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的编者是萧统。这本是毫无问题的。因为《梁书·昭明太子传》记载其著作，其中有“《文选》三十卷”。《隋书·经籍志》著录：“《文选》三十卷，梁昭明太子撰。”但是，古代帝王编撰的书，往往出自其门下文人学士之手。萧统身为太子，十五岁加冠之后，“高祖便使省万机，内外百司奏事者填塞于前”（《梁书》本传），他不可能有过多的时间亲自编选《文选》。他的身边文人学士很多，自然有负责编选《文选》的人。由于史籍失载，遂成疑案。唐代日僧空海云：“晚代铨文者多矣。至如昭明太子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文选》，自谓毕乎天地，悬诸日月。”（《文镜秘府论·南卷·集论》）宋《中兴馆阁书目·文选》条云：“昭明太子萧统集子夏、屈原、宋玉、李斯及汉迄梁文人才士所著赋、诗、骚、七、诏、册、令、教、表、书、启、笺、记、檄、难、问、议论、序、颂、赞、铭、诔、碑、志、行状等为三十卷。”注云：“与何逊、刘孝绰等选集。”（赵士炜《中兴馆阁书目辑考》卷五）唐宋人的记载值得我们重视。但是，说何逊参加《文选》的编选工作，似不可信。考何逊一生的经历，不曾与萧统交往，不可能参加《文选》的编选工作。再说，何逊大约卒于天监十八年（519），当时萧统十九岁，尚未开始编选《文选》，怎么能参与其事？《中兴馆阁书目》误以何逊参与《文选》的编选工作，可能是因为梁时何逊与刘孝绰齐名，连带而及。

至于刘孝绰参加《文选》的编选工作，则完全可能。根据《梁书·刘孝绰传》的记载，刘孝绰任太子舍人一次，任太子洗马两次，任太子仆两次，掌东宫管记两次，与萧统相处的时间较长。萧统对刘孝绰最为信任，他首先让画工在乐贤堂画上刘孝绰的像，又亲自委托刘孝绰代编他的文集。刘编的《昭明太子集》虽已散失，而刘孝绰写的《昭明太子集序》尚存。刘孝绰很可能是《文选》的主要编选者。

参加《文选》编选工作的绝不止刘孝绰一人。曾任太子洗马、太子中庶子、太子家令、兼掌东宫管记的王筠，亦可能是适当人选。萧统对王筠之爱重仅次于刘孝绰。王筠“少擅才名，与刘孝绰见重于世”。中大通三年（531），萧统去世，梁武帝命王筠作哀策文，“复见嗟赏”。所以，王筠亦可能是《文选》的编选者之一。

除刘、王之外，曾任太子侍读、直东宫学士省的殷芸，曾任太子舍人、太子中舍人、侍读、太子家令、太子中庶子的到洽，曾任太子仆、太子家令的张率，曾任太子舍人、太子洗马、太子中舍人的王规，曾任太子舍人、太子家令、东宫学士及三任太子中庶子的殷钧，曾任太子舍人、太子洗马的王锡，曾任太子舍人、太子中庶子的张缅，曾任太子舍人、太子洗马、太子中舍人的张缵，曾任太子洗马、太子中舍人、太子家令、太子中庶子，三次掌管记的陆襄，曾兼任东宫通事舍人的何思澄，曾兼任东宫通事舍人的刘杳等，都有可能参与《文选》的编选工作。（参阅何融的《〈文选〉编撰时期及编者的考略》，《国文月刊》第七十六期，1949年2月出版）

当代日本学者清水凯夫认为，编选《文选》的中心人物不是昭明太子，而是刘孝绰，并对此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证。他指出，《文选》所收宋玉《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及曹植《洛神赋》皆为无讽谏可言之艳情作品，与萧统《陶渊明集序》中“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的观点不合。这是萧统未参加编选的一个证据。又徐悱诗在当时评价不高，而其《古意酬到长史溉登琅玡城》诗并非“文质彬彬”之作，却选入《文选》。这是因为徐悱是刘孝绰的妹婿，刘孝绰为了悼念早逝的妹婿而选入《文选》的。还有，《文选》选入了刘峻的《广绝交论》、《辩命论》。前者是刘孝绰为了报“宿仇”而讽刺到氏兄弟的，后者是刘孝绰为五次遭罢官依然狷介与世不合的本人“辩命”的。最后说到何逊在当时评价很高，又符合萧统的文学观点，《文选》却一篇未收。这是感情起作用。因为刘孝绰视何逊为“文敌”，反映了他避忌何逊的意向。以上论证多为推测，还可以进一步探讨。清水凯夫的看法，详见《〈文选〉撰者考》、《〈文选〉编辑的周围》二文（《六朝文学论文集》，韩基国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