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文选》对后世的影响

《文选》对后世的影响十分深远。在萧统《文选》编成后不久，隋代萧该著有《文选音义》，萧该何许人也？《隋书·何妥传》云：“兰陵萧该者，鄱阳王恢之孙也。少封攸侯。梁荆州陷，与何妥同至长安。性笃学，《诗》、《书》、《春秋》、《礼记》并通大义；尤精《汉书》，甚为贵游所礼。开皇初，赐爵山阴悬公，拜国子博士。奉诏书与何妥正定经史；然各执己见，递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谴而罢之。该撰《汉书》及《文选》音义，咸为当时所贵。”按鄱阳王萧恢乃梁武帝之弟，该即萧统之侄，萧该是最早研究《文选》的人。

唐代治《文选》学者，以曹宪最先。刘肃云：“江淮间，为《文选》学者起自江都曹宪。贞观初，扬州长史李袭誉荐之，征为弘文馆学士。宪以年老不起，遣使就拜朝散大夫，赐帛三百匹。宪以仕隋为秘书，学徒数百人，公卿亦多从之学。撰《文选音义》十卷。年百余岁乃卒。其后句容许淹，江夏李善、公孙罗，相继以《文选》教授。开元中，中书令萧嵩以《文选》是先代旧业，欲注释之，奏请左补阙王智明、金吾卫佐李玄成、进士陈居等注《文选》。先是，东宫卫佐冯光震入院校《文选》，兼复注释，解‘蹲鸱’云：‘今之芋子，即是著毛萝卜。’院中学士向挺之，萧嵩抚掌大笑。智明等学术非深，素无修撰之艺，其后或迁，功竟不就。”（《大唐新语》卷九《著述》）关于“《文选》学”，这是最早的记载。曹宪，据阮元的推算，大约生于梁代大同年间（535—545）（《揅经室二集》卷二《扬州隋文选楼记》），隋时为秘书学士，唐太宗时拜朝散大夫，卒于贞观中，年一百五岁。著有《文选音义》等。其后，弟子许淹、李善、公孙罗、魏模（据《新唐书·儒学传》增），相继以《文选》教授，于是其学大兴于唐代。许淹著有《文选音》十卷，已佚。李善著有《文选注》六十卷，今存。另有《文选辨惑》十卷，已佚。公孙罗著有《文选注》六十卷，《文选音》十卷，已佚，但是，尚可于唐写残本《文选集注》中窥其佚文。魏模及其子景倩仅以《文选》传授，并无著作。应当指出，李善注《文选》，蜚声学林，乃选学之瑰宝。

唐玄宗开元年间，工部尚书吕延祚集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五人注《文选》，名曰《五臣注》。此注不如李善注，但是，“其疏通文意，亦间有可采”（《四库全书总目·六臣注文选提要》）。此后，冯光震，萧嵩先后奏请改注《文选》，未成。

敦煌唐写本《文选》残卷

唐写本《文选集注》残卷引有李善注、五臣注、公孙罗注，还有陆善经注。陆善经，天宝中为国子司业，其《文选注》不传，乃未完成之作。以上是唐代学者研究《文选》的情况。至于唐代士子学习《文选》的情况就更为普遍。《新唐书·萧至忠传》云：“（至忠）尝出公主第，遇宋璟，璟戏曰：‘非所望于萧傅。’至忠曰：‘善乎宋生之言。’”宋璟引用的“非所”句，出自潘岳的《西征赋》，萧至忠引用的“善乎”句，出自潘岳的《秋兴赋》。只是引用时将“玉”改为“生”。随口引用《文选》中的句子，说明当时士子对《文选》的熟悉。《全唐诗话·韦蟾》云：“蟾廉问鄂州，罢，宾僚祖饯，蟾曾书《文选》句云：‘悲莫悲兮生别离’，‘登山临水送将归’，以笺毫授宾从，请续其句，逡巡，有妓泫然起曰：‘某不才，不敢染翰，欲口占两句。’韦大惊异，令随念，云：‘武昌无限新栽柳，不见杨花朴面飞。’坐客无不嘉叹。”（卷四）在饯别的宴会上，韦蟾即席书写《文选》中的句子（前句见屈原《九歌·少司命》；后句见宋玉《九辩》），说明他平时熟读《文选》。李审言《媿生丛录》云：“刘知幾《史通》，体拟《文心雕龙》……又熟精《文选》，或用其成句，或隐括其语。”（卷二）这是说，刘知幾《史通》在语言运用上受到《文选》的影响。陆龟蒙《袭美先辈以龟蒙所献五百言，既蒙见和，复示荣唱，至于千字，再抒鄙怀，用申酬谢》诗云：“因知昭明前，剖石呈清琪，又嗟昭明后，败叶埋芳蕤。”慨叹萧统《文选》无有继者。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大诗人李白、杜甫，大散文家韩愈都受到《文选》的不同影响。《酉阳杂俎·语资》云：“（李）白前后三拟词选（《文选》），不如意，悉焚之。唯留《恨》、《别》赋。”（卷十二）李白认为：“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虽然鄙薄六朝文学，可是却模拟《文选》写作，说明他对《文选》还是重视的。杜甫《宗武生日》诗云：“熟精《文选》理。”《水阁朝霁奉简严云安》诗云：“续儿诵《文选》。”可见杜甫对《文选》之精熟。李详有《杜诗证选》，足以证明集大成之诗人杜甫深受《文选》之影响。韩愈是古文家，似不重《文选》，但是，据《重刻东雅堂韩昌黎集·秋怀诗》引樊汝霖注云：“唐人最重《文选》学，公以六经之文为诸儒唱，《文选》弗论也。独于《李郱墓志》曰：‘能暗记《论语》、《尚书》、《毛诗》、《左氏》、《文选》。’而公诗如‘自许连城价’，‘傍砌看红药’，‘眼穿长讶双鱼断’之句，皆取诸《文选》，故此诗往往有其体。”（卷一）韩愈虽然不论《文选》，但也无法掩盖《文选》对他的影响。李详《韩诗证选》，便是有力的证据。有的人，如唐武宗时的宰相李德裕，曾对武宗说：“臣祖天宝末以仕进无他岐，勉强随计，一举登第。自后家不置《文选》，盖恶其不根艺实。”（《新唐书·选举志上》）这是借以说明自己不同凡俗。其实，这样的事例正从反面说明当时士子家置《文选》之众。唐代民间文学作品《秋胡变文》写到秋胡外出游学，随身携带了十部书，即《孝经》、《论语》、《尚书》、《左传》、《公羊》、《穀梁》、《毛诗》、《礼记》、《庄子》、《文选》。秋胡对《文选》的重视，反映了当时士子的普遍情况。民间如此，官方亦复如此。《旧唐书·吐蕃传》载，开元十八年，“时吐蕃使秦云：‘公主请《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制令秘书省写与之。”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不仅金城公主重视《文选》，而且《文选》在当时的地位几与儒家经书并列。无怪乎李善在《上〈文选注〉表》上说：“撰斯一集，名曰《文选》，后进英髦，咸资准的。”

五代时，《文选》继续在社会上流传，仍然为读书人所重视。郑文宝《南唐近事》云：“后主壬申张佖知贡举，试：‘天鸡弄和风’。佖但以《文选》中诗句为题。未尝详究。有进士白云：‘《尔雅》螒天鸡，天鸡，未知孰是？佖大惊，不能对。亟取《尔雅》检之，一在《释虫》，一在《释鸟》，果有二，因自失。”南唐后主时，张佖知贡举，以《文选》诗句为试题取士。可以想象《文选》一书对士子仕途之影响。“天鸡弄和风”句，见《文选》卷二十二谢灵运《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诗。李善注：“《尔雅》曰：‘，天鸡。’”陶岳《五代史补》曰：“《毋昭裔贫贱时，尝借《文选》于交游间，其人有难色。发愿异日若贵，当版以镂之，遗学者。后仕蜀为宰相，遂践其言刊之。吴任臣《十国春秋后蜀毋昭裔传》曰：‘又令门人勾中正、孙逢吉书《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刻板行之。’”这是历史上关于《文选》刻本最早的记载。《宋史·毋守素传》云：“昭裔性好藏书，在成都令门人勾中正、孙逢吉书《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镂板，守素赍至中朝，行于世。大中祥符九年，子克勤上板，补三班奉职。”毋昭裔历任后蜀御史中丞、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太子太师等职。《文选》镂板，行世，大约是在后蜀孟昶广政年间（938—965）。据焦竑《笔乘》记载，后蜀归宋以后，“其书遍于海内”。可惜早已散失，我们再也见不到了。虽然如此，五代时有《文选》刻本出现，并且“行于世”，宋初时，“其书遍于海内”，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现象。

宋初《文选》流传甚广。陆游说：“国初尚《文选》，当时文人专意此书，故草必称‘王孙’，梅必称‘驿使’，月必称‘望舒’，山水必称‘清晖’。至庆历后，恶其陈腐，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时，士子至为之语曰：“《文选》烂，秀才半。’”（《老学庵笔记》卷八）四库馆臣谓“驿使寄梅出陆凯诗，昭明所录，实无此作，亦记忆之疏”（《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一，《老学庵笔记》提要）。斯乃小事，无关紧要。值得注意的是“《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它说明《文选》的广泛流传与当时的科举制度有关。王应麟说：“李善精于《文选》，为注解，因以讲授，谓之《文选》学，少陵有诗云：‘续儿诵《文选》。’又训其子：‘熟精《文选》理。’盖《选》学自成一家。江南进士试‘天鸡弄和风’诗。以《尔雅》天鸡有二，问之主司，其精如此。故曰：‘《文选》烂，秀才半。’熙、丰之后，士穿凿谈经，而《选》学废矣。”（《困学纪闻》卷十七）这里说的李善精于《文选》，杜甫熟悉《文选》，江南进士考《文选》中的诗句和“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上文已经述及。而指出宋神宗熙宁（1068—1077）元丰（1078—1085）以后，选学荒废。这一情况，值得我们注意。其原因何在？王氏没有交待。我们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况分析，此事大约与王安石变法有关。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二月，王安石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废除明经科，废除进士科的诗赋考试。进士科的考生可在《诗》、《书》、《易》、《周礼》、《礼记》中选治一经，兼治《论语》、《孟子》。考试时，主要考试经书大义，并殿试策论。宋王朝的文武百官大都从科举而来，科举既然进行了改革，士子适应这一要求，自然也得变了。科举有诗赋考试，《文选》是必读的。科举取消了诗赋考试，《文选》就似乎可以不读了，或者不必熟读了。科举中的诗赋考试是对《文选》的学习有影响，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常常因人而异。例如，在熙宁以前，与王安石先后同时的宋祁，就十分喜读《文选》。他的小名叫选哥，“自言手钞《文选》三过矣”（阎若璩《困学纪闻勘本》卷十七翁注引），而与王安石同时的司马光就不重视《文选》的学习。他主编的《资治通鉴》记载萧至忠出太平公主之门事云：“至忠素有雅望，尝自公主第门出，遇宋璟，璟曰：‘非所望于萧君也。’至忠笑曰：‘善乎宋生之言！’”（卷二一。）将《新唐书·萧至忠传》中的“非所望于萧傅”改为“非所望于萧君也”，便是不知此句出自潘岳的《西征赋》。但是，一般地说，学习写作诗赋的人，仍不可不读《文选》。《瑶溪集》云：“子美教其子曰：‘熟兹《文选》理。’《文选》之尚，不爱奇乎！今人不为诗则已，苟为诗，则《文选》不可不熟也。《文选》是文章祖宗，自两汉而下，至魏、晋、宋、齐，精者斯采，萃而成编，则为文章者，焉得不尚《文选》也。”（《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九引）《雪浪斋日记》云：“昔人有言：‘《文选》烂，秀才半。’正为《文选》中事多，可作本领尔。余谓欲知文章之要，当熟看《文选》，盖《选》中自三代涉战国、秦、汉、晋、魏、六朝以来文字皆有，在古则浑厚，在近则华丽也。”（《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引）这里认为要作诗，“欲知文章之要”，不可不熟读《文选》。这可能是代表宋代士子的通常的看法。而在封建社会中，写好诗文往往是步上仕途的敲门砖，因此，《文选》常常成了士子必读之书了。宋代有关《文选》的著作，如苏易简的《文选菁英》、《文选双字类要》，刘攽的《文选类林》，周明辨的《文选汇聚》、《文选类汇》，王若的《选腴》，曾发的《选注摘遗》，黄简的《文选韵粹》等，都是为适应学习诗文写作的需要而产生的。

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到苏轼。

《文选》是一部重要的诗文总集，作为文学家的苏轼是不能不读的。他说：“李善注《文选》，本末详备，极可喜。五臣真俚儒之荒陋者也，而世以为胜善，亦谬矣，谢瞻《张子房诗》云：‘苛慝暴二殇。’此礼所谓上中下殇，言暴秦无道，戮及孥稚也。而乃引苛政猛于虎，吾父吾子吾夫皆死于是，谓夫与父为殇，此非俚儒之荒陋者乎？诸如此者甚多，不足言，故不言。”（《书谢瞻诗》）这说明苏轼阅读《文选》是认真的，对李善注和五臣注的批评大都是正确的，但也难免有错，如误注“三殇”，乃是李善，他错怪了五臣。当然，这只是偶然的疏忽。苏轼对《文选》的评价并不高。他说：“梁萧统集《文选》，世以为工，以轼观之，拙于文而陋于识，莫统若也。宋玉赋高唐神女，其初略陈所梦之因，如子虚亡是公等，皆赋矣，而统谓之叙，此与儿童之见何异。李陵、苏武赠别长安，而诗有江汉之语；及陵与武书，词句儇浅，正齐梁小儿所拟作，决非西汉文，而统不悟。刘子玄独知之。”（《答刘沔书》）这里的批评有对的，也有不对的。如说宋玉《高唐赋》、《神女赋》的开头，和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开头说的子虚、亡是公一样，都是赋的本文，萧统以为是序，是弄错了。这个批评是对的。但是说“此与儿童之见何异”，未免贬之过甚。至于李陵和苏武的诗，是后人伪托之作，这是今人一致的看法。而在梁以前却不是这样。颜延之说：“李陵众作，总杂不类，元是假托，非尽陵制。至其善篇，有足悲者。”（《庭诰》，《太平御览》五百六十六引）这是说，李陵诗是假托的，又说，“非尽陵制”。即认为其中有李陵的作品，语意比较含糊。刘勰说：“李武爱文，柏梁列韵。严、马之徒，属辞无方。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文心雕龙·明诗》）这是对李陵诗表示怀疑，钟嵘说：“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诗品序》）又评李陵诗云：“其源出于《楚辞》。文多凄怆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谐，声颓身丧。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这是肯定李陵有五言诗，并结合李陵的身世和不幸遭遇对其五言诗作了很高的评价。萧子显说：“少卿离辞，五言才骨，难与争鹜。”（《南齐书·文学传论》）这里也是肯定有李陵的五言诗，评价极高。又江淹《杂体诗》有拟《李都尉从军》一首。从以上所引各家的论述，可知梁代以前无一人完全否定李陵诗，最多只是表示怀疑，而大多数人是肯定的。因此，萧统将李陵诗选入《文选》也并没有错。况且，李陵诗和《古诗十九首》一样，都是当时的佳作。再说，苏轼批评李陵诗“儇浅”，显然不对头。说它是“齐梁小儿所拟作”，更是错误的。既然出自齐梁，宋代的颜延之如何说起，虽然苏轼对《文选》的评论，不乏真知灼见，但是不无可议之处。因为苏轼的评论是很有影响，所以，我们不能不着重地提一提。

在北宋时，有一个重要的情况，就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这对《文选》的传播起了重大的作用。《文选》于宋代，刻本颇多，其中主要的有：

①《文选李善注》六十卷，南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尤袤刊本。

②《五臣注文选》三十卷，宋杭州开笺纸马铺钟家刻本。宋绍兴辛巳建阳崇化书坊陈八郎宅刊本。

③《六臣注文选》六十卷，南宋绍兴二十八年明州刻本。此本五臣注在前，李善注在后。

④《六臣注文选》六十卷，南宋赣州学刊本。此本李善注在前，五臣注在后。

这些刻本的广泛流传，对《文选》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

金元二代，选学衰落。而当时士子对《文选》的学习还是在继续。金代诗人赵秉文说：“为诗当师《三百篇》、《离骚》、《文选》、《古诗十九首》，下及李杜。……尽得诸人所长，然后卓然自成一家。”（《闲闲老人滏水集·答李天英书》）元代诗人杨载说：“取材于《选》，效法于唐。”马伯庸说：“枕藉《骚》、《选》，死生李杜。”（王士禛等著《诗问》卷三引）可见《文选》仍是士子学习写作诗文必读之书。赵、杨等人的看法可能代表当时社会上的一般看法。至于《文选》专书，经查阅清倪灿撰、卢文弨补之《补辽金元艺文志》、清金门诏之《补三史艺文志》。清钱大昕之《补元史艺文志》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书，金代未见，元代有方回《文选颜谢鲍诗评》四卷、刘履《风雅翼》十四卷，虞集、邵庵《文选心诀》一卷。方回《文选颜谢鲍诗评》评论《文选》中颜延之、鲍照、谢灵运、谢惠连、谢朓的诗，间有考证。其评论、考证皆有可取之处。刘履《风雅翼》中有《选诗补注》八卷、《选诗补遗》二卷、《选诗续编》四卷，其诠释、评论较为详赡。以上二书对后世选学之研究有一定的影响。此外，要提到的是元代陈绎曾的《诗谱》。此书所论多与《文选》有关。陈绎曾说“凡读《文选》诗，分三节，东都以上主情，建安以下主意，三谢以下主辞。齐梁诸家，五言未成律体，七言乃多古制，韵度独出盛唐人上一等，但理不胜情，气不胜辞耳。所论颇有精义，惟说“齐梁诸家，五言未成律体，七言乃多古制，韵度独出盛唐人上一等”，使人难以理解，亦难以接受。

《四部丛刊》影印南宋《六臣注文选》

明代工商业发达，雕版印刷事业更为进步。当时《文选》刻本较多，流传自然也较广泛。《文选》流传的原因，像前代一样，大都是学习写作诗文的需要。杨升庵说：“‘芙蓉不及美人妆，水殿风来珠翠香。却恨含情掩秋扇，空悬明月待君王。’司马相如《长门赋》：‘悬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于同房。’此用其语，如李光弼将郭子仪之师，精神十倍矣。作诗者其可不熟《文选》乎？”（《升庵诗话》卷二《王昌龄〈长信秋词〉》）正是指出了这一点，明代学人对《文选》是比较重视的。《杨升庵文集》论《文选》达五十条之多（见孙志祖《文选理学权舆补》）杨氏指出：“李太白终始学《选》诗。杜子美好者亦多是效《选》诗。”（《升庵诗话》卷十三《学选诗》）虽然过甚其词，却也有一定的道理。胡应麟说：“六代选诗者，昭明《文选》、孝穆《玉台》。评诗者，刘勰《雕龙》、钟嵘《诗品》。刘、钟藻骘，妙有精理，而制作不传。孝穆词人，然《玉台》但辑闺房一体，靡所事选。独昭明鉴裁著述，咸有可观。至其学业洪深，行义笃至，殊非文士所及。自唐以前，名篇杰什，率赖此书。功德词林，故自匪浅，宋人至以五臣匹之，何其忍也。”（《诗薮·外编》卷二）这里对萧统的学问、品德和《文选》都作了较高的评价。似代表了当时一些士子的观点。但是，由于明代士子大都崇尚空谈，不务实学，常常流于空疏。所以，明代有关《文选》的著作有价值的极少。根据《明史·艺文志》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著录，明代有关《文选》的著作，有十余种。其中如张凤翼的《文选纂注》、林兆珂的《选诗约注》、陈与郊的《文选章句》等，诠释《文选》。虽较简约，罕有灼见。邹思明的《文选尤》、闵齐华的《文选瀹注》、凌濛初的《合评文选》等，或注或评，亦少新意。凌迪知的《文选锦字》，供习作诗文者饤饾浮藻之用，不足道也。至于那些《广文选》、《续文选》之类著作，诚如骆鸿凯先生所说“凫胫虽短，续之则忧”（《文选学》八十六页），更是不必多说了。

清代文选学有了重大的发展。在选学史上，清代是唐代以后又一个光辉的时代。此时像唐、宋、元、明一样，学习写作诗文的士子大都要学习《文选》。清代朱庭珍说：“学诗须由上而下，自源及流，从古至今。入手尤须力争上游，先熟《三百篇》、《骚》、《选》古诗，以次并及唐、宋。”（《筱园诗话》卷四）梁章钜说：“读汉、魏、六朝诗者，以《昭明文选》为主，而参看王渔洋之《古诗选》，足矣。”（《退庵随笔·学诗二刀》）王芑孙说：“读赋必《文选》、《唐文粹》始。”（《读赋卮言·律赋》）诸如此类的观点都反映了当时社会上《文选》流传的情况。清代骈文兴盛，《文选》之风行自是不言而喻的事，就是古文家也要学习《文选》，如阳湖派古文家张惠言，编有《七十家赋钞》，康绍镛说他“少好《文选》辞赋”（《七十家赋钞序》），阳湖派的又一古文家李兆洛，编有《骈体文钞》，其序云：“少读《文选》，颇知步趋齐梁。”亦可知当时研习《文选》者之众多。无怪乎渔洋老人说：“彼（《文选》）其括综百家，驰骋千载，弥纶天地，缠络万品。撮道艺之英华，搜群言之隐赜。……”（《诗问》卷一）给《文选》以极高的评价。

《文选》在清代的影响是比较广泛而深入的。当时不仅一般士子学习《文选》，作家学习《文选》，不少学者也研究《文选》。因此，产生了一些《文选》学家。张之洞之《书目答问》附录《国（清）朝著述诸家姓名略》列有《文选》学家十五人。他说：“国（清）朝汉学、小学、骈文家皆深选学，此举其有论著校勘者。”这十五人是：

钱陆灿，字湘灵，号圆沙，江苏常熟人。有《文选》校本。

潘耒，字次耕，号稼堂，江苏吴江人。有《文选》校本。以上二种校本，孙志祖《文选考异》都有引用。孙志祖《文选考异序》云：“国朝潘稼堂及何义门两先生并尝雠校是书……又有圆沙阅本，不著题跋，而征引顾仲恭、冯钝吟评语居多。”

何焯，初字润千，后字屺瞻，晚字茶仙。人称义门先生，江苏长洲（今苏州市）人。《义门读书记》中有《文选》评论文字五卷。

陈景云，字少章，江苏吴县人。有《文选举正》六卷。无传本。胡克家《文选考异》时有引用。

余萧客，字仲林，号古农，江苏长洲（今苏州市）人。有《文选音义》八卷。《文选纪闻》三十卷。

汪师韩，字抒怀，号韩门，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有《文选理学权舆》八卷。

严长明，字冬友，一字道甫，江苏江宁人。有《文选声类》、《文选课读》。

孙志祖，字诒穀，号约斋，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有《文选考异》四卷、《文选李注补正》四卷、《文选理学权舆补》一卷。

叶树藩，字星衞，江苏长洲（今苏州市）人。有《文选补注》，见海录轩本《文选》。

彭兆荪，字湘涵，又字甘亭，江苏镇洋（今太仓）人。有《文选考异》十卷。

张云璈，字仲雅，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有《选学胶言》二十卷。

张惠言，字皋文，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其有关《文选》著作未详。有《七十家赋钞》六卷。

陈寿祺，字恭甫，号左海，晚号隐屏山人，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其有关《文选》著作未详。有《左海骈体文》二卷。

朱珔，字玉存，一字兰坡，安徽泾县人。有《文选集释》二十四卷。

薛传均，字子韵，江苏甘泉（今扬州市）人。有《文选古字通疏证》六卷。

李详不完全同意张之洞的看法，他说：“《书目答问》所列《文选》学家，如钱陆灿、潘耒、余萧客、严长明、叶树藩、陈寿祺，或诗文略摹选体，或涉猎仅窥一孔，未足名学，余为汰去之。而补入段懋堂、王怀祖、顾千里、阮文达，此四君子乃真治《文选》学者。若徐攀凤、梁章钜亦可袝食庑下也。”（《媿生丛录》卷六）李详是著名的《文选》学家，对《文选》有深湛之研究，其说可信。

段玉裁，字若膺，号懋堂，江苏金坛人。其考订《文选》文字，见其所著《说文解字注》和梁章钜《文选旁证》所引。

王念孙，字怀祖、号石臞，江苏高邮人。其考订《文选》，见于《读书杂志》、《广雅疏证》。

顾广圻，字千里，号涧蘋，江苏元和（今吴县）人。与彭兆荪合撰《文选考异》十卷。

阮元，字伯元，号芸台，谥文达，江苏仪征人。阮元是经学家，特重选学，见《揅经室集》。

徐攀凤，字桐巢，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有《选注规李》一卷、《选学纠何》一卷。

梁章钜，字闳中，一字茞林，晚号退庵，福建长乐人。有《文选旁证》四十六卷。

以上六人都是对《文选》有研究的学者，李详补入，理所当然。

清代研究《文选》学者众多，研究亦更为深入。于此亦可见《文选》之影响。

“五四”以后，选学衰落。其影响，亦大大缩小，除了少数读书人和研究者还在继续学习和钻研之外，绝大多数的读书人皆与《文选》无关了。近几年，《文选》之研究又有复兴的趋势。1988年和1992年先后于长春举行了《昭明文选》国际研讨会，1995年于郑州又举行了文选学国际研讨会。这些学术研讨会引起了中外学术界对文选学研究的重视，推动文选学的发展。文选学，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又受到了研究者的注意，学术刊物上有关《文选》的论文渐渐多了。可以预料，不久的将来，《文选》研究将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在人们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