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广大而沉默的木头

不存在对人性不抱态度的学说。要判断一种学说本质，理应理清其对人性的态度。

围绕变法核心农、战，商鞅推动实施废井田、开阡陌、行县制等一系列开天辟地措施。不能不承认商鞅变法的魄力。只是，到达目的的途径实在太血腥了。

要与人性对着干，与常识对着干。商鞅大讲特讲，毫不掩饰。

商鞅有一种独特的“输毒”理论。“国贫而务战，毒输于敌，无六虱（六种祸害），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商君书·靳令》）国穷会生内毒，富了会生偷惰之毒，通过战争能将毒输出施加于敌人，所以不论穷富都要打。这或许与现代所谓通过战争转移国内矛盾之说有点近似。国家作为战争机器要纯粹再纯粹，这是商鞅的追求。

一切以有无军功与生产粮食多寡说话。“有军功者，各以率（标准）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奴）。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商君列传》）平民凭军功可赏以爵禄，贵族若无军功，连王室身份都难以保全。这对打击世袭贵族、促进社会重组，无疑会立竿见影。因从事工商（“事末利”）或因懒惰而导致贫困的，举家收为奴。这已相当残酷。而那军功，是以敌人头颅为计算单位的。“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父遗其子，兄遗其弟，妻遗其夫，皆曰：不得，无反。”（《商君书·画策》）不论为父、为兄、为妻，皆对出征亲人说：多砍头、多立功，否则莫回家。

这令我想到侵华日军东史郎在《东史郎日记》中所写场景。东史郎踏上屠杀中国人征程之际，他母亲赠以匕首，嘱咐道：“这是一次千金难买的出征。你高高兴兴地去吧。如不幸被支那兵抓住，你就剖腹自杀。”相隔两千多年，国家主义（或曰军国主义）本质相同，对人性摧折相同。我又想到秦陵兵马俑。八千兵俑表情无一不是恭顺服从，且每人脸上皆挂着不可思议的微笑——手握冷兵器的微笑。如果说有不同，只是恭顺与恭顺的不同，微笑与微笑的不同，是刚强的顺从，是坚定的卑微——这才是秦国的军队。在专制又好战的统治者眼里，民众最佳存在状态就是所有个体整齐化一如一件兵器、一块木头。

商鞅敢于突破常规抛弃常识。违抗新法者，不论贵族还是平民，商鞅都予以无情打击。这好理解。从前曾说变法不好的人中，有人转变看法说变法好。按常理，这实在可喜可贺。荒诞的一幕发生了。“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商君列传》）任何形式的批评都绝不允许。有人还在使用自己的大脑，这本身就是不能容忍的。由说不好变为说好是错上加错，因这中间有自己的观察判断。取消一切思想空间，就是“木头”的要义之一。

商鞅斗志昂扬、信心百倍去推行的价值，我勉强称之为“普不适价值”。

传统价值观要推翻。“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商君书·说民》）信任利用善民，民众就亲近亲人；信任利用奸民，民众就亲近依附国家体制。“国为善，奸必多”“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商君书·去强》）君子斗不过小人，是常有的现象。若国家以体制为小人、奸人作后盾，小人奸人当然会如虎添翼，加倍心黑胆横。在商鞅的设计里，这样做才能实现国家、君主及他本人的最大利益。“国有诗、书、礼、乐、孝、弟、善、修治者，敌至必削国，不至必贫。”（《商君书·去强》）一切都要反着来。既然要反传统乃至反常识，统治者就需要一个反常环境。历史的冷酷之处在于，在一定时空下，在统治者配套措施推动下，其反人性价值观常常得以确立，符合统治者需要的某种“大治”局面是能够出现的。

配套措施要到位。“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商君列传》）“告奸”“连坐”作为统治术由来已久，但商鞅首次将其制度化、系统化、严密化。对告奸、匿奸的奖罚措施相当血腥。公然奖励告奸的时代，一定是最黑暗悲惨的时代。这已为历史所证明。“有奸必告之，则民断于心。”（《商君书·弱民》）“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商君书·开塞》）持续的告密奖励，会使人心形成“自律”“自断”，无人敢越雷池一步。恐怖政策既能改变人的行为，亦能改变人的心理。人性无疑有其稳定性，但人性一定程度上又是动态或液态的。久处非人体制容器内，人性发生变异扭曲亦属正常。告密等反人性行为被鼓励的时代，社会意识、社会生态及文化，被强力重组重建，“他人即地狱”极易化为普遍现实。或者说，国家有多大，监狱就有多大。极权统治者强烈感觉到他们需要这么大的地狱与监狱。

对如此赤裸裸的反人性逻辑，商鞅并不担心民众反弹。一是商鞅的目标读者只有一个——君王，只要君王欣赏并实践他的理论就可以了。二是他有空前严格的愚民措施。愚民是古老传统，反传统的商鞅在这方面不但不反传统，还将其推至极端。

在商鞅那里，愚民有“釜底抽薪”之效。“民愚，则易治也。”（《商君书·定分》）《商君书》大量使用“壹”字——壹言、壹教、壹民、壹刑、壹赏、壹山泽等等。“利出一孔，则国多物。出十孔，则国少物。”（《商君书·弱民》）通过将从精神到物质的一切加以统一、划一，彻底掌控在国家与君主手里，就能愚民、弱民、制民、强国。商鞅一再强调民与国的对立，唯恐君主心慈手软。“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国之道，务在弱民。”（《商君书·弱民》）“能胜强敌，必先制其民者也。”（《商君书·画策》）商鞅以为，民“强”而不驯服的原因是好知好学、有智有思。所以，一切言路都要杜绝，一切文化知识都要反对。商鞅将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等说成是危害国家的“六虱”（六害），皆在打击取消之列。“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勉农不偷。”（《商君书·垦令》）商鞅主张禁止大臣、诸大夫等人的一切游学、游仕活动，以切断民众获取知识信息通道，甚至提出禁歌舞娱乐、废旅馆，以最大限度减少民众交际活动。

商鞅曾有焚书之举。韩非就赞赏过商鞅“燔《诗》《书》而明法令”的行动。像商鞅这样处心积虑的极端愚民举措，实属罕见。

与愚民措施呼应，施政措施亦必须“反其道而行之”。“政民之所恶，民弱；政民之所乐，民强。”（《商君书·弱民》）施政从民众僧恶之处入手，能削弱民众，反之就会使民众强大。“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商君书·去强》）重罚轻赏能令民众甘心为君主、国家出“死力”。“吾所谓刑者，义之本也；而世所谓义者，暴之道也。”（《商君书·开塞》）《商君书》还提出要防止民众富裕，发现他们富了就要设法让其穷下来。这样才能培养并保持国家“杀力”（类似“战斗力”）。穷一些比富一些更令统治者放心、更有用。似曾相识，耐人寻味。“工具”处在半饥饿状态，则更能吃苦，更愿上战场。人的工具性越彻底，专制者越成功。类似匪夷所思极端主张，《商君书》中比比皆是。

与专制体制下高层政治黑幕化景观不同，处在高压及互相监视下生存高度透明无任何隐私可言的民众，甚至会呈现出不无可爱的“愚朴”形象。商鞅之后约百年，思想家荀子来到一直贯彻商法的秦国，他对秦地民风不无赞赏：“其百姓朴，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佻），甚畏有司而顺。”（《荀子·强国》“甚畏有司而顺”，这是最令专制者向往的。“我的人民多么好啊！”最高统治者或许会发出这种感慨。“霸道”之“霸”当然会首先施加在本国民众身上，“工具”们会体现出体制所需要的统一，甚至会呈现万众一心局面。牧者一人能放牧一群牲畜，把牲畜撵到有水草的地方就是对牲畜的最大恩惠。专制者羡慕牧人在一群牲畜中的至尊地位，称自己的工作为“牧民”。牧者当然希望牲畜只具备听懂口令与弄清哪种草可吃的智商。被纳粹德国剥夺了公民权的作家托马斯·曼，说纳粹德国不配称作“国家”，而应称为“白痴野战营地”，白痴们“甚至会比在共和国环境中，还要感觉良好和幸福”。某些场景，并不会因相隔数千年而有什么本质不同。

在环境条件具备之后，思想越粗糙、越简陋、越极端，往往越管用、越有效。在商鞅的设计里，民众及人性最好变成一块笔直的木头，或一条直线。私人空间私人时间被压缩得越少，依赖性依附性就越强。若独裁者感慨：“我的人民是多么好啊。”那民众一定已被塑造成依赖性极强的民众。口号治国、标语治国是可能的。

《商君书》内容复杂，除了商鞅作品，还有不少商派人物作品。本文选录片段当然大都可视为极端之言。极端之言却又是本质之言。读《商君书》，联系那个时代，不禁要问：难道就无牵制平衡力量吗？

已持续了数百年，为中华民族文化思想奠基的百家争鸣余绪犹在。可是，以商鞅入秦为标志，百家争鸣在秦国提前结束了。长期文化落后的秦国从商鞅那里获得自信：我不跟你们比文化比开明，我跟你们比拳头。秦国踏上了反智反文化乃至反文明之路。在秦国，有可能平衡牵制法家的力量，全被无情取消了。

国家是强大了，民众却不得不以愚朴形象把自己缩得很小很小。国家让他们成为鞭影下的牛羊之群，成为广大而沉默的木头之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