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精神领域，历史人物永不死，即所谓肉体虽亡，精神永恒！为什么呢？因为后人不容许他们“死”，一代代人与他们对话、交流。当下与传统的渊源相继，人类文明的生生不息，都离不开这种极富建设性的对话、交流。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可以说，一切对古人的认知与评价，也都是今人理念与形象的迁移或折射。而对于任何一位有独立思想的作家而言，进入历史的目的是为了走出历史，或者说，与历史对话实际上也就是与现代对话。夏立君显然是万千对话者中的一员。他和屈原、李白们的对话何其精彩，涉及历史文化与文人精神的方方面面；他和李斯、商鞅们的对话何其沉重，深入传统文化的阴暗地带，将文化糟粕与历史暗点大白于天下。也可以说，作为独立的对话者，他与古人所展开的平等、自由、互审互视、互为主体的对话，制造了文本奇观。对话是一种修辞、一种方法、一种目的，没有对话，也就没有这些文本的生成，没有对话，历史感与现实感也即不复存在，没有对话，作者与古人、文本与历史、传统与现代也将永不相逢。

读书的过程，也即识见初步形成的过程。从读书到写作，识见在对话中生成，亦在对话中展开。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作者的“我”始终在场，这个“我”有批判，有反思，有内省，有期待；这个“我”爱僧分明，毫不掩饰；这个“我”以强大的气场和力度进入历史，回到原典，可以说，“声音”足够强大，足够响亮。这个“我”甚至经常情不自禁地抢夺话语权，视角频繁越界，比如，在《李陵：冰雪里的灵魂》中，既有像“小李陵似乎明白了：人不能离家太久，更不能一辈子不回家。”这类在细部发生的话语越界，也有动辄数段、长达数千字的话语代言（如有关李陵内心独白的代为言说）。总之，这是有“我”的写作，《时》是处处有“我”的文本。

一般而言，“作者声音”强力介入，声音足够洪亮，且无处不在，在现代写作中实乃大忌，但是，这部作品并没有让我产生阅读的突兀与不适感。何以如此？我觉得这与作者的富有睿智的修辞实践密不可分。首先，将屈原、李白、陶渊明等被讲述对象的重要言论、代表作品整体植入第一级文本内部，实际上就完全、充分显示了被描写对象的“声音”的存在。这“声音”是原汁原味的。更重要的是，这种文本之间的嵌入或并置即在大文本内部制造了新的对话场景，生成了新的对话关系，从而保证了古人“声音”的始终在场。其次，作者与描写对象的对话机制确保了多种“声音”的次第引入或交融，因而，“作者声音”反而被冲淡了不少。也就是说，“作者声音”皆非凭空而生，亦非独断而行，特别是当它始终与其他“声音”以并列或交叉方式展开时，它反而成了一种背景或参照。再次，将当下“声音”引入话语体系，实际上也进一步拓开了表达的空间。比如，《屈原》第五部分引入余秋雨有关屈原的看法，《陶渊明》“尾声”引入梭罗、荷尔德林的思想体系，在《李白》“有关或无关李白”一节中引入张炜、李长之、福柯、莫言等诸多中外名家的相关著作或内容，都可作如是观。这三种“声音”的始终在场，生成了文本内部的“多音齐鸣”现象。多音齐鸣现象的发生，既显示了文本内部信息的丰富与驳杂，也反映了文本表意体系的立体与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