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编辑先生得到的第一个虚荣的满足是信多。有人爱信，有人不爱信；我总算是爱的。有时我的“信欲”极亢张，却偏不得信，那是最难受不过的。这一时我阔极了，每天早晚报馆送来总是一包，通信人大都是“神交”，不相识的，各式各样的字体，各式各样的文体，各式各样的信纸信封，我才享受半个月光景的尊荣心里还没有生厌的感觉；不，我见了一大堆信就乐，像是小孩子见了大堆的糖果。我回信怕有时靠不住，忘了时候有，存心躲懒也有，但我总想督着自己做到相当的勤度。关于我办的副刊，来信说要得的有，说还得改良这点那点的有（比如有人反对长条印法，有人反对长稿，更多人反对我自己老长的烂文——我懂，这时代要的是简易，例如白话文职业教育一类）。有一位不留名姓住址的连着投来谁都看不懂分行写的怪文，在最后一封的末尾我的同事替我发现这几个字“奚若志摩两先师，革命节”（难道我与奚若前世收过学生来的）。有一位先生责备我不该滥用编辑（他应该是个哑巴）的权利成天的滥写，这我认罪，而且疑心我专诚骂他；这分明冤枉，我不能不叫屈，因为我谁都不会并且不敢骂，别提那位来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