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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去来兮辞》开篇这声长唤，深深触动千百年来士人情怀，其意蕴已成为士人精神一个新的组成部分。这声长唤，从来非主流，非强音，但却以其柔韧之力响彻陶渊明后的中国历史。时至今日，这声长唤仍在回荡。有时，是更强劲的回荡。刺入雾霾重重的天空，提醒喧嚣骚动的人心。

这声长唤，陶渊明用一生力气喊出，并用一生努力去捍卫。公元405年（晋安帝义熙元年）11月，陶渊明自免彭泽令，赋《归去来兮辞》，经历了五仕五隐，最终彻底归隐。这一年陶渊明四十一岁。至六十三岁去世，陶渊明在田园里坚守了二十三年。

巨大的振幅算是结束了，而生活、生存不可能是静止的。敏感深情的诗人更是如此。《归去来兮辞》，多么像一颗伤痕累累的童心的吟唱。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诵读《归去来兮辞》，我们不可能不为文中那乍脱牢笼的不寻常喜悦所感染。同时，我们往往会有意无意忽略掉更隐秘更深层的东西。你看，隐忧及虚无感，总是紧随喜悦而至：“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其实，开篇的第一声长唤，其主旨就不能仅当作喜悦来看。

任何时代，不管被动还是主动，失去官职都绝非等闲之事。若陶渊明从来就视仕途功名如粪土，就不会有五仕五隐的漫长徘徊。“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饮酒》）在其他诗文中，渊明也一再申明，他以孔子为宗师，以六经为人生最高准则。他对当下世道无人亲近儒家经典，深感痛恨与无奈，并认为这是社会溃败根源。他时常歌颂隐士，挂牵田园，但他理想人生状态却是功成身退——先成就一番功名，再退归田园做“任真自得”的隐士。这是渊明以儒家为主位、兼融道释的思想所决定的，当然亦有家族激励这一渊源因素。曾祖父陶侃是晋室大功臣，外祖父孟嘉在仕途的出色表现亦令他神往。就在上一年（404年）5月，不可一世的桓玄被杀，新兴的刘裕势力向他招手。陶子心动了。这一年陶渊明四十岁了，因母丧丁忧在家已数年。四十岁，可真是个令人惶恐不安的年纪。这又根源于孔子。“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孔子有言：“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论语·子罕》）孔子这话，敲打中国士人数千年，当然不会漏掉陶渊明。他决计再次踏上充满危险的仕途。他在心里对自己说：再委屈自己一回，或许能斩获点功名回来。这样一个对功名跃跃欲试急不可耐的陶子，似乎是陌生的。其实不然。没有功名永远是士人心病。陶子未能免俗。他需要功名来安慰此生，而求功名正是遵循先师孔子遗训。他一再热情歌颂的汉代先贤疏广、疏受，正是功成身退榜样。陶渊明屡次踏上仕途，是一种反复的试探与努力。但他最终彻底绝望了。

《归去来兮辞》还有个不短的序。序中，他把自己求官原因概括为“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辞官原因概括为“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辞官直接因由又是“程氏妹”丧。本来还巴望着等官田这一季庄稼熟了再辞官，等不及了，奔丧要紧。陶子一粒官粮也没吃到。这些话都是真实的，但又都是面上可以说一说的话。专制无道社会共同特征是，最真实最重要的话是不能说的。

《宋书·陶潜传》这样说陶渊明辞官原因：督邮要来，属吏向渊明交代应穿戴整齐见上司，陶渊明竟说“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当即辞官。这就更文学更有诗意了。已在仕途折腾了四五趟的陶渊明，竟连见上司都不肯。这似乎不太可能。这一细节在渊明诗文中不见任何消息。古往今来，人们却皆喜欢这一细节。即使实有其事，也非辞官原因，而是渊明打定辞官主意后的率性行为。中国古史中的人物传记，修饰与塑造是常态。这不用多言。

政治上的进退出处对任何一位士人都是大事，不会因陶渊明的个性而有本质不同。渊明的彻底归隐是自身矛盾与社会矛盾交互作用的结果。仕于乱世，尾随“枭雄”，率性渊明，恐惧难免，苦况可知。归隐之后的漫长岁月里，陶渊明念及前半生，还时时心有余悸。

罗网与鸟，是魏晋士人常用意象。“我已收敛翅膀，退至低处，你张罗箭镞罗网无用了。”这一心情渊明时有流露。世道如此，谁不是惊弓之鸟呢？五次出仕的曲折危险经历令渊明最终明白，他不但不可能斩获功名，连性命都已陷入朝不虑夕境地。在与朋友的赠答诗中，他常常不忘告诫对方保重性命。仕隐的反复中，陶渊明对世道对生存产生了强烈的虚无感、恐惧感。他怕“死”，又非一般意义上的贪生怕死，他唯恐来不及“活”就死去。他还担忧因自己连累家人，导致“覆巢无完卵”。他所向往的“活”，是这个世道所不能提供的，更是仕途中不可能有的。只有果断撤退，才能去活自己的“活”，这需要勇气与道德力量。

皇权末世必定高度丛林化，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会主宰一切。汉末时，曹操等丛林枭雄就获得了比大一统皇帝更方便的杀人权。被曹操杀掉的名士孔融，在手握重权时竟亦曾杀人不眨眼。司马氏以比曹氏更露骨更惨烈手段篡魏，晋末丛林分外血腥亦在情理之中。陶渊明的出仕总有试探意味，每次出仕时间都不长。公元399年至401年，陶渊明一直供职桓玄幕。401年冬，渊明因母丧丁忧脱离桓玄而家居。虽仅三个年头，却是出仕时间最长的一次。403年12月，一直以匡扶晋室面目示人的桓玄，迫不及待地称帝了，五个月后即兵败身死。渊明因丁忧侥幸地避开了这一险恶漩涡。若渊明一直效命桓玄，恐怕不但不会有后来新兴势力的召唤，大约还免不了某种形式的可怕清算。桓玄死了，轮到刘裕把自己打扮成兴复晋室的英雄了。渊明不禁对天下再生希望，并再生功名热望。只是，他很快就感受到丛林的无情。丛林里，有狮虎等猛兽，有狐狸有鼠辈，还有鹿与野兔。渊明这种野兔级别人物，如果不保持对丛林法则的敏感，那就太危险了。野兔的生存路径别无选择，一是自觉保持沉默，二是随时准备退却逃跑。404年夏天，渊明入刘裕幕，不足一年，到第二年三月就转入刘敬宣幕。这时，刘敬宣向刘裕自求解职。刘敬宣之父刘牢之在桓玄势盛时降桓玄，不久又谋讨桓玄，事败自缢身亡。刘敬宣已经成为猛兽级人物，对进退却极为小心，自求解职即出于自保。大约就在此时，渊明趁机脱离刘敬宣幕，转求边缘职位彭泽令，并旋即去职。彭泽令这一职位显然比其他职位更易摆脱。渊明应当有一个对自己退却的设计。刘敬宣后来被部下杀害。在丛林里，谨慎亦常常无法避祸。

“平安着陆”的陶渊明心生巨大喜悦。这就是我们从《归去来兮辞》中感受到的喜悦。此后，他还会时常把无功名视为愧对祖先及子孙后裔的憾事，但绝无再求功名之念了。他要活着，离开所有人，所有热闹，活出他的理由和仁德。渊明先后仕于桓玄和刘裕的事实，既有渊明诗文为证，亦为古今学者特别是当代学者一再揭明。不少古人对此却往往加以回避或修饰。原因在于，陶渊明当世及死后较长时间虽默默无闻，后来却名声大振，成为士人某种楷模，在把“忠”视为天字第一号道德的人看来，“忠”在陶渊明身上自然不能缺席。其实，自从曹魏政权把忠这一面纱撕破，后来的晋及南北朝，将皇位篡来篡去的统治者，实在难以拿忠作幌子了。刘裕比桓玄等枭雄有耐心得多，到420年始篡晋建宋。427年去世的陶渊明，却既无明显晋遗民情结，当然更谈不到有作为刘宋新朝臣民的半点喜悦。对社会的无道，他深深僧恶，对皇室，他又基本取漠然态度。“身在江湖，心存魏阙”是不得志士人心理常态，渊明内心可说无此麻烦。梁启超《陶渊明》一文中就说，把陶看作忠于哪一家，那是看低了他。但陶渊明是多么“忠诚”的人啊。

陶渊明对生命的忠诚以极质朴方式进行表达。他拒绝道家求长生的诱惑，不接受佛门高僧的召唤，不抛弃亲人遁入山林。他的确时常需要一杯酒的支持，但不纵酒不佯狂不颓废，他追求在不离世俗中脱俗。田园是他表达生命忠诚的最好处所，唯一处所。“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这首诗作于其五十二岁，归隐已十二年，可称为陶子田园诗巅峰之作。诗里有一个独一无二的陶子，浑然静穆的陶子，非凡的陶子。但这是陶渊明的巅峰状态，而非日常状态。

日常状态的陶子有许多纠结、酸楚、痛苦。人之立世，必有其主位思想，主位人格。陶子主位思想为儒，主位人格却是隐。这二者的融合就是那颗非凡又亲切的“田园魂”。肉身需地址，灵魂要家园。田园意味着自然、自由、自足、避世。唯有田园能安顿陶子的肉身与灵魂。之所以有这次彻底撤退，就因为他的灵魂从前亦从未离开过田园。

这些诗皆作于四十一岁前出仕行役途中。陶子对“做官”真是不敬业呀。不念官命在身，念念不忘的却是田园、田园，是赶快扔掉这顶萦拘我的官帽，去做那高鸟与游鱼。他把田园之外的社会称作“人间”，为了田园，他可轻辞这“人间”。陶子总是强烈地意识到，他的出仕是被动的、无奈的、暂时的，每次出仕都如蜻蜓点水。归田园则是宿命的根本的，他之不能离开田园，就像鱼儿不能离开水。陶子的田园，具有“非人间”气息。

渊明一生大部分时间在田园，虽屡次出仕，合起来也不过数年光景，四十一岁赋《归去来兮辞》之后，则再没离开田园。那么，生活在田园中的陶子该是满足、喜悦、静穆的吧？并非如此。

这两例为彻底归隐前丁忧家居时的作品。

那个时候，安静的田园，常闭的柴门，就常常令陶子苦不堪言了。三十九岁这年年末，孤独、寂寞、贫穷一齐来到陶子的田园。“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你听，寂寞丝丝有声，孤独铮铮作响啊。转眼来到了四十岁，恶劣的情绪仍然存在，并且又出现了一个相当严重的情况：陶子无酒可饮了。对陶子来说，饮酒是一件大事，无酒则是一件更大的事。无酒是一种危机，乃至一种绝望。“每恨靡所挥。”陶子说到饮酒，总爱用“挥”这个字。陶子大多数时候都是一人独饮。真好饮者必喜独饮。我们似乎可以这样想象陶子独饮的样子：他总是没必要地大幅度挥动那只沉默无辜的酒杯。用一杯酒热情款待自己，这是陶渊明式的奢侈。现在，穷到无酒可挥了，这如何是好？那就“猖狂独长悲”吧。他的“猖狂”只有自己能看见。要知道，陶子性格是内敛温和的，在人前的言行是不会有什么“幅度”的。

田园里的陶子常常就是那样躁动不安的。

再看彻底归隐之后。

仅录数例。除首例咏大化无常、担忧生年不永之外，其余皆言及贫困。第二例还特别言及有志难伸功业无成的悲哀。陶子另有不少诗文亦言及此。彻底归隐后，渊明的贫困逐步加重，诗人如实记录了下来，读之令人心酸莫名。儒家情怀与无功名之憾，求道之志与贫穷之苦，大化将尽与来不及“活”就死去的忧思，在世俗中实现超俗的愿望，构成陶子田园生存的巨大压力及张力。这是陶子的痛苦所在，也是其魅力所在。

单纯从数量来讲，陶子诗文写田园之乐总体多于写田园之苦。这是事实。不必列举。这两者共存于陶子身上。这两者不能互相否定。反对的是那种把陶子僵化为“采菊东篱下……”的状态。《饮酒》其五，达到了与自然与宇宙冥一之境。那种纯然的静穆和谐、难以言喻的喜悦，是瞬间体验，既不可能长久，亦难以复制。按照马斯洛理论，只有极少数修为境界特别高的人，才有可能发生那一巅峰体验。

人们往往易见陶子的淡泊宁静，而漠视陶子的孤独、耿介、酸楚、躁动。我们不能因为喜欢一个静穆的陶渊明，就无视他的矛盾痛苦。孤松寒柏的耿介之气弥漫陶子一生。鲁迅就说陶渊明并非“浑身静穆”，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淡泊澄明怎么来的？一腔热血酿成。“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咏荆轲》）英雄与隐者之间的距离或许最短。“隐者多是带气负性之人为之。陶欲有为而不能者也。”（朱熹语）此语能见道，亦可证朱熹亦有趣。朱熹眼里，陶子正是另一种豪杰。“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够有持久的宁静。”（叔本华语）这话是符合人性本相的。豪杰亦不例外。越是心智平庸者，对孤独的耐受力越有限。具特操者，会有较强耐受孤独能力，但亦非无限。陶子亦不例外。幻影般完全静穆的陶子，是不存在的。

四十一岁时的这场退却，是陶子人生的一个坐标。

我低至泥土草根，却可以心雄万夫。有耿介之节，方有淡泊之怀。踏过了荆棘之路的陶子，方能到达他的精神“桃花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