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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李白似乎越来越刻薄。没想到会将李白读成这样。读来读去，却非这样不可了。怎么全成了李白的错？宫中难道会无谗妒？

宫廷当然是上演宫斗、宫妒的地方。权力巅峰，必为世故渊薮。何况是家国连体皇权。所有宫廷本质都是一样的，只是宫斗宫妒的内容及惨烈程度会有所不同。不否认李白遭受过谗毁，但不认可将李白政治失败主因归结为谗妒。

宫中不止宫女善妒，宫中男人似乎亦易化身为善思、善感、善妒的“疑似宫女”。推而广之，宫廷之外的广大士人，只要他不忘功名，便皆有一颗朝向宫廷、思恋皇上的玲珑剔透之心。所谓“心存魏阙”是也。换言之，天下士人皆有可能化身为“疑似宫女”。

先把放旷傲岸李白放下，去认识一个幽怨李白。“昔日芙蓉花，今成断根草。”（《妾薄命》）身处宫中，李白总是极易想到宫中那些可怜女人，极易生“闺思闺怨”。你是金枝玉叶的“芙蓉花”，还是卑贱的“断根草”，完全系于皇上一念之间。

“谗妒”成为皇权时代士人通用语言，李白特别念念不忘“谗妒”，实际关联另一种更加隐秘的士人心态。

不得不进入这样一个不无荒诞感的问题：李白的“婢妾心态”。

做伟丈夫，真英雄，独对八荒，活得坦荡硬气豪气，士人谁无此念？这亦根源于人性之正。李白就是这样向往的。可是，当另一种远比你强大的力量悬置于顶，你便不能不有“举头三尺有神明”的重压及紧箍咒。你的灵魂将发生不可思议的异变。

古今读者心目中的李白形象，几乎全被《蜀道难》《将进酒》等放旷代表作以及“力士脱靴”等传说故事所定格。其实，《蜀道难》这类情绪激昂作品，其数量连李白全部作品的十之一二都占不到。李白作品大部分还是相对平静的，缱绻之情、游戏之笔亦甚多。我们记着的总是激动起来咆哮起来的李白。一个安静幽怨隐秘细腻的李白似乎是陌生的。

先看这首李白特色闺怨诗。

丈夫出征，少妇寂寞，闺怨寻常主题。只是这首闺怨诗，谐谑、放旷，且不无色情。其他古诗人笔下难见这等“闺怨”。不是花在笑，是李白的坏笑。

再看下面李白这闺怨诗。

还能看出李白特色否？珠帘寂寞，颦眉垂泪，贱妾断肠，深情婉转，无言、无助、无力。所代言者皆为常规怨妇思妇之情。这怨妇思妇是士人笔下通用符号。放旷李白竟变得心眼比针尖还细，情思比牛毛更软。大鹏、超人缩得很小很小了，进入纤弱柔媚女人行列了。这与我们所熟悉的咆哮旷野、豪歌大道的李白，差距是多么巨大呀。李白大多数闺怨诗正是此类。

不只李白这样。这类情调闺怨，可以出现在任何一位士人笔下。

古代所有这类诗，情感倾向皆是下沉的、幽怨的、冷色调的、无奈的。

皇权社会是彻底男权社会，女人无独立人格。三纲之“夫为妻纲”，对应“君为臣纲”。夫妻亦是一个微型君臣格局，一个最无权男人亦有可能在一个女人那里略微体验点皇帝之尊之威。君恩似流水，妾命若落花。她们是永远沉默的人，实际上连闺怨也发不出来。以“修齐治平”为己任、信奉“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须眉，却从中发现了“诗意”宝藏。他们人人乐于为这些可怜女人“代言”。无穷无尽的闺怨诗，全出自男人笔下。并非女子求其代言，而是须眉大士乐此不疲。代言目的，又并非解救怨女。所有代言诗，既不会为所有女人亦不会为某个女人解决一丝一毫问题。为怨女代言，纯粹出于男人的抒情需要。代来代去，没把女人心声代出来，只是把自己代进去了。就像梅兰芳化妆扮演女人，进入角色了。代言，正是一种化妆抒情、化妆演出。可见，士人有种隐性心理需求，非此途径不能获得满足。古士人婢妾心态是普遍现象，而非个别现象。这是皇权时代文学史文化史上一道特色景观。

李白闺怨代言诗如此之多，令人瞠目。

失宠于玄宗，是对李白人生的首次沉重打击。玄宗以赐金放还方式作了淡化处理。李白回避“失宠”实质，只说遭谗妒。借代言“爱抚”皇上事实上已是鞭长莫及，本质上只剩下抚摸自己的痛苦了。安旗等主编的《李白全集编年笺注》，将李白大量闺怨代言诗系于翰林待诏期间，符合这一事实：身处宫中最易生婢妾之思。其实这些诗未必皆写于宫中。古士人一生任何时候都可能写此等诗。只是身处宫中，会特别热衷一些。

陈阿娇在汉武帝那里得宠又失宠的遭遇，成为后世一再吟咏母题。李白就反复吟及，且从中得出不无“哲思”的结论。“昔日芙蓉花，今成断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妾薄命》）“以色事他人”好景不长，以文事君又能如何？《妾薄命》为曹植创立乐府杂曲，李白这是依题立意：君恩无常，妾妇薄命。曹植作为帝王之家大才子，一旦处于臣子地位，照样婢妾心态昭然。“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曹植《七哀诗》）“君”不敞开怀抱，“妾”空有投怀送抱之愿也。

相对于卑弱女人，男人总把自己视作大丈夫。而面对皇权，大丈夫又成非独立人，亦处依从依赖的偏位贱位。纲举目张，“纲”在皇帝手里攥着。正如每位女子是潜在弃妇一样，每位臣子亦是潜在弃臣。

这样，须眉变身为幽怨依附的温顺婢妾，就非不可思议之事了。就像婢妾惯于以柔媚卑弱示人，士人亦惯于以柔雌示君。“伴君若如伴虎”，需小心谨慎，动作温柔。一头猛兽若屈服于另一头猛兽，就用压低身高缩头缩脑这一躯体语言示弱。当你化装或化身为婢妾时，对方即使不是愉悦的，也是感觉安全的。怨妇固然会唤起士人怜香惜玉之情，更易唤起的却是一己身世之难言之隐。旷男怨女之情，对应的是孤臣孽子之心。

李白又有代言长诗《白头吟》，将陈阿娇、卓文君放在一起玩味。“此时阿娇正娇妒，独坐长门愁日暮。但愿君恩顾妾深，岂惜黄金买词赋”“东流不作西归水，落花辞条羞故林”“覆水再收岂满杯，弃妾已去难重回。”缠绵婉转，力不能支。

每个怨妇都有具体的无情郎，皇上却是臣下共有的“无情郎”。皇上，掌握最大权力的人，自然成人间最大情种，只有他能拥有对他人的绝对施宠权与无情权。既然集赐恩、赐宠、赐死诸权于一体，臣下以婢妾心态款待皇上就是必然。皇上的喜怒哀乐，就是臣子的荣辱升沉。龙颜一怒，谁不丧魂落魄。在代言诗中，士人有意无意间挑开了皇权政治与人性、性别交织而成的秘境。心有怨恨委屈，与皇帝威权展开对话却无可能，借卑弱姿态的代言，既向君王抛去一个幽怨的媚眼，又对政治与人生挫败进行一番咀嚼与宣泄。

宫廷类似一个争风吃醋情场。失宠或得宠，是宫女与士人共同的刻骨铭心体验。失宠极似失恋，得宠极似获得“爱情”。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皇上当然是一个绝对腐败的情种。他喜欢谁都是赐宠，抛弃谁都无罪错。

“臣”字的古义为奴，先秦已有“臣妾”并称先例——可是，我非奴，绝不为奴，我是大臣、重臣、名臣、帝王师。屈原、李白等历代伟丈夫无不这样想。人性求超越，生命要尊严。这是人性的伟岸所在。可是，怀揣帝师梦、名臣梦的臣子，若进入宫廷，往往不得不以妾妇之道侍君。若实际成了帝王师，亦必须以“奴在师前”为处君之道，否则，十之八九要遭殃。

士人的心理空间，就在帝师心态与婢妾心态之间展开。不能不再说屈原。“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屈原《离骚》）屈子流放途中，还在做君师梦，不是传授知识之师，而是政治导师。忠君如用情的屈子，所向往君臣关系类似“情人”关系。屈子既把自己想象为美人，又把怀王想象为美人，展开他上天入地“求女”征程。我在《屈原：第一个独唱的灵魂》一文中说过：“后世文人特别乐于营造求女意象的传统，不能简单以为是对屈原求女意象的效法。以婢妾心态对君王绝非屈原发明。”只要有宫廷、有宫廷政治，就必有宫妒，有婢妾心态。屈子作为历史上第一位独立诗人，环境心境迫使他把这表达了出来。

中国诗歌源头经典《诗经》中，有不少天籁般美好的爱情诗。孔子并未将其解读为那是隐喻“臣思君”，后世“大儒”却这样读了，且成为标准“正能量”读本，通行上千年。对实在无法那样读的，就以“淫诗”待之。对自然人性的围剿历史已很久了。除了民歌中，古代极少真正的爱情诗了，多的是大男人的代言闺怨，且主流是以变态隐喻形式指向君王，妄想自己出现在皇上的春梦里。或相反。皇上永远不是你抗衡对象。你对皇上的恨怒只能表达为爱恋幽怨。你并没有另一个奉献对象去重新布置你的生命格局，你只能不断“梦日边”，爱恋那个抛弃你的人。

李白与屈子皆堪称千古伟丈夫。李白有婢妾心态，却绝无可能做“言行一致”之婢妾。要是那样，行走宫廷亦不难。

一位心雄万夫、浪迹天涯、大言夸诞的天才诗人，却同时拥有缠绵悱恻幽隐哀婉的婢妾心态，这真是戏剧性极强的心灵奇怪。“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这是诗人“蔑视权贵”的最强烈呐喊。这诗句把李白精神挣扎表达得淋漓尽致——我要功名要地位，却做不来“摧眉折腰”这一婢妾之行。

与李白不同，有人能成功地将婢妾心态运用于生存。

唐人参加科举考试前，常以诗游说干谒权贵，期求考场之外的荐举，这种诗称“行卷诗”。行卷诗本质就是干谒诗。有一首中唐年间行卷诗极有名。

朱庆馀向时任水部郎中的诗人张籍行卷，自比新妇，张籍则为夫婿。这不是代言了，这是活生生婢妾心态呈示，可谓毫发毕现。一位须眉化妆成酥软可人新娘，柔情万分地向另一位须眉大士献上“闺意”。

表达什么，有何要求，细腻柔媚，妙合无垠，双方完全不存表达与理解上的困难。能将婢妾心态收拾得如此精致乖巧，令人叹为观止。“女为悦己者容”巧妙转化为“士为悦己者容”。这诗呈给哪位上司都会令其愉悦。张籍享受到了被抚摸的愉快，果然乐于为“新娘”游说，且长久关注朱庆馀。短短四句诗为朱庆馀的仕途经营立了一功。

反观李白那张牙舞爪的干谒诗文，就可看出，李白差不多只求自己痛快了，违背“上司愉悦优先”原则。猛兽对你不喜欢不放心，你想要的那块肉还不得越追越远啊。

朱庆馀一生只两首诗名气较大，皆与隐秘“闺意”有关。另一首亦妙得很。

宫女除了“含情”，一无所有。受宠是含情，失宠还是含情，“不敢言”则是永恒命运。不敢言者岂只宫女。诗人凭此两诗，竟亦产生了不朽效果，名传青史了。写出这等诗来的须眉大士，不知平时是怎么喘气的。嘴巴张多大，眼神怎么放，面对权贵或皇上该拿捏出何种表情？

皇权时代，不用想到君主，一念及上级，男人就会主动给自己化妆，把自己想象成急欲邀宠的新嫁娘。位在下者对位在上者示以婢妾之情，已具备政治正确作用了。视“每饭不忘君”为最动人道德的社会，婢妾心态、婢妾表情已是普适的、通用的。婢妾土壤生婢妾心态，婢妾心态生婢妾诗意，再自然不过。皇权天空下有多么浓厚的婢妾诗意啊。旧体诗词赋能表达许多东西，表达婢妾诗意似乎特别容易、特别来劲。

古士人，少有一对一爱情体验及表达。多情如李白，亦难觅此种消息。李白对女性，是欲多于情。柳永等放浪江湖文人，只与妓女之间才能呈现某种“疑似爱情”。若有士人张扬自己的爱情，反而可能是“政治不正确”。相反，你若将卑弱女子思恋情郎或无情郎的婢妾之情，化妆移用于臣下思恋皇上，反而是“政治正确”。

有学者说闺怨代言诗出于诗人对女性命运的同情。这无异于隔靴搔痒。同情或许有，但极其稀薄。古士人普遍有写诗癖，他们的命运及心态决定他们必定会发现、会利用“闺怨”这片诗意沃土。这一因素远大于同情弱者因素。同时，窃以为，更本质原因在于，这是男权意识对完全无权女性的进一步侵犯。无力、无胆反抗头顶强权，就以更弱的弱者为铺垫向强权婉曲“道情”，摇尾乞怜。数千年来，在从未把自由平等确立为社会追求目标的皇权社会，弱者仰视强者，更弱者匍匐于地，是普适规则。李白追求自由平等，只是追求权贵平等待他，让他过自由放旷生活。李白注定失败。

皇权社会不少道德准则有违人性，但狎妓、买妾等行为却会受到宽容。在歧视妇女为常态的社会，这好理解。只要坚守一颗“忠君”之心，就政治成熟，就犯不了大错。东方朔悟透了，用给武帝做弄臣换来的资金，一年一换妻，却赢得“大隐金门”美名。这样三个词忽然在我脑海排成一行：牧民、御用、驭女。三个词皆表示上对下单向施加行动。好像在下者不是人，是某种物。皇上工作与放牧者工作近似，叫“牧民”，皇上使用人、使用物是一回事，都是“御用”，皇上做那事叫“御女”，其他男人降格一求叫“驭女”，当然皇上做那事还有更光荣专名叫“幸”。在皇权男权天下，这些字眼间内在联系太好明白了。社会从顶层到底层，只有单向行动，没有互动，不需讲理。以现代人类平等自由观念来对照，感到这三个字眼是些多么丑陋可耻呀。道德及体制设计上把某个人、一小撮人捧到天上，实际上就必然导致所有人都难逃卑下龌龊，必然导致在下者向在上者奉献婢妾心态。

李白婢妾心态不是最重的，朱庆馀也不是。若已成彻头彻尾的奴才，直接吮痈舐痔就可以了，不必费神写诗了。

在这片精心抚养皇上两千多年的土地上，皇上大都很悲惨——享乐着享乐着忽然就大难临头；皇臣喘气很小心——一心想做名臣重臣，最后往往成一心求御用的弄臣婢妾；皇民活得很纳闷——皇上除了收税不让俺知道一点点事。

从谪仙人、放旷诗人李白身上竟读出婢妾心态。

无意作践李白。读屈原时，对士人婢妾心态已有强烈感受。反复研读李白，又得到进一步明确与印证。李白那些闺怨代言诗将我带入了一方秘境，由此想到更多诗及更多古人复杂命运，产生了一种原来如此的感觉。李白将婢妾心态限于君臣之间，其实早就普适于天下了。李白对皇帝之外权贵，绝对贯彻他“预防蔑视”原则。众多士人则远远做不到。

张炜在《也说李白与杜甫》一书中有此趣言：“今天我们不难看到这样的情形：有人一见到位置较高的领导，不知不觉眼泪就出来了。这在人世间是一种莫名的感动和依恋，似乎多少有点类似于接近异性的情愫。”这眼泪是否可说有当代闺怨诗的一点美妙诗意呢？

读出李白婢妾心态，并未影响我对李白的喜欢。在婢妾心态与伟丈夫之间，我看到了一个多色谱的不无恢宏的精神世界。婢妾心态不是屈子的错，不是李白的错。婢妾心态是专制皇权强加给他们的精神耻辱，亦是人性适应环境的异变。他们在那么艰难环境里，写下了人性极其丰富辉煌的伟大诗篇，那无疑主要根源于他们伟丈夫气魄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