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又一次有效恢复和接续上了中国文人的传统血脉以及中国文学的精神传统。它在文体上的探索与实践可圈可点，其文本价值和意义亦当引起重视。

其一，这是一部展露雄文气象的长篇散文作品。这九篇散文大都在万字以上，《李白》甚至达五万字，单从篇幅指标来看，它具备长篇散文的基本标准。^[15]当然，所谓“长”并不单纯靠文字量来衡定，即除这种篇幅长度外，更主要的还在于其精神长度。而从后一标准来看，它也的确合乎长篇散文的根本标准。在此，篇幅之长与精神之长互成比例，趋向融现实、哲思、宇宙贯通一体的雄文气象。诚如贾梦玮所论：“文章皆长，却不觉长。这是沉重而有大趣味的文章，这是能将大视野落到根子上、天空笼罩大地的雄文。作者在场，古人才能在场。中国优秀散文的胸襟，从一开始就是伟岸、恣肆、浑厚的。在先秦诸子那里，在司马迁那里，散文所呈现的，就是世界，就是宇宙，就是苍茫又曲折细腻的人心。《时间的压力》在趋向宏大的同时，亦向哲思及人性深度迈进。”^[16]我觉得，《时》之论析理路与格调部分的复归古之“文章”传统，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展露雄文气象的长篇散文力作。

其二，这是一部合乎“好散文”标准的大散文作品。何谓“好散文”？我赞同王兆胜的说法，即好的散文应有“天地之宽的博大与仁慈”，应去“破解世界与人生的密码”，应是“相似的灵魂和心灵的对话”^[17]若按此标准，这部作品悉数具备。从整体上看，它格调大气、浑厚，表达有力度、有风骨，与那种萎靡游戏的、小情小调的、琐碎的、小格局的散文创作正好形成了鲜明对比。我这么说，并非说后一种创作无意义、无价值，而是说这种创作太多了，太同质化了，太肤浅了，而像夏立君这种具备大历史视野和宏大精神气象的创作不多见。作者对中国历史与历史人物的独到阐释，特别是那些不乏灵光慧思的识见，常让人耳目一新。它对优化当代散文创作格局大有助益。所以一相比较，这部作品的出现就显得不同寻常。另外，我觉得，所谓“好散文”，亦应加上一条：语言好！从风格上看，《时》的语言精警、干净，偏于智性，又不乏恣意之神采；从语式、语调看，虽采用全知型讲述语式，但论析丝丝入扣，且知识丰富，逻辑性强，故一旦入其境，随其理，便能为其所吸引；从局部修辞来看，那些曼妙的比喻，大开大合的征引与论析，融入非凡识见的抒情与议论，随处可见的陌生化表达，等等，也都让人过目难忘。不妨摘录几段，略加说明：

“每个怨妇都有具体的无情郎，皇上却是臣下共有的‘无情郎’。皇上，掌握最大权力的人，自然成人间最大情种，只有他能拥有对他人的绝对施宠权与无情权。”（《李白》）

“并没有一种学问叫月光美学，月光美却是存在的。似乎只能存在于愿望中的美好事物或情形，却似能在月光下呈现。月光是看得见的音乐。音乐的流动、细腻、缱绻，在月色下都能感受到。李白在大唐月色里且歌且舞，演绎属于他的月光美学。”（《李白》）

“奄奄一息之际，曹操把生和死放在一起作最后玩味。天高地迥，荒丘墓田，春光秋色，晨晖夕阴，美姬们歌喉温婉，目光流盼。曹操要在死的绝对黑暗里，布置生的明媚与歌声。”（《曹操》）

“黄犬，家园里那条忠诚的狗，你还记得你那位年轻主人吗？黄犬，你知道吗？你的主子做了大秦帝国光荣丞相后，功勋卓著后，又极悲惨死去了。”（《李斯》）

在上述几段中，无论把“皇上”比作“无情郎”“情种”的称谓，还是把李白对月的体验界定为“月光美学”的尝试，无论对曹操奄奄一息之际对于生死观的诗意表述，还是通过对话描写以感慨李斯命运的写法，都给人全新的语言体验。此类语言在全书中亦常见。不赘述。

其三，它对推动当代散文文体变革做了有意义的实践。如果说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余秋雨为代表的“大文化散文”，在引领中国当代散文由审美向审智发展过程中主要起到了桥梁作用的话，那么，以周国平、朱学勤、南帆、韩少功、韩东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型作家，以其带有思想性、思辨性、哲理化的创作为当代散文注入了智性基因，从而打开了散文创作的新局面。自此，审智散文一跃成为又一引人瞩目的“新贵”。单就文体而言，《时》与“大文化散文”类似，若将夏立君的散文写作归于这一脉，似也合适；同时，与“审智散文”相比，也有较多共同处，若将之归入这一脉，也未尝不可。然而，如果说周国平、南帆们的写作弱化或抛弃“真情实感论”“叙事”“抒情”等传统写作理念，因而使得文本过于抽象，不免干巴、枯索，那么，在夏立君这里，这些要素或理念又悉数复归，而情、理、智层面要素功能的应用与发挥，综合效果并不弱于他们。谈及这一话题，我们不妨稍稍做一下延伸。我们知道，关于“何谓散文”一直以来就难有定论。古代有“有韵为文，无韵为诗”之说，现代则常用“广义散文”“狭义散文”称之，但今之“散文”大不同于古之“文章”。今之“散文”是在西方文论和脱古运动双重影响下独立出来的与小说、诗歌、戏剧并列存在的一种现代文体。散文自立门户，自成一统，意义当然重大而深远。但自有“美文”“小品”“抒情散文”“叙事散文”“跨体散文”“新媒体散文”“大散文”“新散文”“后现代散文”等诸多名号以及“真情实感论”“形散而神不散”“审美、审丑、审智”“散文可以虚构”等诸多理念以来，有关现代散文文体概念的界定与边界的划分又陷入如古之“文章”统而称之的地步。尽管一直以来就有关于纯化散文的理论探讨与实践，但对广义散文的倡导也同样呼声日隆。^[18]笔者一直坚持广义散文与狭义散文并同论的理念。事实上，无论古之“文章”，还是今之“美文”，衡定其有无价值或价值高低的根本标准，不在素材、题材、篇幅、所涉领域等外部要素，而在气度、格调、格局、审美转化力、美学张力等内部文学性如何生成与呈现。正如有学者所言，散文的魅力正在于它的博大宽广，它应该像天地宇宙一样包容万有、海纳百川。^[19]所以，我觉得，像《时》这种融情、理、智于一体，边界大开大合，且初显雄文气象的大文体实践，有何不好呢？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的散文，其表达的优势就在于吐纳万象的浩瀚与广博，若脱离这一基础而沦为小摆设、小感悟、小叙事，那么，散文也就走入了“死胡同”。

其四，它为如何继承和复兴传统文化、传统精神，特别是怎样解读古人，做了有益的探索与实践。如今，文化界、文学界都在大倡“国学”，强调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方法，以凸显中国文化、文学的本体特性；国家领导人多次指出当下文学创作“有高原无高峰”的弊端；由政府主导的全面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课题正加速、有序展开。在这种背景下，夏立君及其《时间的压力》突然立于中国当代文坛最前沿并引发强烈关注，就具有非同寻常的时代意义。然而，为何以及怎样解读古人，是两个在必要性方面无需质疑，但在目的和方式方法方面仍需质问的话题。因为传统是联系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文化范畴，自身有着强大的割舍不断的文化记忆，故对当代学者、作家来说，它既是挥之不去的必须面对的巨大存在，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同时也是一种不愿面对或难以承受的负资产。因此，如何解读，怎样解读，如何继承，继承什么，就成了看似平常实则较为棘手的时代课题。但不论怎样，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几千年皇权专制制度与思想影响下形成的所谓“国学”，其中优劣参半，故任何人在面对传统文化时，都需小心谨慎、仔细甄别，以妨“国渣”泛滥，^[20]危害无穷。同时，这所谓其中有益的“传统”“国学”到底能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转化并融入现代文明社会中，也需存疑。夏立君以“理解的同情”姿态进入历史现场，秉承理性批判精神，以历史的、美学的方式审视他们身上正负两面的精神因子，不仅其所做的文学解读已远超常人思维和视界，而且其解读古人的方式、方法亦足堪今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