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刻薄的木头

商鞅系卫国公室诸公子，称卫鞅或公孙鞅。曾供职于魏，入秦后变法立功，封为“商君”，史称商鞅。

商鞅学识家底是法术刑名之学，受李悝、吴起影响甚大，杂家人物尸佼是他老师。商鞅做过魏国国相公叔痤家臣，任中庶子。公叔痤病重时向魏惠王力荐商鞅，说商鞅之才足以担任国相。公叔痤又说，若不用他就一定要杀掉他。魏惠王并未采纳公叔痤之言，对商鞅既不用亦不杀。公叔痤转而向商鞅道以实情，让他离开魏国。商鞅却有充分自信，清楚魏惠王对他只能是“不用不杀”态度。所以他仍盘桓魏国，观望天下。

《史记·商君列传》开篇这种叙述，不能不令人联想商鞅后来命运。掂量历史又义气深重的司马迁，对笔下人物善用伏笔。商鞅与李斯、韩非等文人一样，是最能令司马迁深度感慨的人物。用与不用、杀与不杀，选择权不在商鞅等“主人公”这里。去哪国卖命，卖出什么价钱，商鞅们却有相当自由的选择权。这是列国竞争局面带来的。

像商鞅这类战国士人，少有祖国、家国情怀，功利在哪里，激情就在哪里。这个“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的国际环境，催生了大量以投机为事业的纵横家。商鞅非纵横家，却完全具备纵横家心态，甚至比一般纵横家更为彻底。文化落后、偏处一隅、戎狄环伺的秦国，曾长期以艳羡又复杂眼神望向东方诸国。随着周王室权威一再衰落，历史进入了战国时代。

公元前364年，秦、魏石门大战，秦大胜，斩敌六万。戏剧性局面出现了：天下共主周天子竟“贺”秦大捷。秦国早已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拳头大，好说话。文化发达反而可能使国家陷入软懦无力状态。秦国望向天下的眼神已哨然换为“虎视眈眈”。尽快塑造“铁拳”称霸天下，被秦最高统治者视为历史使命。

秦孝公在石门大战三年后即位，他正好是一位称霸欲极强的年轻雄主，即位时二十一岁。

秦孝公即位之初，就下《求贤令》：

……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孝公首要目标是恢复两百多年前秦穆公霸业。他对所求之贤只一条标准：能出奇计强秦。承诺的奖赏规格没法再高了：尊官、分土。

轮着商鞅登场了。

历史总是呈现风云际会现象。极宝贵极罕见的百家争鸣局面依旧持续，结束争鸣的力量却亦在潜滋暗长。商鞅带着法家先驱李悝的《法经》，在其老师尸佼陪同下来到秦国。秦国的国家性格越来越鲜明有力。这一性格早就对商鞅形成强烈的诱惑。从此之后二十年，秦国国家性格与商鞅性格相映生辉。

正像后来的少年小王嬴政令初到秦国的李斯想入非非一样，年轻孝公亦令商鞅激动不已。孝公当然是国家性格的最主要体现者。在宠臣景监引荐下，商鞅迅速见到孝公。与孝公对谈，商鞅依次说之以帝道、王道、霸道。谈前两者时，孝公昏昏欲睡。谈霸道时，孝公瞪大了眼睛，不自觉地膝行靠近商鞅。他们之间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君臣相得生涯，足以将改革大剧演得淋漓尽致。商鞅知自己与孝公皆无帝道、王道之信，之所以先说之以帝道、王道，是为霸道主张作铺垫、追求游说效果而已。在商鞅的设计里，推动霸道的唯一途径就是采用法家路线，他的“法术”只有与霸道结合才能无敌于天下。

司马迁去商鞅二百年，《商君列传》里人物的声气口吻却如在眼前。借助创造某个场景以深化其历史判断，是司马迁经常采用的方法。司马迁追求表达的东西不在历史表象。其笔下场景，并不等于历史实有场景。“商鞅说孝公”场景，就应作如是观。

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一场被历史视为唯一成功的变法开始了。在秦孝公强力保障推动下，数年之间，商鞅两次变法。变法核心是两个字：农、战。

商鞅的强国之术堪称严厉。这是一次激进冷酷的国家主义试验。所有妨碍提升战力、增加粮食的因素，都在打击之列。“行之十年，秦民大说（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商君列传》）司马迁充分肯定商鞅变法的效果。底层民众在付出牺牲后，亦得到了一些从前不曾得到的好处。

秦国变成了一架更加纯粹的战车。从前的“夷狄之邦”迅速被改造升级成“虎狼之国”。公元前343年，周天子送给秦一块祭肉（“致胙”），给秦孝公加以“兴兵约盟，以信义矫世”之霸名。对秦国谈之色变的各国，却不得不前来祝贺。

伴随着秦国的崛起，商鞅正在迅速接近此生巅峰。但是，到达峰顶还需一场彻底出卖灵魂的战争。

秦国向来觊觎近邻魏国。魏、齐交战而魏败。商鞅感到这是天赐良机，便向孝公提出趁魏新败伐魏。公元前340年，商鞅亲任秦军统帅伐魏。魏国统帅是公子卬。商鞅供职魏国时，与卬交情不错。两军对垒之际，商鞅送信给公子卬：“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商君列传》）朋友关系为商鞅拉低道德底线提供了方便。利用旧谊害老友，商鞅能做到心理无障碍。公子卬却未加怀疑。盟会饮宴过程中，公子卬被商鞅伏兵虏获。魏军大败。魏国不得不割河西地献秦求和。

“我不怕有人捅我一刀，可怕的是回头一看，却见捅我的是兄弟。”公子卬大约会有此等感觉的。割地求和之后，魏惠王叹道：“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

商鞅到达了人生巅峰。孝公兑现《求贤令》诺言：以商、於等十五邑封鞅，号为“商君”。差不多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尊荣。常常是这样：极端手段或不择手段往往是最见效手段。商鞅相信并证明了这一点。秦国作为体制亦如此。

巅峰却是一道悬崖。商君，刻薄的商君，心机用尽的商君，你不知道，你生存于世的时间已不多了。仅仅两年后，你将被车裂灭族。

生存是否快乐，只有商君自己知道。商君需要一支庞大保镖队伍。每次出门，皆严密布置数以十计的车辆跟随，车上满载武士，持长矛、操短戟的保镖傍车而进。“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商君列传》）司马迁说了，秦国已经山无盗贼、乡邑大治，可为何商君不安全感会如此强烈？变法成功了，生存却更危险了。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东西，生存却一定再塞给他一些他不想要的东西。退一步不行吗？巅峰之上无退路。

变法设计师努力把人变成物，变成一块木头、一块石头、一件兵器。人越是无人的价值，对君王对国家越好用，且具备用过即扔的方便。民众无能力视商鞅为木头、石头，但有人有这样的能力。

公元前338年，一个人的死却成为商鞅灭顶之灾：商鞅想不到，小他十多岁的孝公突然死了。商鞅的最强大“保镖”其实是孝公。

现在的商鞅，其生存处境极似始皇暴死后的李斯。高呼君王万寿无疆，有些时候，有些人必定是出于真诚。越是权力核心层，人身依附关系越重。这是独裁体制特色。

孝公儿子惠王即位。在变法中被打击的旧贵族疯狂反扑，顺手采用的就是商鞅所倡导的“告奸”策略：商鞅谋反。商鞅踏上逃亡之路。商鞅为减少民众交际活动，曾下令关闭国内大量旅店。好不容易跑到国境边，旅店店主却以无“验”（通行证之类）拒绝其入住。店主说：“商君规定，收留无验者入住，要连坐店主。”商鞅好不容易跑到魏国，魏国人把他撵了出来。魏国人忘不掉他对公子卬的欺骗。商鞅不得不返回封地，组织兵力作困兽之斗。这却只能证明“谋反”是真的。他承受的是堪称最悲惨的车裂族灭命运。

人生之悲凉，莫过于成功后又彻底失败。商鞅这一命运，与百年后法家信徒李斯命运极为相似。老是读到当代人惋惜商鞅“为变法而牺牲”，不禁纳闷。“牺牲”这词真是太易被滥用了。商鞅既无丝毫牺牲自觉，亦不具备丝毫牺牲的壮烈。眼睁睁看着到手的功名富贵化为云烟，树倒猢狲散，身与家化为草芥土石。如此而已。

司马迁习惯在文章结尾申明其根本判断。《商君列传》亦如此：“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由“行之十年，秦民大悦”，竟迅速到“卒受恶名于秦”。有人说司马迁评价商鞅前后矛盾。不是矛盾，这正是司马迁的深邃之处。前者是对变法近期效果的认可，后者是基于人性、基于历史的根本判断。司马迁踏勘过无数历史废墟，构建了一个以数千年为尺度的历史大厦。他判断的商鞅，是变法成功的商鞅，亦是秦朝废墟上的商鞅。那废墟，曾以商鞅的灵魂为灵魂。司马迁对商鞅人格与言行皆持严厉否定态度，说商鞅“文如其人”。这是否是中国古史中最早的“文如其人”判断呢？司马迁的结论是：商鞅悲惨命运根源于人格与言行的刻薄。这一看法并不孤立。商鞅“刻深寡恩”“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这话见《战国策》。后世所谓伟大改革家，在其当世、近世人眼里，却不过是个刻薄之徒、死不足惜之人。生而为人，首先是人，然后才是今人、古人、伟人、凡人、中国人、外国人等。以人性、道德来判断历史人物，理应是一种基本判断。这与把历史人物放到其生存环境里去判断并不矛盾。

秦人不怜，司马迁不怜，有人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