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时》，必先对夏立君人生履历、文学观有所了解。夏立君于一九六〇年代初生于山东沂南，曾任中学语文教师十余年，其间曾有在山东教育学院中文系进修二年、赴新疆喀什支边三年之经历，现供职于《日照日报》报社，担任日照作家协会主席。从人生履历来看，其人生经历似并不复杂，但几个区隔较长的“时间单元”对他从事文学创作的影响还是相当深远的。自童年时期便逐渐培养起来的对历史读物的阅读喜好以及由此而生发出的对历史体验的“苍茫感”；业余办刊和创作所形成对文学的虔诚心态、转向专业型作家后所生发出来的文学抱负以及精品意识下的自我加压；早年从教经历以及近十几年来不间断地有选择性地读书而慢慢形成的知识分子素养、学者型心理结构；在媒体与文坛之间从未间断过的交互往来，以及他那种天生的寡言多思和对人、事、物及其关系的敏感悟性，等等，都为他从事有深度、有难度、有识见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今天看来，其文本中所呈现的对历史的亲和力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绵延不绝的“压力感”，特别是那种宏大的空间感和绵长的时间性，都与他在这种漫长的文学准备期内的文学活动、经验历练、读书积累、生命体验息息相关。

夏立君不属于莫言那种灵感爆发型作家，而类似陈忠实那种厚积薄发型作家。从创作经历来看，他的文学活动开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年合办民刊，写诗，写小说，也写散文，是典型的在新时期文学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作家。按说，他早已是文坛“老人”了，但并非如此，在文坛前沿阵地上，直到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他依然是个不折不扣的“新人”，因为在获“鲁奖”前，他一直没有进入中国当代文学现场的中心地带并为同行所熟知。^[7]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局面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三方面的原因不容忽视：由于文学准备期耗费的时间过长，且发表作品过少，自然难以在混脸时代快速脱颖而出；创作长期处于业余状态，且从业余到专业型作家的转型过程过于漫长，^[8]自然也难以引起学院派批评家的关注与阐释；这些年来，他主攻散文，但散文近年在文学四大类中最不受重视：“如果说诗歌、小说、戏剧是朝阳，散文至多也就是余晖。所以，各种文学史几乎没多少散文的事，如果有也是其他文体的叙述之‘余’，且有点千篇一律的赘述。”^[9]在这种背景下，散文家很难像小说家那样，只要有力作，即可快速成名，更何况，夏立君既不是那种高产量散文家，也不是那种八面玲珑、专事钻营的文学活动家。他难以突入“中心地带”，当事出有因。好在，文学创作不以谁先谁后、年龄谁大谁小定胜负，成就和声望最终要靠作品来衡定。正如陈忠实在五十岁才发表《白鹿原》并因此而一鸣惊人一样，夏立君也在这个年龄阶段突然闯入“中心地带”并为众人所瞩目，毫无疑问靠的也是作品质量。

以《时》为重点考察对象，并统观夏立君的生活史、阅读史，我们大可梳理出有关作家本人的精神史、文本史。但不论哪种史，对根的寻求着实发生于其从事文学活动以来的各个阶段，而近几年，这种倾向愈发明显。其突出表现就是，他对时间、空间的审美体验早已脱离狭隘的“此在”与自闭的小我，而趋向于对浩渺的“彼在”和宏大历史的体验与建构。作为一种精神实践，他复归传统典籍与历史现场的信心、能力，以及从中获得创作灵感并取得创作成果的实践，在同代作家中堪称典范。在他看来，那个“传统”并非一个虚无的存在，它总是与其生命体验发生内在感应。他之于历史，不仅是后来者，也是建构者；古人之于他，不仅是对话者，也是同路人。既然他在与历史对视、与古人对话中获得了足够多的“恩惠”：“历史比现实往往更有用、更易用。古人能照应呵护我的生存。他们以稳定真实的面目朝向我，他们再也不会扯起半缕面纱掩饰自己。无数雄伟有趣的古人施大恩于我，却不求一丝回报，不给我添加一丝与活人打交道的麻烦。”^[10]那么，作为回报，作为个体行为的阅读与文学创作便被委以特殊的重任，沿此通道与逻辑，以某种感恩心态——即“我把解读传统养育出的杰出古人，当作对抚养自己传统的一种回报。”^[11]——从事有难度的阅读与写作，也便顺理成章。然而，在追求速度与效率的当下，其姿态可谓标高独异，但其实践可谓出力不讨好。

我更愿意把他这种活动归之为“文化之旅”与“精神寻根”。以美学的、情感的方式解读古人文本，以历史的、批判的方式展开文史考证，从而从点到面、从局部到整体，为重新认识古人与传统，做了一次极有价值和意义的文化寻根活动。不过，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韩少功、阿城、张承志、李杭育为代表的所谓“寻根文学”作家们致力于传统意识和民族文化心理的探索与表达不同，夏立君的“文学寻根”并未偏离中国传统文化的主线与主流。如果说他们总是对那些偏远的野地文明、边缘的文化遗风或深层的心理结构报之以探索的巨大兴趣，那么，夏立君试图以“同情的理解”方式，回到并还原历史现场（即他所言“把自己投入到历史长河中去”），不仅通过对屈原、李白、陶渊明等“人之子”们复杂的心理结构和丰富的精神图谱的重勘与描绘，以从中寻找到助力现代文化与文明向前发展的动因与力量，也通过对商鞅、李斯、韩非等历史人物身上展现出的反文明、反人性的历史窠臼与文化暗点的揭示与批判，以企引起今人在面对那个巨大存在时所应采取的理性态度、所应坚守的文明底线、所应反思的制度问题。可见，他的寻根不是弃今复古、崇古，不是膜拜先人、圣人，既而绝尘而去，而是以今人之眼光打量历史，揭示秘密，呈现真相（文学真相、人性真相、制度真相、皇权真相），既而反哺当下。

如何理解“时间的压力”？夏立君曾如此表述：“消失的时光形成历史，现实又可视为历史的延伸与成长。时间的压力也就是生存和存在的压力。每个人只能生活在时间或时空的一个节点上。越是不肯敷衍此生的人，越珍视时间，越易感觉到时间的压力。古今同理同情。”^[12]时间延展，形成历史，古今相连，难以割舍，故对作家而言，传统即历史，现实感即历史感，反过来，历史感也即现实感。或者说，现实与历史、传统与现代，不但渊源相继，而且彼此包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区隔。虽然从物理属性来看，时间是历时的、一维的、不可逆的，但在作家的精神世界里，它又是共时的、多维的、可折叠的。因此，他可以自由出入任何“时间单元”，可以将历时性的时间处理成共时性的存在。反之，亦可。这是作家的权利。对夏立君而言，时间作为一个历史、美学与精神的符码，构成了他及其文学实践的源头性的、统摄性的存在。由此延展开来，时空、人性、历史、时间单元、婢妾心态、苍茫感、存在、困境、孤独、痛苦等在《时》中屡屡出现的负载丰富现代意蕴的关键词，无不与之有着本质性关联。所以，围绕这些关键词所展开的有关九位古人精神品质、心灵形态、存在本相以及文本思想、美学风格的挖掘、描述与探析也就展现了十足的现代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