了促使我向商业事业方面发展做铺垫，他沉吟很久之后，只留下一句话：“孩子，不要做医生，除非你是真心喜欢救死扶伤这份工作。”

经不住母亲的一再规劝，我只好随她的意思，开始寻找工作。事实总是不能尽如人意，或者说这次求职的整个过程就是一个希望破灭的经历。就像大多数的大学生一样，我也是不愿意从最底层做起。我回应了很多“招聘启事”广告，最后都如石沉大海，即使我仍然期待着我的那些求职广告能够得到回应。最后，无奈之下，我将父亲的病人列了一份单子，以期能够在其中找到什么人，能够向他寻求一份职业。

我决定拜访的第一个人是著名的古根海姆家族的丹尼尔·古根海姆（Daniel Guggenheim）。当时的我虽然只有19岁，我还是比丹尼尔先生高出1英尺，这使我感到非常不自然。

丹尼尔先生微微笑了笑，笑得极为绅士得体，显然他也注意到我的尴尬。他的笑容让我恢复了一丝镇定，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丹尼尔先生告诉我，古根海姆家族计划进军采矿业和冶炼业，并且问我：“你想不想给古根海姆家族做矿石采购员？不过，工作的地点在墨西哥。”

即使母亲向来行事果断，却坚决不同意我去墨西哥。即便她总是不停地告诉我们兄弟四人，男孩子要胸怀大志、心存高远，内心里还是希望我们四人能够留在国内，甚至是留在她的身边。

她一直在考虑着我们能不能住在离她很近的地方。有一天，我和母亲沿着第五大道往前走，她指着威廉·惠特尼（William C．Whitney）公馆，就在五十七大街的角上，说道：“将来的哪一天，你也会住到那样的房子里。”在很多年之后，当我告诉她，我已经在八十六大街和第五大道交界处的角上置下了一处房产时，她又想起了这次谈话。

后来，我又尝试着找到父亲的另一位病人查尔斯·泰特姆，他是在位于巴克莱大街86号的惠特尔-泰特姆公司（Whitall ＆ Tatum Company）工作。他们公司主要是向药剂师提供玻璃器皿的批发。泰特姆先生是基督教费城贵格会教徒。在我刚毕业那年的夏季或早秋，他雇用了我，让我做学徒。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我所得到的工资是周薪3美元。

有一天，泰特姆先生突然叫我到“摩根先生的事务所”去取一些证券。“摩根先生事务所”是德雷克塞尔-摩根公司的银行业务商号。我走进那幢属于华尔街最老的楼房之一的老楼——就是现在矗立着的宏伟的摩根大厦，没有被工作人员耽搁，更没有办理任何正式手续，就被工作人员带到了摩根先生面前。

现在我已经想不起来摩根先生是否和我说过什么，也许是说过什么却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只记得我当时非常仔细地瞅了瞅他那非常有名的鼻子和黄褐色的眼睛。这为他增添了一丝人格魅力，使他显得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那个时候的我对拳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花时间练习了一段时间，在我头脑里闪现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摩根先生在拳击台上会是一位怎样了不起的人物。然后，我又想到，如果现在面前有一匹高头大马，那么摩根先生跨在马上，会和查理曼大帝多么相像，手执战斧，就像这位法兰克帝国的国王一样。

如果说与摩根先生的令人难忘的会面激励了我进入华尔街，这将是一个非常好的励志文学素材。然而，真正引我进入华尔街的，并不是什么激励人心的故事里所描绘的那种场景，实际上是因为我光顾了一家赌场——一个叫作“赌博地狱”的地方，大多数品行端正的人都是这么称呼这种地方的。

我们居住的城市夏天总是非常炎热，每当蝉鸣响起，夏日降临，父母就会带上我们去新泽西州的朗布兰奇度假消暑。朗布兰奇是美国最负盛名的划船、钓鱼、游泳和赌博的度假胜地之一，最重要的是，气候很清爽。

父亲就在西端宾馆做宾馆内的专职医生，宾馆给他配置了一个套房，是两个房间的，正好一间作为办公室，另一间是卧室。星期一到星期五我在城里做学徒，只能强忍住对与家人见面的期待，周末的时候就会和哈迪一起去朗布兰奇和父母度过周末。我们一般在星期六的下午出发，朗布兰奇离我们那里很近，没多久就到了。晚上我们两个就睡在父亲的办公室里，那里有一个折叠床是专门为我和哈迪准备的。

新泽西的小银盘有一家寄宿屋，是当地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经营的，他叫迪克·伯登大叔。因为寄宿屋临近快乐湾，住在迪克大叔这里的人可以在快乐湾赛帆船，这是一项非常带劲的户外运动。偶尔，我会在寄宿屋借宿一夜。

至今，我还记得我驾着迪克大叔的小帆船——他的宝贝“艾玛B”号绕过普莱斯码头，穿过什鲁斯伯里河。我就穿着平时经常穿的帆船服——一条帆布裤子，不穿衬衫、鞋子，也不戴帽子，肆意地享受轻松自在。我熟练地操控舵柄和主帆索，尽可能地擦过堤岸，来显示我高超的驾驶技术。就在这个时候，我听到一位女士的说话声，声音甜美动人。我抬起头，四处寻找这个美妙的声音。其实很好找，就在码头上，非常明显的地方，站着一个光彩夺目的大美人，她的身边是著名的运动员弗雷德·杰布哈特（Freddie Gebhardt），两个人的关系想必有些暧昧。那个大美人正在试图逗弗雷德开心，环顾四周找了一遍，就开始对我的外表评头论足，还说得头头是道。各种词汇都落在我的身上，说实话我听了之后不太愉快，所以后面的也就没有再怎么仔细关注了，这里就不再说了。

虽然古话总说谦逊是美德，但是那时我还是很感谢大美人的评价的——即使现在我回想起来也会这么觉得，当时我过于专注地听美丽女士的评价，就一时疏忽放松了对帆船的驾驶。突然袭来一阵狂风，正好打在我的帆上。其他帆船的人粗哑着嗓子朝我高声叫骂，这时我才回过神来，我迅速放下主帆索，让险情缓解下来。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什么心情卖弄技术了，小心平稳地返航。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心神不宁心乱如麻，一直想着那位美丽的女士赞美我的话。后来，我才得知那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女士正是著名演员莉莉·兰特里（Lillie Langtry）。

我回到迪克大叔的寄宿屋后，为了省下50美分作为赌注，就步行将近3英里到蒙茅斯，赌完马再走回来。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算不上什么。为了“脊背”特尼、汉诺威、矫正这些正名动天下的骏马，就是再走3英里，也没有问题。当时，杰出的马主有很多，他们有很好的马厩，最闻名的还是奥古斯特·贝尔蒙、弗雷德·杰布哈特和劳瑞拉家族。而卓威亚斯家族算得上是给这些人的马下注最大的人。我现在仍然记得的赛马骑师就有墨菲和麦克拉弗林，当然少不了加里森，那个因“最后出人意料地获胜”（the“Garrison”finish）而闻名的加里森。朗布兰奇这个地方有很多赌场，成为度假娱乐的天堂。靠近父亲工作的西端宾馆的是费尔·达利开的赌场。我不会在他的那个赌场里赌，不是因为靠近父母的住处，而是那里的赌资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有点贵，那里的一枚筹码最少都要1美元，我还是囊中羞涩的。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去那里闲逛，看别人玩。那里很是热闹，有赛马赌注登记的人、沿街兜售的小贩、运动员、经纪人、商人、银行家等等，但是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这里全是男人，没有一个女人。当然，还有一个专门为那些有身份的人士准备的包间，他们不希望被人看到公开赌博。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津津有味地观看轮盘赌和法罗牌。突然一个非常有名的赌徒朝我走过来，他叫帕特·西迪。他拍拍我的肩膀对我说：“小伙子，我有话想对你说说。”他示意我到外面的游廊上说话，我跟随他走出赌场，“年轻人，我注意到你一直在这里吊儿郎当地瞎逛很久了，听听我这个精通此道的人的一句劝告，不要再到这种地方来了。前几天的晚上，我突然闹肚子疼，就是你父亲给我看的病。他看起来品格不错，我也看到了你的母亲，她为人温柔敦厚。你的父母一看就是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要是你不远离赌场，就一定会让他们伤心的，而且你也不会从这里得到任何的好处。”

但是，帕克·西迪的劝告没有打动我一丝一毫，我仍然流连在各个赌场里。又过了几个晚上，狄克·邦索尔（和我年龄相仿，是一个富家子弟，父母很富有，在花钱方面向来慷慨大方）建议我们到另一个赌场去玩，也是达利家人的场子。不过，那个场子里的筹码只要50美分。我换了两三次筹码，坐在轮盘赌桌边观察，内心踌躇，不敢轻易下注，只是押颜色。不久，我就挣到2美元，感觉当时的运气还不错。突然间，整个屋子就安静下来，甚至可以用一片死寂来形容，就连那个转动轮盘的人也停下了手。

我一抬头，正好看见父亲站在门口。在朗布兰奇这个地方，父亲也算是小有名气，毕竟无论在何时何地医生总是受人尊敬的职业。可是当时的我，觉得非常羞愧，如果这个时候上帝听到我心里的呼唤，我希望地上会出现一道裂缝，好让我钻进去。

其实，我人生中第一次投下的注，就是父亲给我的钱。那是在赛马场，我和父亲正在看马，我告诉他我认为那匹叫作帕沙的马会赢，父亲默默地看了我一会，递给我2个美元的银币，只留下一句话——如果你觉得帕沙会赢，就坚持自己的选择判断。结果，我并没有在第一次的赌马中获得多大的成就感，帕沙的表现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好。

但是，在父亲眼中，给赛马下注和进赌场赌博是不一样的，有着本质的区别。他走到轮盘桌边，眼睛是平淡的，用极温和、极平静的语气和我说：“孩子，等你收拾好了就出来，我们回家。”

我马上就收拾好了，甚至是在父亲的前面先一步走出赌场。赌场外，哈迪正在那里等着我们。我一下子就不觉得羞愧了，甚至有一种被背叛的愤怒感油然而生。

“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压低声音问哈迪，就怕被父亲听到，“为什么父亲会来这里？”

哈迪解释说这事没他什么事，不是他告的状。是家里人叫我回家，哈迪只好说自己曾经在海边来来回回地叫我，打口哨找我，家里人担心我可能溺水了，父亲才出来找我的。

回到西端宾馆，我和哈迪默默地脱掉衣服准备睡觉。父亲并没有责备我，当我们都已经躺在折叠床上时，父亲才开口，语气依旧平和：“你想想，等你长到我这个年纪，你就会知道我为什么把儿子从赌场里叫回来了。”

父亲走后，我迷迷糊糊地就要睡着了，却因为床的下陷突然惊醒。我看见母亲就坐在折叠床边。她把我轻轻地揽在怀里，说了几句安慰我的话。闻着母亲身上的味道，我的心里却不平静。

那天夜里，我翻来覆去再也睡不着了。总是觉得自己给家里带来了莫大的耻辱，那个老赌徒的话总是在我的耳边响起。早上大约5点钟，我静静地穿好衣服，蹑手蹑脚地走出去，没有惊动哈迪。我走到火车站，在站边的一个小酒馆里和一些马车夫和马贩子一起吃了早餐，然后坐上最早那趟开往纽约的火车。看着车窗外的太阳冉冉升起，我的精神也随之振奋起来，我告诉自己，一个身体健康的19岁男孩是不会垂头丧气消沉很久的。

等我回到城里的时候，我已经忘了我离开朗布兰奇是为了逃避那件令人羞愧的事情，或者说是我刻意地遗忘。我去看了正在贝尔维优学院（Bellevue College）学医的表兄弟马科斯·海曼（Marcus Heyman），我发现他和几个年轻人，应该是他的同学，就像平常的星期天一样，准备打一天扑克来度过周末。我提出建议让他们去我家打，我家的房子正好空着。我愉快地加入其中。当我们正在地下室打牌时，马科斯随意地抬头看了一下门口，突然跳起来大叫：“天哪！是贝尔姨妈！”果然，是母亲缓慢地走下来。当母亲走进房间时，我们都已经穿好外套，收好扑克，不希望她看见我们正在打牌。鉴于前一天晚上发生的那件已经越轨的事情，我想母亲肯定是把我当作一个不可救药的赌徒，所以不管我了。我甚至不敢抬头看她，我怕从她的眼睛里看见失望和伤心。但是，她似乎没有看见什么，只是跑到我的身边，伸出双臂把我一把抱住。

“看见你真的很高兴！”她说，眼泪已经流进我的衣领里，“你是个敏感的孩子，我多么担心你会发生什么意外。”我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深深的羞愧，羞愧到无地自容，但是这让我更加爱我的母亲。接着，她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再来纽约的火车上，经人介绍，她认识了朱利乌斯·科恩（Julius A．Kohn），他是个退休的服装商人，现在在华尔街经营一家公司。他告诉母亲，他一直在寻找一个能吃苦耐劳的小伙子，愿意从最底层干起，并且愿意接受正规的银行业务的培训。就像在法兰克福接受培训的年轻人一样。他想找的人必须是一个思想严谨认真、工作刻苦努力、为人诚实守信、值得信赖的人，而且他着重强调，这个人绝对不能有“不良习惯”。

母亲很高兴地告诉他，她认识一位符合他所有要求的年轻人。

“他是谁？”科恩先生急切地问道。

母亲完全没有想到我赌博的事情，就回答他：“我的儿子，伯纳德。”第二天，我如期拜访了科恩先生。他向我解释说，在欧洲，是不会向学徒支付报酬的，即使他干了很长的时间，因为他们本来就不值钱。所以，他也不准备支付我任何薪水，但是他会尽全力教导我做事情，做一个商人应该熟悉学会的事情。之后，我决定向惠特尔-泰特姆公司提出辞职。这就是我进入华尔街之前的经历。

我的新老板科恩先生是一位对学徒要求非常严格的人，但是这并不是说他刻薄，反而他为人非常友善。从一开始，我就发现这是份随时充满激情的工作，有很多的事情值得你去学习，而在惠特尔-泰特姆公司，只需要一成不变地做同一件事情就好，时间一长就会产生厌烦的情绪。除了一些常规的业务外，科恩先生还特别仔细地教导我套利交易的复杂过程和要注意的细节。打一个比方，同一只证券，同一天在不同的地方报价就可能有一定的差异，在纽约、布恩斯伯勒、波士顿、阿姆斯特丹和伦敦等地就可能存在报价的差异。假如是在阿姆斯特丹买入、在波士顿卖出，或者在布恩斯伯勒买入、转手在纽约卖出，便可以赚到中间的差价，这就是套利收益。

尽管我是这个办公室的最新来的小职员，并且兼职跑腿，但是我仍然受到老板重视而被赋予了机会，我可以自己做以不同外币进行套利交易的计算。这是一项对头脑敏捷度、信息掌握度都有很高要求的工作，因为在对不同国家的货币计算时，哪怕是汇率出现一点点极小的差异，直接决定着这笔交易是否赚钱。通过实践，我已经培养出一种本能，能在接触数据的一瞬间就可以根据需要将一笔钱自由换算成荷兰盾、英镑、法郎、美元和马克等。后来的事情证明，这种能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凡尔赛和会期间是一种明显的优势，因为在这个时候的我不得不处理一些非常棘手的国际经济问题。

当然，我们公司也参与到新的铁路债券的买卖中。在铁路重组时，就会发放一些新的债券来替换老债券。这是一项风险投资，如果重组后的铁路资产收益表现得令人满意，那么新债券的售价就会比老债券高出很多。每当有新债券发行替代老债券时，也可以通过买入老债券卖出新债券来获得中间的利润。当然，如果重组没有正式通过，债券就会砸在手里，成为一堆废纸。所以说这是一项风险投资，算得上是富贵险中求了。

这样一来，即使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职员，我也亲眼看到并学习了套利交易、外汇买卖、资产重组以及投机交易。而我现在最喜欢看的东西就是记录这些交易的操作账簿。我发现我似乎对于这些交易有一种天生的学习天赋，可以无师自通。我不断地努力，直到后来我成为大西洋这边积极从事套利交易的主要交易人而享誉华尔街。

在我来到科恩先生身边工作不久之后，科恩先生就给我发工资了，周薪3美元。就在这年夏天，父亲决定去欧洲，他少年时就移居美国，这是35年来的第一次。赫尔曼叔叔、母亲和我们兄弟四人都到汉堡船务公司的哥伦比亚号上给父亲送行。赫尔曼叔叔一直都非常喜欢我，他就问父亲：“为什么不带上伯尼^[2]一起去，可以长长见识。”

父亲想了想，告诉我，只要我能够在船起航之前收拾好行李赶回来，就可以带我一起去欧洲。当时已经是深夜了，就连有轨电车也几乎不见踪影。似乎赶回家收拾行李再回来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可是我却很清楚地知道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机会，我还是及时赶上了船。我被安排在一个极狭小的船舱里，和3个古巴人在一起。恰巧的是，我们四个人都晕船，就一路晕到目的地。

前面已经介绍过在德国的祖父母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我和父亲只是到什未森他们家里看望他们之后，就转战到柏林。关于这座城市，除了作为德国首都所带来的贸易繁荣，留给我最深印象的就是勃兰登堡石山和随处可见的德国军官。

父亲一直都对德国的军事精神感到深深的厌恶，而这种感情也或多或少地影响到我。看到那些身穿笔挺的制服的军官趾高气扬、耀武扬威的做派，我就心生恼火。因为在那个时候我对拳击特别感兴趣，而且练得也还不错，甚至我觉得我可以和任何一个军官一较高低。我只记得我当时和父亲说了一句话，大概是说如果哪个军官敢对我放肆，我就给他一拳。父亲劝我说：“那样做不值得，太傻了。”

因为我并没有时间向科恩先生请假就出发去了欧洲，母亲就向他解释了一下我的不辞而别。当我回到纽约后，他就把我叫回公司，态度也很温和，但是我在那却没有干多长时间。其实，自从我从欧洲回来后，我的心就像是长了草似的无法安定下来，总想着出去闯荡闯荡。最后，我和迪克·莱登决定选择去科罗拉多的金矿，打算在那里发笔大财。本来以为母亲可能会阻挠我去，结果她却没有反对。

坐长途汽车坐了很久，久到觉得自己看见了一遍太阳的升起和降落，我们才到了丹佛，然后在驿站换乘马车继续赶路到普尔克里克。普尔克里克是一个比较大的采矿的集镇，算得上是幅员辽阔。这里有小酒馆和舞厅，当然还有我最关心的赌场，这里都是廉价赌场，当地人并不富裕，廉价赌场是非常受欢迎的。我们暂时就住在镇上最好的宾馆里，叫作皇宫宾馆。我们被安排住在一个摆满了折叠床的大房间里。我们到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只好从那些已经熟睡的人身上跨过去，才找到我们预订的位置。

在这个镇上流传着各种版本的快速发财、一夜致富的故事，这证明我们的眼光独到，并没有选错地方。我记得，有个故事是说一个含矿量非常丰富的矿就属于一个曾经是木匠的人。当然，流传最广的还是艾弗林·沃尔什·麦克利安的父亲汤姆·沃尔什的发迹经历。后来，我到华盛顿出任公职时认识的一位好友就是拥有“希望之钻”的麦克利安。

经过不断地筛选，我决定把“资本”投资在一只股票上，当时那只股票叫作“旧金山矿”。这是我有生以来买的第一只股票，值得纪念。投资完股票之后，我和迪克剩下的钱就不多了，继续住在皇宫宾馆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我们就换住到寄宿屋里。我还把从纽约带来的西装收起来，到一个与旧金山矿毗邻的矿井做挖石工来补贴生活。

挖石工是矿里最累、最不需要技能的纯体力工种。我们只要跟在爆破组身后，把已经炸碎炸松的矿石聚拢成堆就可以，然后再把矿石运上能够直达地面的篮子和矿车里，非常简单。让我觉得丢脸的是，在我干这个活没多久，就有一个高大健壮的矿工戏弄我。当时我就在心里琢磨着：用最男人的方式解决，我们迟早要打一架，打架的时候我就先发制人。可是，我的忍耐力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好，在他再次惹恼我之前，我就先揍了他，就像是我预想的那样，我跳起来使尽浑身力气给了他一记重拳，把他打翻在地。之后他再也没有找我的麻烦，当然其他人就更没有了。

莱登就和我一起工作，我们上的是白天的班，这样我们就有时间在晚上去光顾那些能给我们带来机会的地方。我更偏爱与皇宫宾馆联营的那一家赌场，那算得上是镇上最高级、最雅致的场所了。我和莱登每天晚上都会去赌牌、赌轮盘，输赢并不大，反而总是把我们挣的钱也搭进去。

我是一个善于观察的人，我就对各种轮盘布局、如何操作进行了一番研究。之后，我认定轮盘应该是被人做了手脚，可以操控结果。比如说当赌注很大的时候，轮盘总是会在对赌场有利的一面停下。所以我开始下小些的赌注，不管押大注的人是多么的疯狂，我都反其道而行。这样子，一晚上下来，我反而能赢到几美元。

当时，我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稳定、可靠的收入来源，可以不用再去矿场卖苦力。这时，赌场的老板却把我叫到一边，告诉我以后不要再来这里了，这里不再需要我的惠顾。

然而，在这段时间，我在矿场的工作却受到提拔，我升职到爆破组。干活的时候，我不用再辛苦地搬运石头，只要握住钻头，另一个人拿着把铁锤敲击钻头就可以了。这份活儿比干挖石工容易，主要是不累。不过，我最大的兴趣却是旁边那个我投资的旧金山矿。

我逮到几次和那些在旧金山矿井干活的工人聊天的机会，我们聊了很长时间，不久之后，我可以确定我买的那只股票并没有我所预期的那么好。当时转卖给我的那个人巧舌如簧，夸张地预测这只股票的发展前景会有多么辉煌，投资它最终会被证明是最正确不过的。因此，在这里我得到了人生中第一个关于赚钱方面的教训——试图通过采矿这件事来发家致富的人，扔进地下的钱要远远多于从地下挖上来的钱。

这个时候，我才感觉到了纽约的好，甚至怀念起了我在纽约生活时的安逸，我的伙伴迪克·莱登也有相同的感受。在普尔克里克，我们受到了些许挫折，令我们几乎记不得当初的雄心壮志了。但最后，我们决定放弃这里的一切，回到家庭的怀抱。而我，又重新登上到华尔街这艘载浮载沉的大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