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凡识见构成了《时》最为引人关注的表达向度。这种识见在文本中可谓比比皆是。在《屈原》中，他认为“屈原代表了人类困境的一种类型”；“悲剧成全了屈原”；“婢妾心态为屈原走上自杀之路加了一把劲”；“现实困境中的屈原，最强烈的向往一定不是靠写诗‘打通国界’留名青史，甚至也不是文化创造，而是存国、存国、存国。”屈原以“准爱情”方式恋着他的国，以“婢妾心态”忠诚于那个想象中的近于完美的国君，然而，历史完全与他的理想背道而驰，他从一个困境陷入另一个困境，“屈原之死”注定了成了一个撼动中华文明之根的大历史事件。该篇对这方面的识读可谓力透纸背。在《李白》中，他认为李白有强烈的“预防蔑视”心理与婢妾心态，身兼三重孤儿（政治孤儿、人伦孤儿、美学孤儿），且认识自我的程度甚低。该篇对李白独有的孤儿意识、隐匿的婢妾心态、复杂的人格结构、超拔的自由气质、曼妙的诗文特质的解读甚为精彩。他对李白形象的描画可谓形神毕肖，对其精神谱系的描摹可谓精准到位。在《曹操》中，他认为曹操是“中国文化里幽灵味最足的人物”；成为小丑乃历史宿命；他身兼“六气”（豪侠气、英雄气、文人气、帝王气、江湖气、奸雄气），且“清醒地安排自己的死，死在自己想要的细节里”。该篇对“英雄曹操”“奸雄曹操”“文人曹操”“小丑曹操”“帝王曹操”“侠者曹操”等众多形象的解读，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而对其潜在的儒家人格的揭示，给人甚大启发。在《陶渊明》中，他认为“陶渊明给中国文化额外增加了一个灵魂——田园魂”；“中国古代最能表达存在深度的文学作品，大约只能是陶渊明诗文和《红楼梦》”；“人类是个怀乡团”；“他为人类做了一个梦”；“人们体验到的孤独几乎全为‘被动孤独’，是不得不孤独。而渊明是主动孤独，他主动接纳这份孤独人生。最伟大的文化创造，常由主动孤独者来完成。”该篇对陶渊明在现实与田园、自我与文本、自我与自我之间镜像关系的梳理给人以极为深刻印象。在《李斯》中，他认为“秦朝是没有诗意的，秦人是反抒情的”；“帝国已成为一架血腥绞肉机，其强大嗜血的惯性，使之连控制他的人也绝不放过”；“韩非的思想武库里，有最充足的毒汁，连自己都能毒死的毒汁。”该篇对法家思想、专制文化的揭示，以及对专制下君臣关系、社会制度的精研，都极具见地和力度。……详述这九位文人的身心遭际、为人与为文情况，论析他们的精神样态、思想状况，品评其诗文的艺术特征、美学格调，特别是从根上解析他们与几千年皇权制度的内在关系，也即进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地带，从而窥见中国几千年文明史、思想史、制度史、精神史链条上的亮点与黑点。

这些非凡识见又极具现代意识。我阅读《时间的压力》总能体悟到鲁迅式的思维与思想。读《李斯》与《商鞅》，我读得脊背发凉。作者将专制文化中的那种糟粕，那种野蛮，那种非人的蛮荒之恶，从“祖坟”中刨出来。这意识与勇气何等珍贵！读《屈原》《李白》《陶渊明》，我被其对中国传统文人“婢妾心态”“婢妾形象”的发现、阐释与建构所深深折服。我觉得，“婢妾心态”是夏立君读史、读古人后的一个最具文化创造力的关键词，而对传统文人“婢妾心态”的揭示与表达应是《时》最重要、最引人关注的主题。这部作品所描写的九个人物都不同程度地深陷绝望，比如屈原和夏完淳对故国现实的绝望，李白对功名仕途的绝望，司马迁对身体与人格的绝望，但他们无一不反抗这种绝望。夏立君以其深刻的思想力和体悟力写活了他们由“绝望”到“反抗绝望”的过程。很显然，这是鲁迅的精神传统。鲁迅对民族劣根性，特别是对专制与奴性的揭批（“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对“立人”思想的倡导（“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个性张，沙聚之邦转为人国”），以及对“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的表达，与夏立君对古人人格、人性、人品的发现与开掘，对“婢妾心态”“皇权意识”“丛林法则”等文化糟粕的不遗余力地揭示与批判，以及对被描写对象绝望境地与意识的充分体悟与展现，都是一脉相承的。不妨说，夏立君也接续了鲁迅的某些精神传统，在对这一主题的认识与表达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可贵探索。

除鲁迅传统外，对存在、孤独、虚无、虚妄等人类困境的探索与表达，亦在《时》诸多篇章中有突出表现。无论有关屈原代表了某种人类困境类型的概括、有关“诗人是个怀乡团”和“人类是个怀乡团”的体悟、有关陶渊明“主动孤独”特质的指认、有关司马迁苦难意识和夏完淳崇高义举的分析、有关曹操生死观和李陵蒙羞心态的阐释，还是贯穿诸篇中有关时间和空间哲思体验的深度表达，都充分显示了其在写作中一以贯之的现代意识。与其说作者发现了古人身上的这些现代品质，还不如说，古人与今人在这场跨越千载的隔空对话中，彼此因人性相惜、灵魂相通而相遇，继而在人类共性问题上发生强烈共鸣。古人精神或传统文化就是在这样的一次次相遇中不断复活、流传、增值。

有资格、有能力与古人对话者，需具备与被对话者相匹配的知识结构、思维能力、美学素养。若非，对话即为肤浅或无效。一个学者若无综合的、雄厚的此类资本，怎么可能凭一己之力，去穿透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硬壳，参透其秘密呢？他能从屈原、李白的生命遭际与诗文实践中揭示其自始至终所未曾摆脱的“婢妾心态”，他能感悟到曹操身上的幽灵气以及参透其深隐于“六气”背后的儒家人格，他能从陶渊明一次次入仕、逃逸、归隐中离析出其内心的焦虑、痛苦、恐惧或虚无，他能从“司马迁之魂”中触摸到其混沌又清澈、坚定又怀疑的精神内核，他能从商鞅、李斯的思想体系与实践结果中看到帝国制度与文化的“强大的嗜血惯性”，看到专制文化中那令人颤抖、窒息的文化黑点，看到他们著书立说目的的一维性（即目标读者只有一位：帝王）……他虽然只解读了九位古人，但读懂他们，也即读懂了中国文人、文学与权力的关系，也即触摸或把握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内部的秘密，与历史所以往复循环一再克隆的真相。屈原的悲剧、陶渊明的压抑、李白的苦闷、曹操的不敢称帝、商鞅之死、李斯之困，都可从中得出合理的解释。更重要的是，其他较为宏大的文化命题——诸如儒、释、道之间既互斥又互依，其实质如何？理性批判精神为何如此孱弱、甚至缺席，且不指向皇权制度、皇权思想本身？“婢妾心理”与愚忠思想为何如此根深蒂固、坚不可摧？从传统社会、传统文明中可否衍生出一个现代文明、现代社会来？——亦可借助他的读解，进一步展开讨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他的历史观始终是向外的，即通过对历史、历史人物的叩问（追根溯源），驱除积垢，反省自身，积蓄力量，为时代寻找继续前进的文化力量。

作者的远见卓识着实让人钦佩，然而掩卷沉思，细琢其进入文本的方式、方法，并以总体性通观其认知谱系、评判标准，总觉得尚有若干不足处。

其一，有些问题的评判标准不统一。如何调节理性与感性、客观与主观之融洽关系，以防二者失衡导致识见出现偏狭或游移，对学者型作家来说，都是首先要把握好的问题。以感性的、主观的、美学的视角感知和评析古人固然重要，但往往亦因情盛或力猛而致客观真实与识见有所遮蔽。应该说，夏立君在绝大部分篇章中的处理还是相当有分寸的。一方面，对九个人物或敬仰，或怜悯，或警惕，或批判，并不掩饰一己情感倾向，另一方面，又力避因辞害意、先入为主，以求客观、公正地看待与评判古人。但遗憾似乎还是无法避免：识见要求完全客观、周全，而本书中作家的炽热情感还是左右了理性思维和论析理路的正常发挥。正如理钊所言：“作家在处理前者（屈原等人）之‘忠’时与后者（夏完淳）之‘忠’时，似乎用了不同标准，前者是批判的，后者是褒扬的。在批判时，‘忠’的对应物是皇权制度，但在褒扬时，‘忠’的对应物是人的信仰。也就是说，为使夏完淳的‘忠’具有品质上的高贵性，作家对这一个‘忠’字作了高度抽象化处理，在抽滤去‘忠的对象’之后，使之成为一种精神品质。但与全书主旨的‘疑似冲突’仍然是明显的。”^[13]为什么会“用了不同标准”呢？理由很简单，作者被夏完淳的“高贵品质”所彻底折服，既而影响力了他的理性判断。其实，情与理的冲突不只表现在这里，也表现在《李白》《司马迁》等诸篇的细节处理中。情感淹没理性，情成为主体，理退居幕后，致使本相有所遮蔽。

其二，《时》的体例安排也有待商榷。比如：为什么不把《李斯》《商鞅》两篇放在前边？^[14]我个人觉得，这两篇对文化之劣根性的认知与解读最见功力。它对中国专制制度与文化本相的揭示，对皇权与文人关系的论析，都做了客观而深刻地解读。发生在屈原、李白、司马迁、陶渊明、曹操等古人身上的诸多难解之问，事实上都可从这两文章中找到答案。既然这两篇与其他七篇构成了一种阐释与被阐释关系，不把它们置于前边，而放于卷末，作者或许有其独特考虑。但如此安排，实乃遗憾。

其三，明清两代只解读夏完淳一人似也不妥。若放入王阳明、李贽、黄宗羲、曹雪芹、蒲松龄诸位就好了，唯如此，各“时间单元”才丰盈、充实，《时》才真称得上一部既周全又深刻的解读古人之书。至于为什么没放入，作者在《引言》中亦有说明。他这些未完成或列入写作计划的篇目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