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文选》的文学价值

萧统《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被后世称为“文章渊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十九《文选注》提要）。书中选录了从东周到南朝梁八百年间的七百多篇作品，保存了丰富的文学资料。其中英华荟萃，佳作众多，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文选》中的作品，编选者分为赋、诗、骚、七等三十七类。其体裁分类比较琐碎。何焯《义门读书记》将《文选》所选作品分为赋、诗、骚、杂文四类。为了论述方便，我们将骚、赋并为辞赋一类，分为辞赋、诗歌和杂文三大类。兹分别论述其文学价值。

首先论述辞赋。

《文选》卷首就选录赋。赋置诗前，这是继承了《汉书·艺文志》的做法。也说明了萧统对赋的重视。《文选》中的赋五十六篇，加上赋序一篇，共有五十七篇。编选者从内容上分为京都、郊祀、耕籍、畋猎、纪行、游览、宫殿、江海、物色、鸟兽、志、哀伤、论文、音乐、情十五类。所选多为名篇佳作。骚体作品所选十七首，亦复如此。

我国古代的赋，滥觞于战国后期，其代表赋家有屈原、宋玉和荀卿。

屈原是《楚辞》中的代表作家，其代表作《离骚》是积极浪漫主义的不朽作品。刘勰说：“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秽浊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缁，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文心雕龙·辨骚》）对《离骚》的评价极高。《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著录屈原赋二十五篇。《文选》选录屈原赋《离骚》、《九歌》（六篇）、《九章》（一篇）、《卜居》、《渔父》，共十篇。

宋玉为战国后期著名赋家。后人常以他与屈原并称“屈宋”。在今天看来，宋玉的文学成就，显然不如屈原。然在当时，自是名家。《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著录宋玉赋十六篇。《文选》选录《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九辩》（五首）、《招魂》（一作屈原作）、《对楚王问》，凡十一首。

荀卿著作属于子书，限于体例，《文选》不收。

从萧统所选战国后期之赋看来，所选屈宋赋甚多，这大概是因为屈宋赋作构思深沉，辞藻华美，符合萧统的选录标准。

汉赋数量众多，从《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可窥西汉赋之大概。班固说：“至于宣武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两都赋序》）由此可知，西汉成帝时集录进献的赋就有一千多篇。可是，据明人胡应麟统计，至明代仅存三十篇（实为二十六篇），加上骚体赋二十四篇，仅存五十篇而已（参阅《诗薮·杂编卷一·遗逸上·篇章》）。

东汉赋，《后汉书》无《艺文志》，不见著录。胡应麟据《昭明文选》、《古文苑》、《文苑英华》、《文选补遗》、《广文选》诸书，著录十八家，赋四十四篇，说：“……往往有伪撰错杂其中……惟昭明所选，略无可疑。即东汉赋自《两京》、《二都》、《灵光》、《东征》、《北征》、《思玄》、《归田》、《幽通》、《长笛》诸篇外，余存者非词义寂寥，章旨断缺，即浅鄙可疑，未有越轶《文选》之上者。”（同上）可见东汉赋至明代存者已不多。今人费振刚等有《全汉赋》，辑录较丰，可供参考。

李善注《文选》〈清克家刻本）

汉赋今存者不多，在不多的汉赋中，其精华已为《文选》所选录。《文选》选录的汉赋有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这都是写京都大赋的代表作。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为汉赋创立模式，为后世模拟之准的，是他的代表作。扬雄的《甘泉赋》、《羽猎赋》和《长扬赋》、前一篇写■泉宫，后两篇写田猎，都是他的名■■班彪的《东征赋》，写自己离京北行途中所■所感，班■《东征赋》，记她随儿子曹成离洛阳东■的经历，皆不同于大赋，而自具特点。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写灵光殿的建筑和壁画，曾受到蔡邕的称许。贾谊的《鵩鸟赋》和祢衡的《鹦鹉赋》都是咏物赋，作者借物抒情，感人肺腑，是咏赋中的名篇。班固的《幽通赋》、张衡的《思玄赋》、《归田赋》皆为抒情述志之作，其中《归田赋》为最早的抒情小赋，对后世辞赋之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写宫怨，动人以情。萧子显说：“《长门》、《上林》，殆非一家之赋。”（《南齐书·陆厥传》）此赋是否司马相如所作，尚有争议。王褒的《洞箫赋》、傅毅的《舞赋》、马融的《长笛赋》，是描写音乐舞蹈的名作，《洞箫赋》描写箫声，《舞赋》描写舞蹈，《长笛赋》描写笛声，皆十分传神。《洞箫赋》尤为传诵。此外，如贾谊的《吊屈原文》（“文”应作“赋”，因为《史记》、《汉书》皆明言“为赋以吊屈原”），猛烈地抨击黑暗现实，抒发自己不得志的牢骚和不平，吊屈原实在是吊自己。这是小赋中的名篇。

魏晋南北朝的赋发生了新的变化，即抒情小赋大增，大赋很少。从《文选》所选录的作品看，选录魏晋和南朝宋、齐、梁三代之大赋仅有左思《三都赋》、潘岳《西征赋》、何晏《景福殿赋》、木华《海赋》、郭璞《江赋》等数篇。《三都赋》的出现，曾使洛阳纸贵。除了作者重视内容的征实之外，一如大赋模式。《西征赋》突破了大赋的模式，具有新的风格特点，对后世的赋有一定的影响。《景福殿赋》描写景福殿的宏伟壮丽，是歌功颂德之作，但写法上有新的发展。《海赋》、《江赋》是江海的颂歌，都是传世佳作。但是，它们不是辞赋创作的主流。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是那些抒情、咏物小赋。《文选》选录这一时期的小赋有二十余篇。其中王粲的《登楼赋》是著名的抒情小赋。作者抒写怀乡的感情，深沉动人。孙绰《游天台山赋》，幻想登山觅仙，表现出逃避现实的思想。鲍照的《芜城赋》，以对比手法写广陵城的盛衰，抒写作者的兴亡之感。为小赋中的名篇。潘岳的《秋兴赋》写作者在仕途上不得志，从而产生“江湖山薮之思”。谢惠连的《雪赋》写雪景，谢庄的《月赋》写月色，不仅传神，而且富于抒情意味，皆为小赋中的名篇。张华的《鹪鹩赋》、颜延之的《赭白马赋》、鲍照的《舞鹤赋》，都是咏物之赋。《鹪鹩赋》借鹪鹩感叹身世，归结于老庄思想；《赭白马赋》借赭白马以讽谏；《舞鹤赋》咏鹤以寄托人生实感：各有特色。潘岳的《闲居赋》是言志小赋，表达了作者在官场失意后归隐田园的愿望。向秀的《思旧赋》和潘岳的《怀旧赋》都是思念亲友之作，前者流露了对当时黑暗政治的不满，后者表现出对死者深沉的怀念。陆机的《叹逝赋》则写自己的国破家亡之感。潘岳的《寡妇赋》是写一位少妇悼念亡夫的幽思，令人悲痛不已。江淹的《恨赋》、《别赋》皆千古传诵的名作。前者写帝王将相等伏恨而死之遗憾，后者写人世间各式各样的离情别绪。陆机的《文赋》以赋体论文，别具一格。嵇康的《琴赋》、潘岳的《笙赋》、成公绥的《啸赋》都是写音乐的赋，嵇氏写琴，潘氏写笙，成公氏写啸，皆妙绝千古。曹植的《洛神赋》乃是建安赋的名篇，体现了铺排大赋向抒情小赋转化的特点，在文学史上影响颇大。

《文心雕龙·诠赋》篇论及先秦两汉“辞赋之英杰”荀卿、宋玉、枚乘、司马相如、贾谊、王褒、班固、张衡、扬雄、王延寿十家。这十家除荀卿赋因属子书，枚乘《兔园》可能是后人伪托，未选入《文选》之外，其他八家之代表作，皆一一入选。

《诠赋》篇又论到“魏晋之赋首”王粲、徐幹、左思、潘岳、陆机、成公绥、郭璞、袁宏八家。八家赋选入《文选》的有王粲《登楼赋》，左思的《三都赋》，潘岳的《籍田赋》、《射雉赋》、《西征赋》、《秋兴赋》、《闲居赋》、《怀旧赋》、《寡妇赋》、《笙赋》，陆机的《叹逝赋》、《文赋》，成公绥的《啸赋》，郭璞的《江赋》。八家中的徐幹，他本是长于辞赋的，曹丕说：“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圆扇》、《桔赋》，虽张、蔡不过也。”（《典论·论文》）但是，曹丕提到的徐幹的四篇赋，《圆扇赋》仅残存四句，其他三篇全部散失。今存徐幹赋八篇，皆为残篇。这也许是《文选》未选的原因，至于刘勰将他列八家之一的理由，可能是继承了曹丕的观点。袁宏今存赋四篇，皆已残缺。其《北征赋》写成，王珣称：“当今文章之美，故当共推此生。”（《晋书·袁宏传》）然而今天已看不出他为何被刘勰推为“魏晋之赋首”之一的理由。《文选》只选录其《三国名臣序赞》一篇，未选录其辞赋。

从上述可见，萧统与刘勰对辞赋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刘勰认为是“辞赋之英杰”、“魏晋之赋首”的辞赋，萧统大都入选。而萧统入选的辞赋，刘勰大都作了肯定的评价。由此可以看出，萧氏《文选》中的辞赋大都为当时有定评的佳作名篇。这些作品体现了汉魏六朝赋的发展和变化的特点，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多种多样，丰富多彩，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无怪乎古人说，读赋必须从《文选》开始（王芑孙《读赋卮言·律赋》）。诚然。

其次论述诗歌。《文选》所选诗歌，主要是五言诗。五言诗在汉魏六朝时期从产生到发展，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文心雕龙·明诗》和《诗品序》对此都有精辟的论述。根据刘勰、钟嵘的论述，我们对《文选》所选录的诗歌进行比较系统的考察。

先秦诗歌，由于萧统认为诗歌总集《诗经》是经书，不能入选。他说：“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以剪截？”（《文选序》）而《楚辞》被萧统归为“骚”类，因此，先秦诗歌被选入《文选》的只有一首荆轲的歌，即“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此诗悲壮感人，自是佳作，然而先秦诗歌未免选录得太少了。

两汉诗歌，《文选》选录三十六首。其中《古诗十九首》最为有名。其作者已不详。刘勰说：“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明诗》）语意含糊，所以钟嵘说：“古诗眇邈，人世难详。”（《诗品序》）且不论其作者是谁，此诗确是好诗。刘勰说：“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明诗》）钟嵘说：“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诗品》卷上）皆已道出其佳处。李陵《与苏武诗》三首，苏武诗四首，当系后人伪托。刘勰说：“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明诗》）说明早在齐梁时刘勰已表示怀疑了。不论其作者为谁，《文选》选录的苏李诗凄怆感人，亦为佳作。此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张衡的《四愁诗》（四首）。七言体的《四愁诗》抒写怀人之愁思，真切生动，对七言诗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必须指出，《文选》选录古乐府仅三首。忽视汉乐民歌，为《文选》带来明显的缺点。

魏晋的五言诗有很大的发展，所以《文选》所选亦较多，约二百首。

建安是文学的繁荣时期，钟嵘说：“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诗品序》）由此亦大致可见当时文学的繁荣情况。建安时期的主要作家是“三曹”、“七子”。《文选》选录“三曹”的诗歌，曹操有《乐府》二首（《短歌行》、《苦寒行》）；曹丕有《芙蓉池作》、《乐府》二首（《燕歌行》、《善哉行》）、《杂诗》二首；曹植有《送应氏诗》二首、《七哀诗》、《赠白马王彪》、《美女篇》、《白马篇》、《杂诗》六首等：大都是佳作。其中曹操的《短歌行》、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赠白马王彪》等，皆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篇。“七子”的诗歌，选入《文选》的，王粲有《公宴诗》、《咏史诗》、《七哀诗》二首、《赠蔡子笃》、《赠士孙文始》、《赠文叔良》、《从军诗》五首、《杂诗》；刘桢有《公宴诗》、《赠五官中郎将》四首、《赠徐幹》、《赠从弟》三首、《杂诗》。其他五人皆无诗入选，亦可见萧统取舍之严格。刘勰说：“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明诗》）又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概概而多气也。”（《时序》）都指出了建安诗歌的特点。《文选》所选“三曹”、“七子”的诗歌，也正体现了这些特点。当然，“三曹”、“七子”的诗歌创作成就有高低之分，所以钟嵘说：“陈思（曹植）为建安之杰，公幹、仲宣为辅。”（《诗品序》）

正始诗歌的代表人物是嵇康和阮籍。《文选》选录嵇诗有《幽愤诗》、《赠秀才入军》五首、《杂诗》，阮诗有《咏怀诗》十七首。刘勰说：“乃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学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明诗》）嵇康情志的清峻和阮籍意旨的遥深，于《文选》所选嵇、阮诗中皆可看出。可见《文选》所选大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太康时期诗歌又兴盛。钟嵘说：“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而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诗品序》）太康时期的主要作家有三张，即张载与其弟张协、张亢；二陆，即陆机与其弟陆云；两潘，即潘岳与其从子潘尼；一左，即左思。其中以张协、陆机、潘岳和左思的成就较高，所以钟嵘说：“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潘岳）、景阳（张协）为辅。”（《诗品序》）这里虽然没有提到左思，但左思亦被列入“上品”。《文选》选录张协的《杂诗》等二首，陆机的《赴洛道中》等五十二首，潘岳的《悼亡诗》等十首，左思的《咏史诗》等十一首。张协的《杂诗》、陆机的《赴洛道中》、潘岳的《悼亡诗》、左思的《咏史诗》，都是传世名篇。刘勰说：“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明诗》），这里，指出了太康诗歌的倾向及其弊病。但是，我想左思应当例外。

永嘉时期诗歌，深受玄学的影响，诗风有了新的变化。钟嵘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诗品序》）刘勰说：“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袁孙以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矣。”（《明诗》）都说明了当时诗风的变化。刘勰提到郭璞的《游仙诗》，认为它是突出的佳作。《文选》选录郭璞的《游仙诗》七首，是五言诗中的名篇。特别应提到刘琨，他不仅是诗人，也是爱国志士。他的诗仅存《文选》选录的《答卢谌》、《重答卢谌》、《扶风歌》三首。元遗山《论诗绝句》云：“曹刘坐啸虎生风，万古无人角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由此可以想象诗人慷慨的气概和诗歌悲壮的风格。还有卢谌，原是刘琨的主簿。《文选》选录其诗《览古》、《赠刘琨》、《赠崔温》等五首，钟嵘谓其诗不如刘琨，自是的论。

东晋时期玄言诗盛行。沈约说：“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辞，义殚乎此。自建武暨乎义熙，历载将百，虽缀响联辞，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丽之辞，无闻焉尔。”（《宋书·谢灵运传论》）当时的杰出诗人只有陶渊明一人。陶诗今存一百二十余首。《文选》选录《读山海经》等八首。比起陆机和谢灵运来，其诗入选过少。但是，在当时不重视陶诗的情况下，萧统能重视陶诗已十分难得。萧统曾编《陶渊明集》八卷，作《陶渊明集序》、《陶渊明传》。在《陶渊明集序》中，他给陶渊明以很高的评价：“其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即便如此，《文选》选录陶诗也只有八首。这种现象说明时代对文学批评家的文学观点的影响是很深的，萧统当然也不例外。

南朝宋元嘉时期，作家辈出，而其中最著名的作家是谢灵运和颜延之。《诗品序》说：“谢客（即灵运）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文选》选录谢灵运诗《登池上楼》、《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过始宁墅》、《七里濑》、《登江中孤屿》、《入彭蠡湖口》、《游南亭》等四十首，大都为优秀的山水诗。选录颜延之诗《秋胡诗》、《五君咏》五首、《北使洛》等二十首。以《五君咏》最有名，《北使洛》文辞藻丽，为谢晦、谢亮所赏（《宋书·颜延之传》）。今天看来，谢灵运是南朝山水诗派的大诗人，而颜延之的诗歌成就显然不如谢灵运。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与谢灵运、颜延之合称为“元嘉三大家”的鲍照。鲍照是南朝杰出的诗人。《文选》选录其诗有《咏史》、《乐府》八首、《玩月城西门廨中》、《拟古诗》三首等，共十八首。鲍照因“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诗品》卷中），钟嵘将他列入“中品”。鲍照的《拟行路难》十八首，感叹人世忧患，表达了诗人对门阀统治的愤慨，是他最有代表性的名篇，而《文选》未能入选，不免令人感到有几分遗憾。

齐代诗歌有“永明体”。其代表作家有沈约、谢朓、王融。《文选》选录沈约诗有《别范安成》、《宿东园》、《游沈道士馆》、《早发定山》、《新安江水至清浅见底贻京邑游好》、《冬节后至丞相第诣世子车中作》、《值学省愁卧》等十三首。选录谢朓诗有《新亭渚别范零陵》、《游东田》、《同谢谘议铜雀台》、《郡内高斋闲坐答吕法曹》、《在郡卧病呈沈尚书》、《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桥》、《敬亭山》、《晚登三山还望京邑》、《京路夜发》、《郡内登望》、《和王主簿怨情》等二十一首。王融诗被《诗品》列入“下品”，《文选》一首未选。“永明体”有四声八病之说，十分讲声律。《文选》所选沈约、谢朓诗体现了“永明体”的一些特点。

《文选》大约编于梁武帝普通七年（526）至中大通二年（530）之间。因此，所选梁代诗歌都作于此时之前。其作者亦必卒于此时之前，因为《文选》不录存者。《文选》选录的梁代诗歌的作者有范云、江淹、任昉、丘迟、虞羲和徐悱。沈约一般也放在梁代，我们因考虑到他是永明体的代表人物，就放在齐代论述了。《文选》选录梁代诗歌，以江淹的最多，达三十二首，即《从建平王登庐山香炉峰》、《望荆山》、《杂体诗》三十首，皆为佳作。

从以上考察，我们可以看出，汉魏六朝诗歌经过建安、正始、太康、永嘉、元嘉、永明等时期的发展和变化，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文选》所选汉魏六朝各个时期的诗歌，多为著名作家的佳作和名篇。这些诗体现了这一阶段诗歌发展的概况，为后人研究这一阶段诗歌提供了方便。我们要指出的是，《文选》所选之诗歌，由于选择精审，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被后世称之为“选诗”。“选诗”对唐诗的繁荣和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从近人李详的《韩诗证选》、《杜诗证选》二文中，我们即可探得此中消息。

最后论述杂文。

《文选》所选诗文，除上述之外，其他各种文体的作品，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统称之为“杂文”。这里所谓“杂文”，不同于现代概念的杂文，却类似《文心雕龙·杂文》所说的杂文。刘勰所谓的“杂文”是指对问、七、连珠以及典、诰、誓、问、览、略、篇、章、曲、操、弄、引、讽、谣、吟等文体。我们说的《文选》中的“杂文”包括七、诏、册、令、教、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等文体。

《文选》所选之“杂文”，一如所选之赋、诗，大都是历代文学之佳作和名篇。如先秦时期，所选除屈原、宋玉之辞赋和荆轲之歌之外，有卜商的《毛诗序》一文。《毛诗序》的作者是否卜商，尚有争议。但是，此序总结了先秦儒家的诗论，是一篇重要的文学批评论文，对后世诗歌创作有深远的影响。

有秦一代文学，刘勰说：“秦世不文，颇有杂赋。”（《诠赋》）而杂赋早已亡佚。《文选》选录李斯的《上秦始皇书》（即《谏逐客书》）却传诵千古。刘勰说：“李斯之止逐客，并顺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书之善说也。”（《论说》）刘勰认为这篇文章说得合情投机，语言中肯，所以获得成功。

汉代杂文，像先秦杂文一样，是后世学习的楷模。《文选》选录汉代杂文约三十余篇。其中西汉有贾谊的《过秦论》，枚乘的《七发》、《奏书谏吴王濞》，邹阳的《上书吴王》、《狱中上书自明》，司马相如的《上书谏猎》、《喻巴蜀檄》，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东方朔的《答客难》，杨恽的《报孙会宗书》，扬雄的《解嘲》，刘歆的《移书让太常博士》等；东汉有班彪的《王命论》，朱浮的《与彭宠书》，班固的《典引》、《封燕然山铭》，蔡邕的《郭林宗碑文》、《陈仲弓碑文》，潘勖的《册魏王九锡文》等，皆为著名作品。刘勰说“及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盖七竅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未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杂文》）；说“相如之《难蜀老》，文晓而喻博，有檄移之骨焉。及刘歆之《移太常》，辞刚而义辨，文移之首也。”（《檄移》）说“潘勖《九锡》，典雅逸群”（《诏策》）；说“观史迁之《报任安》、东方朔之《难公孙》、杨恽之《酬会宗》、子云之《答刘歆》，志气盘桓，各含殊采，并杼轴乎尺素，抑扬乎寸心”（《书记》）；说“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才锋所断，莫高蔡邕。……陈、郭二文，词无择言……其叙事也该而要，其缀采也雅而泽。清词转而不穷，巧义出而卓立。察其为才，自然而至。”（《诔碑》）何焯说潘元茂《册魏公九锡文》“大手笔，唯退之《平淮西碑》与之角耳”（《义门读书记》，下引何焯语，出处并同）；说司马相如《上书谏猎》“简当深切。章奏当以此为准矱”；说扬雄《解嘲》“词古义深。……本之东方之体。然恢奇深妙过之”；说贾谊《过秦论》“自首至尾，光焰动荡。如鲸鱼暴鳞于皎日之中，烛天耀海”；说班固《封燕然山铭》“能尽以约，所以为大手笔”。李兆洛说班固《典引》“裁密思靡，遂为骈体科律”（《骈体文钞》。下引李兆洛语，出处并同）；说司马相如《难巴蜀父老》“藻丽绝特，尤撷香拾艳之渊薮也”；说邹阳《狱中上书自明》“迫切之情，出以微婉；呜咽之响，流为激亮。此言情之善者也”；说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厚集其阵，郁怒奋势，成此奇观”，等等。从以上刘勰等人的评论可以看出，《文选》所选两汉文亦多为佳作，故而受到历代文士的重视。汉代著名的历史散文《史记》、《汉书》，议论文如贾谊的《陈政事疏》、《论积贮疏》，晁错的《言兵事疏》、《论贵粟疏》等，因不合《文选》的选录标准而落选。

汉魏之际文学起了新的变化。刘师培说：“建安文学，革易前型，迁蜕之由，可得而说：西汉之世，户习七经，虽及子家，必缘经术。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一也。建武以还，士民秉礼。逮及建安，渐尚通侻：侻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二也。献帝之初，诸方棋峙，乘时之士，颇慕纵横，骋词之风，肇端于此。三也。又汉之灵帝，颇好俳词（见《杨赐传》、《蔡邕传》），下习其风，益尚华靡，虽迄魏初，其风未革。四也。”（《中国中古文学史》）这是建安文学的新特点。《文选》所选曹丕的《典论·论文》、《与吴质书》，曹植的《与杨德祖书》，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等对此亦颇有论述，并可参阅。

魏及蜀、吴三国之杂文，《文选》选录的有三十余篇。其中孔融的《荐祢衡表》、《与曹公论盛孝章书》，阮瑀的《为曹公作书与孙权》，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诸葛亮的《出师表》，曹丕的《与朝歌令吴质书》，曹植的《求自试表》、《求通亲亲表》、《与吴季重书》，李康的《运命论》，曹冏的《六代论》，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养生论》等皆为佳作。刘勰说，“至如李康《运命》，同《论衡》而过之……然亦其美矣”（《论说》）；说“文举之《荐祢衡》，气扬采飞，孔明之辞后主，志尽文畅，虽华实异旨，并表之英也”（《章表》）；说“陈琳之《檄豫州》，壮有骨鲠”（《檄移》）；说“嵇康《绝交》，实志高而文伟矣。”（《书记》）何焯说，曹子建《求通亲亲表》“此文可匹《出师表》，而文采辞条更为蔚然”。李兆洛说，曹冏《六代论》“一气奔放，尚是两汉之遗”。孙鑛说：“（《养生论》）旁引曲证，剖析殆尽，却并无一迂语。质率而不失其华，笔力自畅。”（于光华《重订文选集评》引）这些评论，在今天看来，基本上还是正确的，值得我们参考。

西晋文学，以潘、陆为首。《文选》选录潘文有《杨荆州诔》、《杨仲武诔》、《夏侯常侍诔》、《马汧督诔》、《哀永逝文》五篇；陆文有《谢平原内史表》、《豪士赋序》、《汉高祖功臣颂》、《辨亡论》、《五等诸侯论》、《演连珠》、《吊魏武帝文》七篇。所选潘、陆文多属较好的文章。其他如张载的《剑阁铭》、张协的《七命》、李密的《陈情表》、刘琨的《劝进表》等亦颇著名。李兆洛说刘琨的《劝进表》“正大光明，固是伟作”；说陆机的《豪士赋序》“此士龙所谓清新相接者也，神理亦何减邹、枚”；说陆机的《汉高祖功臣颂》“优游彬蔚，精微朗畅，两者兼之”。谭献说陆机的《演连珠》“熟读深思，文章扃奥尽辟”（《骈体文钞》引，下引谭献语，出处并同）；说张载的《剑阁铭》“精炼”；说潘岳的《马汧督诔》“瑰玮绝特，奇作也”。皆备致优评。东晋文章以干宝《晋纪总论》、陶渊明《归去来辞》尤为有名。李兆洛说：“（《晋纪总论》）雄俊类贾生，缜密似子政，晋文之杰也。”欧阳修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元·李公焕《陶渊明集》卷五引）评价都很高。

南朝宋代文学又有了新的变化。刘勰谓其特点是“讹而新”（《通变》）。这主要是指诗歌创作表现出追求新奇的倾向。“杂文”似无明显的变化。《文选》选录宋代文有傅亮的《为宋公修张良庙教》、《为宋公至洛阳谒五陵表》、《为宋公求加赠刘前将军表》，谢惠连的《祭古冢文》、范晔的《宦者传论》、《逸民传论》，颜延之的《三月三日曲水诗序》、《陶徵士诔》，谢庄的《宋孝武宣贵妃诔》，王僧达的《祭颜光禄文》等。刘勰对南朝宋以后的作家作品论述很少，因为他认为“盖闻之于世，故略举大较”（《时序》）；“世近易明，无劳甄序”（《才略》）。何焯说傅亮的《为宋公至洛阳谒五陵表》“叙致曲折，复自遒紧。季友章表，故有专长，犹东汉风味”；说《为宋公求加赠刘前将军表》“质直详尽”；说范晔《逸民传论》“此篇抑扬反复，殊有雅思，可以希风班孟坚也”。谭献说傅亮的《为宋公修张良庙教》“金石之声，风云之气”；说颜延之《陶徵士诔》“文章之事，味如醇醪，色若球璧。有道之士，知己之言”。大都作了肯定的评价。

南朝齐梁时文学兴盛，《南史·文学传序》说：“自中原沸腾，五马南渡，缀文之士，无乏于时，降及梁朝，其流弥甚。盖由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文选》选录齐代文有王俭的《褚渊碑文》，王融的《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三月三日曲水诗序》，谢朓的《拜中军记室辞随王笺》、《齐敬皇后哀策文》，孔稚圭的《北山移文》等，梁代文有江淹的《诣建平王上书》，任昉的《为宣德皇后劝勤梁公令》、《为齐明帝让宣城郡公表》、《为范尚书让吏部封侯第一表》、《为萧扬州荐士表》、《为褚谘议蓁让代兄袭封表》、《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奏弹曹景宗》、《齐竟陵文宣王行状》，丘迟的《为吕僧珍与陈伯之书》，沈约的《奏弹王源》、《宋书·谢灵运传论》，王巾的《头陀寺碑文》，刘峻的《辨命论》、《广绝交论》，陆倕的《石阙铭》、《新刻漏铭》等。上文提到，《文选》选录之文，不录存世者。考《文选》中之作者，陆倕卒于普通七年（526），死得最晚，此后去世之作者的作品，皆未能入选。《文选》所选齐、梁文，亦多为较好的作品。李兆洛说刘峻的《广绝交论》“以刻酷摅其愤懥，真足以状难状之情”；说陆倕的《新刻漏铭》“文虽失于襞积，而密藻可观”，说任昉的《齐竟陵文宣王行状》“以俪辞述实事，于斯体尚称”。谭献说王融的《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精深骏快，洞见症结”；说任昉的《宣德皇后令》“琢辞自工”；说《为萧扬州荐士表》“大臣之言，捉刀者真英雄也”；说《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绵邈动人。季友（傅亮）、彦昇（任昉）之外，殆鲜鼎立”；说《奏弹曹景宗》“可谓笔挟风霜”；说沈约的《奏弹王源》“曲勘尽致，笔端甚锋锐”。说王巾的《头陀寺碑文》“名理之言出以回簿，纪序之体贯以玄远，此为南朝有数名篇”。许梿说：孔稚圭的《北山移文》“此六朝中极雕绘之作。炼格炼词，语语精辟。其妙处尤在数虚字旋转得法。当与徐孝穆《玉台新咏序》并为唐人规范”（《六朝文絜笺注》卷八）。于此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文选》的文学价值，主要表现在：

（一）保存了丰富的文学资料。根据《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的著录，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文学作品散佚很多，而《文选》保存了丰富的诗文资料。它选入一百三十多个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家包括先秦五人，西汉十八人，东汉二十一人，魏十四人，晋四十五人，南北朝二十七人。选入作品七百六十二篇，其中辞赋七十四篇（包括骚体），诗歌四百三十二篇，杂文二百六十二篇。有些作品由于《文选》选入，才得以保存下来。《文选》是我们今天研究汉魏六朝文学必须参考的文学要籍。

（二）选录了众多的诗文佳作和名篇。从以上的论述，已可见《文选》的佳作、名篇如林。范文澜说：“《文选》取文，上起周代，下迄梁朝。七八百年间各种重要文体和它们的变化，大致具备，固然好的文章未必全得入选，但入选的文章却都经过严格的衡量，可以说，萧统以前，文章的英华，基本上总结在《文选》一书里。”（《中国通史》第二册四二一页）的确如此。

（三）体现了先秦到南朝梁代的文学发展轨迹。先秦时期，文学界限不明。限于体例，《文选》主要选入了《楚辞》若干篇。汉代辞赋、散文和五言古诗，《文选》选录了它们的代表作品。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五言诗、骈文，《文选》选录了其中许多佳作和名篇。从《文选》所选诗文可以看出从先秦到南朝梁代的文学发展轨迹。

应该指出，尚有许多优秀作品，如先秦的《诗经》、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两汉的《史记》、《汉书》及一些乐府民歌等，限于《文选》选录作品的体例，皆未能入选。当然，对古人我们不应责备求全，但是总令人有几分美中不足之感。

《文选》的影响深远，它的文学价值是人们公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