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文选》与文学理论批评
萧统《文选》包含了丰富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思想。过去一些研究者只看到《文选序》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思想，而忽略了《文选》本身所体现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思想。这是很不够的。本文拟结合《文选序》，对《文选》本身所体现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思想作比较全面的论述。
《文选》是一部总集。总集大都具有两个特点：一、对收入的作品有所选择：二、区分文体。既对收入的作品有所选择，总集必须表现编者的文学观。对收入的作品区分文体，总集必然提出编者对文体分类的具体意见。这两个特点反映了总集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密切关系。《文选》正体现了这种关系。
方孝岳先生曾说：“挚虞的《流别》，既然已经失传，我们就以昭明太子的《文选》为编‘总集’的正式祖师。……凡是选录诗文的人，都算是批评家，何况《文选》一书，在总集一类中，真是所谓‘日月丽天，江河行地’。那末，他做书的目的，去取的标准，和所有分门别类的义例，它不是在我国文学批评家中，该占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么？”（《中国文学批评》，三联书店1986年版六十三页）方先生别具只眼，道出了《文选》的文学理论批评价值，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
《文选》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思想，就其要者言之，约有四端：
首先，《文选》体现了编者的文学发展观。《文选序》云：“式观元始，眇觌玄风，冬穴夏巢之时，茹毛饮血之世，世质民淳，斯文未作。逮夫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时义远矣哉！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改变，难可详悉。”“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也是文学发展的规律。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文学当然也不例外。以赋而论，先秦时期有屈原、宋玉和荀况之赋。屈、荀为辞赋之祖，对后世文学影响很大。《荀子》因系子书，荀赋《文选》未选。屈、宋之赋语言华美，《文选》入选甚多。
入选的屈原赋有《离骚》等十首，宋玉赋有《九辩》等十一首。不过屈原赋，《文选》归入“骚”体，宋玉之《九辩》、《招魂》亦列入“骚”体，大约齐梁人的文体分类如此，刘勰的《文心雕龙》有《辨骚》、《诠赋》两篇，便是明证。
汉代是赋史上的繁荣时期，出现了贾谊、枚乘、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班固、张衡、王延寿等赋家，他们被刘勰称为“辞赋之英杰”（《文心雕龙·诠赋》），《文选》选入了贾谊的《鵩鸟赋》、《吊屈原文》（《文选》归入“吊文”体）、枚乘的《七发》（《文选》归入“七”体）。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长门赋》，王褒的《洞箫赋》，扬雄的《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班固的《两都赋》、《幽通赋》，张衡的《两京赋》、《南都赋》、《思玄赋》。司马相如和扬雄的赋奠定了大赋的规模，成为大赋的典范。汉赋的主要特点是“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与先秦辞赋已有明显的不同。这是辞赋的新的发展。
魏晋赋已非汉赋面目。汉赋主要描写京城、宫殿、苑林、游猎，重在“体物”。魏晋赋的题材，叙事、说理、咏物、抒情，各体具备。篇幅大都短小，或抒发情感，或表现思想，或反映生活，或描写景物，都有较浓的抒情成分，更为感人。《文选》选入魏晋赋家的作品有王粲的《登楼赋》，曹植的《洛神赋》，何晏的《景福殿赋》，嵇康的《琴赋》，成公绥的《啸赋》，向秀的《思旧赋》，张华的《鹪鹩赋》，潘岳的《籍田赋》、《射雉赋》、《西征赋》、《秋兴赋》、《闲居赋》、《怀旧赋》、《寡妇赋》、《笙赋》，陆机的《叹逝赋》、《文赋》，左思的《三都赋》，木华的《海赋》，郭璞的《江赋》，孙绰的《天台山赋》和陶潜的《归去来辞》。所选辞赋，大都是佳作。其中如《登楼赋》、《洛神赋》、《文赋》、《三都赋》、《归去来辞》等皆为脍炙人口的名篇。从《文选》所选魏晋诸家赋作，已可清晰地看出魏晋辞赋的新变化。
南朝文学、骈俪之风日盛。辞赋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出现了“骈赋”，特别是在沈约等人提出四声八病说之后，辞赋更加注意骈偶、韵律和藻饰。《文选》选入谢惠连的《雪赋》，颜延之的《赭白马赋》，谢庄的《月赋》，鲍照的《芜城赋》、《舞鹤赋》，江淹的《恨赋》、《别赋》，多为小赋中的名篇。其词句之修炼，不同于汉赋，也不同于魏晋赋，又有了新的发展变化。
《文选》所选辞赋体现了历代辞赋的发展变化。我们从中亦可窥出，《文选》编者萧统的文学发展观。这种文学发展观，并不是萧统一人所独有的，而是当时的普遍看法。如刘勰、萧子显、颜延之等人都有类似的观点，可见是当时许多人的共识。
《文选》选录作家、作品，略古而详近。周秦收屈原、宋玉等五人，诗文二十四首。西汉收司马相如、扬雄等十八人，诗文五十二首。东汉收班固、张衡等十四人，诗文三十三首，加上无名氏古乐府三首，古诗十九首，合计五十五首。三国收曹植、阮籍等二十一人，诗文一百二十四首。晋代收陆机、潘岳等四十五人，诗文二百五十首。南朝宋、齐、梁收谢灵运、鲍照等二十七人，诗文二百四十四首。纵观《文选》所选作家作品，周秦最少，两汉较少，三国较多，两晋南朝最多。选录作家作品多寡，从数量上反映了《文选》略古详近的思想，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选》的文学发展观。
其次，《文选》提出了文体分类的具体主张。《文选序》云：“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骚人之文，自兹而作。……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颂者，所以游扬德业，褒赞成功。……次则箴兴于补阙，戒出于弼匡。论则析理精微，铭则序事清润。美终则诔发，图像则赞兴。又诏诰教令之流，表奏笺记之列，书誓符檄之品，吊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辞引序，碑碣志状，众制蜂起，源流间出。”这是论述《文选》的文体分类。这里的论述比较简略，且未能摆脱前人之窠臼。显然不如《文心雕龙》文体论精密、深邃。
《文选》的文体分类，根据通行的胡刻本《文选》，分为三十七体，即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策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清人胡克家《文选考异》卷八，在《移书让太常博士》条下云：“陈（景云）云题前脱‘移’字一行，是也。各本皆脱，又卷首子目亦然。”这是认为在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一文题前脱去“移”字一行。卷首的目录也是如此。也就是认为，《文选》的文体分类，还应加上“移”体，为三十八体。台湾学者游志诚氏《论〈文选〉之难体》（《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思想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二辑，文津出版社1993年出版）一文，根据南宋陈八郎本《五臣注文选》分体中有“难”体，认为《文选》当分为三十九体。刘永济的《十四朝文学要略》，在三十九体的基础上加上“策问”一体，认为分为四十体。我们认为，《文选》的文体分类，当以三十七体为是。因为确定《文选》分为多少体，应有版本依据，不能想当然。我们认为《文选》分为三十七体，是根据南宋尤刻本《李善注文选》、明州本《六臣注文选》、赣州本《六臣注文选》等，证据充足，毋庸置疑。
我们认为，研究《文选》的文体分类，应与《文心雕龙》的文体论结合起来。因为《文心雕龙》文体论各篇“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序志》），对各种文体作了系统的论述。这些论述，对理解《文选》之各种文体很有帮助。所以前人大都认为学习《文选》，应参考《文心雕龙》。清代孙梅说：“彦和则探幽索隐，穷形尽状。五十篇之内，历代之精华备矣。其时昭明太子纂辑《文选》，为词宗标准。彦和此书，实总括大凡，妙抉其心；二书宜相辅而行者也。”（《四六丛话》卷三十一）黄侃也说：“读《文选》者，必须于《文心雕龙》所说能信受奉行，持观此书，乃有真解。”（《文选平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一页）此皆前人的经验之谈，道出《文选》与《文心雕龙》的密切关系，值得我们注意。
应该指出，《文选》的文体分类和《文心雕龙》的文体论都具有集大成性质。这是我国古代文体分类和文体论发展的高峰，对后世的文体分类和文体论有深远的影响。以《文选》的文体分类而言，北宋初年李昉、徐铉等人编选的《文苑英华》一千卷，上续《文选》，其文体分为三十八类。姚铉编选的《唐文粹》一百卷，姚氏亦“以嗣《文选》”的，分为二十三类。南宋吕祖谦编的《宋文鉴》一百五十卷，分体五十八类。元代苏天爵编的《元文类》七十卷，分体四十三类。明代程敏政编的《明文衡》九十八卷，分体四十一类。清代黄宗羲编的《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分体二十八类。这些总集在文体分类上受到《文选》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第三，《文选》选录作品贯彻了编者提出的选录标准。《隋书·经籍志》说到编纂总集，必须“采擿孔翠，芟剪繁冗”。这就是说，选择什么，删汰什么，编者必须有自己的选录标准。那么，什么是《文选》的选录标准呢？研究者的看法并不一致。我们认为，“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是《文选》的选录标准。但是，仅仅看到这一点还是不够的。应该看到《文选序》所说的“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关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间濮上，亡国之音表；故风雅之道，粲然可观”。这是袭用《毛诗序》中的话，表示了对作品思想内容的重视。这种传统的儒家雅正的文学观，加上“沉思”、“翰藻”，便是萧统的文学思想，也就是《文选》的选录标准。
兹以《文选》所选两晋诗歌为例，考察《文选》的选录标准。
诗歌发展到太康时期，又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主要诗人有三张（张载与其弟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兄弟）、两潘（潘岳与其从子潘尼）、一左（左思）。其中张协、陆机、潘岳、左思的成就较高，钟嵘皆列入“上品”。《文选》选录张协的《咏史》、《杂诗》共二首，陆机的《乐府》十七首、《拟古诗》十二首、《为顾彦先赠妇》二首、《赴洛道中作》二首等共五十二首，潘岳的《悼亡诗》三首、《河阳县作》三首、《在怀县作》二首等共十首，左思的《咏史诗》八首、《招隐诗》二首、《杂诗》一首，共十一首。潘岳的《悼亡诗》、左思的《咏史诗》，皆是传诵千古的名篇，影响深远。刘勰说太康诗歌“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文心雕龙·明诗》），揭示出此时诗歌的主要倾向及其弊端，深中肯綮。
永嘉诗歌深受玄学的影响，诗风为之一变。刘勰说：“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矣。”（《文心雕龙·明诗》）这是说，此时郭璞的《游仙诗》的成就最为突出。《文选》选录郭璞《游仙诗》七首。此诗借游仙抒写怀抱，词多慷慨，是古诗中的名篇。特别应该提到的是爱国诗人刘琨。他的诗仅存《文选》选录的《答卢谌》、《重赠卢谌》、《扶风歌》三首。刘勰评其诗曰：“雅壮而多风。”（《文心雕龙·才略》）钟嵘认为他“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诗品》卷中）颇有横槊建安的气概。
东晋时期，玄言诗盛行。当时能独树一帜，卓然自立的是陶渊明。陶诗今存一百二十余首，《文选》选录《杂诗》二首、《咏贫士》、《读山海经》、《拟古诗》等共八首。比起《文选》所选陆机、谢灵运诗，在数量上少得多。但是，在《文心雕龙》只字未及陶诗，《诗品》将他列入“中品”的情况下，萧统能重视平淡自然的陶诗已十分可贵。
从《文选》所选两晋诗歌看来，大都为“沉思”、“翰藻”之作，是符合《文选》的选录标准的。其他各代诗歌亦复如是，不再一一论及。
我们在论述《文选》的选录标准时，必须指出，《文选》所选诗歌四百三十多首，从内容上分为二十三个子类。一开始便是“补亡”、“述德”、“劝励”之类的诗。这些诗虽然从形式上看，并不是没有“沉思”、“翰藻”，但是其思想内容，正体现了萧统“雅正”的儒家传统文学思想。因此，《文选》选录作品的标准，我们仅仅看到“沉思”、“翰藻”还是不够全面的。
总而言之，《文选》所选诗歌，大都是“沉思”、“翰藻”之作，体现了《文选》的选录标准。由于这些诗歌选择精审，具有自己的特点，被后世称为“选诗”。“选诗”对后世的诗歌有深远的影响。
第四，《文选》对所选作家都做出了评价。如果说《文心雕龙》和《诗品》对一些作家做出了评价。这是十分容易理解的。而我们现在说的是《文选》对所选作家做出了评价，这就不那么容易理解了。因为《文选》只选录了一百三十余位作家的作品，编者并未做任何评价，为什么我们说《文选》对所选作家都做出了评价呢？因为我们认为，《文选》选录作家之作品多寡，正是从侧面反映了编者对作家的评价。
兹以曹魏之著名作家为例，看一看，《文选》选录了他们的作品有多少？《文心雕龙》、《诗品》等对他们的评论如何？然后检查一下，他们的评价是否一致，不论一致还是不一致，都可以看出《文选》对他们的评价。
曹魏一代著名作家，前有曹植、王粲、刘桢；后有阮籍、嵇康。曹植，《文选》选录他的作品三十九篇（赋一，诗二十五，文十三）。《文心雕龙》评曰：“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同，唯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幹。”（《明诗》）又曰；“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才略》）《诗品》将他列入“上品”，评曰：“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嗟乎！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卷上）
王粲，《文选》选录他的作品十四首（赋一，诗十三）。《文心雕龙》称他为“魏晋之赋首”八家之一（《诠赋》），评曰：“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才略》）《诗品》将他列入“上品”，评曰：“……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在曹、刘间，别构一体，方陈思不足，比魏文有余。”（卷上）
刘桢，《文选》选录他的作品十首（诗十）。曹丕评曰：“公幹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与吴质书》）又曰：“刘桢壮而不密。”（《典论·论文》）《文心雕龙》评曰：“刘桢情高以会采。”（《才略》）《诗品》将他列入“上品”，评曰：“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序》）又曰：“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然自陈思以下，桢称独步。”（卷上）
阮籍，《文选》选录其作品十九首（诗十七，文二）。嵇康，《文选》选录其作品十首（赋一，诗七，文二）。《文心雕龙》评曰：“及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明诗》）又曰：“嗣宗倜傥，故响逸而调远；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体性》）又曰：“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才略》）《诗品》将阮籍列入“上品”，评曰：“（《咏怀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卷上）《诗品》将嵇康列入“中品”，评曰：“颇似魏文。过为峻切，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然托谕清远，良有鉴裁，亦未失高流。”（卷中）
以上列举曹魏之著名作家，《文选》选录其作品皆在十首以上，选录在十首以下者从略。对于这些作家，我们首先说明《文选》选录其作品多少，然后以《文心雕龙》、《诗品》等的评论对照。可以看出，《文选》选录作家之作品多寡，与《文心雕龙》、《诗品》等的评论，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我们说，《文选》选录作家之作品多寡，从侧面体现了编者对作家的评价。而选录之作品大都为名篇佳作，则从正面表现了编者对作品之评价。
应当指出，古代一些作家作品，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后世的评价可能不同。例如，清代王士禛对《诗品》的评价就曾提出过批评。他说：“钟嵘《诗品》，余少时深喜之。今始知其踳谬不少。嵘以三品铨叙作者，自譬诸‘九品论人，《七略》裁士’，乃以刘桢与陈思并称，以为文章之圣。夫桢之视植，岂但斥鷃之与鲲鹏耶？又置曹孟德下品，而桢与王粲反居上品。他如上品之陆机、潘岳，宜在中品，中品之刘琨、陶潜、鲍照、谢朓、江淹，下品之魏武，宜在上品，而位置颠错，黑白混讹，千秋定论，谓之何哉？建安诸子，伟长实胜公幹，而嵘讥其以莛扣钟，乖反弥甚。至以陶潜出于应璩，郭璞出于潘岳，鲍照出于二张，尤陋矣。又不足深辩也。”（《渔洋诗话》卷上）王氏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同样，《文选》选录作家之作品多寡，恰当与否？后人也是有意见的。例如，今天看来，《文选》选录陆机作品过多，而选录陶渊明作品太少。又司马相如的《封禅文》、扬雄的《剧秦美新》、潘勖的《魏公九锡文》等皆可不选。但是，从总体来看，《文选》编者的选择是慎重的、精审的。因此，《文选》所选作家之作品多寡，可以体现编者对作家的评价。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文选》虽然是一部诗文总集，但是，它与文学理论批评有密切的关系，研究《文选》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思想，既可加深我们对《文选》的理解，又可丰富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思想宝库，是不该忽略的。其实，不仅《文选》如此，我国古代著名的总集，如南朝陈徐陵的《玉台新咏》、唐代殷璠的《河岳英灵集》、元代方回的《瀛奎律髓》、明代高棅的《唐诗品汇》、清代姚鼐的《古文辞类纂》等，无不体现编者的文学思想。重视这些总集的研究，将大大丰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内容。这是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项重要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