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七十二年前的美国，二十八岁的梭罗提着一柄斧子来到瓦尔登湖边，砍树筑室独居。两年后，又回“人间”打理他那“铅笔制造厂”去了。《瓦尔登湖》一书，记载了他这一段生活经历与感悟。与陶渊明回归之路的漫长、沉重、执着相比，梭罗的回归自然，有兴之所至浅尝辄止意味。当今稍有财力者，似乎都可那么做一下。陶渊明的精神内核远超梭罗，梭罗在当今世界的影响却似乎远超陶渊明。在中国，读《瓦尔登湖》者就可能多于读陶渊明者。我甚至恶意地认为，梭罗安排这一段生活，固然根源于自由自然这一生命本性的驱使，是不是也是为了写出《瓦尔登湖》这本书啊？梭罗即使如此，也不是什么错。现当代写作者，创作而不与名利挂钩，倒是稀罕的。陶渊明却不是这样。

今日之世界，真是一个新世界，可是却远非美丽新世界。大自然从未遇到“现代人类”这一劲敌。从溪流到海洋，从土地到天空，无不呈现出败坏之相。雾霾以幕天席地的阵容，从容不迫地围剿人类。有没有“制空权”，真是太不一样了。人类再嚣张，不如雾霾嚣张。在这样的时候，陶渊明的影子竟然会朦胧浮空，重现人间。

梭罗与陶渊明，相隔一千多年岁月，分处地球两边，文化背景迥异，深入田园程度不同，但都是人类回归田园的代表，都是对人类“诗意栖居”理想的实践。

人充满劳绩，但还

诗意地栖居于这块大地之上。

——荷尔德林《人，诗意地栖居》

“诗意地栖居”，没有比陶渊明更适合承受这句话的诗人。忧勤一生，诗意一生，痛苦一生，亦“任真”一生。这就是陶渊明。这一生，竟然亦可以是无数人的一生。为何，无数人会念叨陶渊明？为何，无数人认为自己的生命里该有一个陶渊明？

得意时想到陶渊明，那是念及人生的限度；失意时想到陶渊明，那是寻求生存的慰藉。

田园，是人类最初的诗意，也是永恒的诗意。陶渊明站在田园里，望自己，望人类，望宇宙。陶渊明站成了一个精神坐标。陶渊明是一笔能够不断生发意义的遗产。

那一团幽隐的光明，能照见我们生活的另一面。幽灵有分量有压力，以一种温柔又韧性的声音提醒着我们的生活或我们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