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与韩非

李斯为数不多的文章及一生行迹证明，他的精神导师不是老师荀子，也不是其他诸子，而是同窗韩非（约公元前281—前233年）。

韩非，韩国诸公子，即韩王室近支。韩非有口吃之疾，却满腔思想激情，只好靠写文章来饶舌了。《韩非子》十余万言，是诸子中作品量特别大的。（本节中引《韩非子》，只注篇名）

李斯一条道走到黑，几乎不提老师，相反屡屡提及的却是韩非。劝始皇焚书坑儒的奏折及丑恶的《上督责书》，其精神本质全来自韩非。李斯屡称韩非为“圣人”。据司马迁记载，韩非冤死的第一推手却是李斯。

读《韩非子》，总给人非人的感受。《孤愤》《说难》《奸劫弑臣》《备内》《诡使》《六反》《八奸》……先秦诸子文集皆不见类似标题。韩文竣急犀利，凝重苦涩，刻薄诡谲，同时文采斐然。一篇一篇读下去，读得人脊背生寒。

要判断一种学说的本质，应先理清其对人性的态度。人“上不属天而下不著地，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于欲利之心”（《解老》）。人“不免于欲利之心”，这一判断没有错。可是，韩非反复强调的是：人是一种“以肠胃为根本”、没心没肺的本恶式生存，仁义、慈爱、信任等道德说教全都是虚伪害人的。人性恶，人皆不可信；不要用道德论人，而应以利害察人。这是韩非立论元点。

韩非自称为“法术之士”，即以法术理论游说君王之士。与李斯一样，韩非文章只有一个目标读者：君王。他反复告诫君王：要放弃对人性一切幻想，以法、术、势无情面对一切人、一切事。君王手中利器就是法术势。法要公开，让臣下明白；术则为“暗器”，需深不可测。韩非堪称“法术实践家”。

法术势的施加对象自然首先是臣与近侍。韩非说，盼君王早死的人，正是后妃、夫人、太子之党。为何？“君不死则势不重。情非僧君也，利在君之死也。”（《备内》）只有君王死了，势与利才会转移到自己身上。“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难一》）君臣“上下一日百战”（《扬权》）。君臣之间是买卖关系、虎狼关系，任何幻想都是有害的。所以“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备内》）。韩非的结论就是：人皆逐利、无耻、无良知，君主只有首先抛弃仁义说教，才能在“上下一日百战”中稳操胜券。这些不给任何一方留情面的说教，对那些无时无刻不为险恶宫廷斗争所困的君王来说，或许无异于醍醐灌顶。可是，潜规则是一回事，把潜规则亮出来，加以肯定、予以推动，又是一回事。

取消了道德底线，才可以无所顾忌。“倒言反事以尝所疑。”（《内储说上》）只要需要，君王完全可以正话反说、正事反做以试探臣下。“故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八经》）用权要显得像天一样公正，役使臣下则要神妙莫测。到如此地步，君主如果愿意宣布某个“阴谋”为“阳谋”，那是他觉得好玩而已。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大都有或显或隐限制君权思想，唯韩非主张绝对君权，且君主有无限纵欲权。

韩非的思想武库里，有最充足的毒汁，连自己都能毒死的毒汁。韩非之死比李斯之死更耐人寻味。韩非以文章咬牙切齿，却仅是纸上谈兵；帝王用刀剑发言，则招招见血。

在权力与命运之间，韩非颠簸于自信与不自信的两极。

韩非文章透露着这样一种自信：君王您只要听我的，不但您自身生存安全上可以高枕无忧，还能富国强兵称霸天下。君王实现安全的大方针就是：严刑峻法，轻罪重治，让人人惶恐不安。“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李斯《上督责书》）李斯之言，完全源自韩非。韩非对君王安全细节都深思极虑。“同床”“在旁”“父兄”（《八奸》），也即妻妾、近侍、同宗被列入八奸中最需提防的前三名。为防有人下毒，要做到“不食非常之食”（《备内》）。韩非竟然担心君王不会杀人，需他来支招：“生害事，死伤名，则行饮食；不然，而与其仇……”（《八经》）对活着会坏事，杀掉又会有损君王名声的人，就在饮食中放入毒药毒死他，或交给其仇敌除掉他。

韩非对一己命运却完全没有自信。“阴用其言，显弃其身。”（《说难》）君王会暗地里采用我的话，却公开抛弃我。命运果然应验。嬴政看了《孤愤》《五蠹》，不胜感慨：“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下令进攻韩国，目的竟是为了得到韩非。韩王恐惧，将韩非送到秦。韩非到秦不久，嬴政却听信李斯、姚贾陷害韩非的话，下令除掉韩非。李斯派人给老同学韩非送去了毒药。喝着法家黑色乳汁长大的嬴政，心肠大约比韩非所希望的更硬，处死韩非想来并未担忧名声损失。以韩非为精神导师的同学李斯，看来也已养成足够的恶，不惜让同学踏上死路。不知韩非接到老同学送上的毒药后，是怎么想的。

韩非的死法，简直就像是他生前为自己量身定做的。在自己的理论里设计好取死之道，为生存打下一个死结，并且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人类历史上实在找不出第二人。他是聪明过头了，还是愚蠢过头了？他构思不出一个强者、士人、民众都能适当生存的世界，必然也想象不出一个自己能够坦然生存的世界。

李斯、韩非的思维就是斩草除根式思维。这是一个广泛阉割的时代。在极权统治者眼里，世界必须是一个阉割过的干干净净的世界，一张白纸式的世界。韩非就极力要成为帝王阉割天下的手术刀，他因此先把自己彻底阉割。李斯当然也成了这样一把手术刀。韩非之前，人是有逃避之路可走的。老庄是一种逃避，儒家独善其身是一种逃避，退处岩穴也是逃避。贯彻韩非理论，进行“文化革命”，所有人便欲逃无地。韩非对岩穴之士（隐士）也大张挞伐，认为他们的存在是对君王权威的蔑视挑战。

韩非要为时代提供“一抓就灵”的妙方，时代强者竟也认为那就是妙方。好在猛药往往同时又是剧毒药，见效快，死得也快。韩非一条道走到黑。实际上，他的人生半道上就黑了。韩非的黑暗命运，本质上根源于自己的黑暗灵魂。

韩非提出“法不阿贵”，却又让君王超越一切法。他提出人性绝对恶，从《韩非子》却读不出这样的自省：“我韩非系一本恶之人，无良知，不可信……”他把君王和自己置于不受其理论裁判地位，其主张难脱虚伪。他的彻底类似精神癫狂。说韩非得了“失心疯”症，固然难以证实，说韩非思想是失心疯思想，则无大问题。这失心疯思想，李斯认为真伟大真彻底，嬴政感到真管事，胡亥感到真受用，赵高则感到其毒性有待于升级换代。人创造的体制，却未被置入人性灵魂。短命秦朝呈现丧心病狂症候，合情合理。似乎可把“韩非思想”看作秦廷软件，只是这一软件一开始就带有致命病毒，连软件开发者亦能毒死的病毒。韩非至少是一个“不正常的人”。

从先秦诸子之文中，我们大都能感受到或深或浅的人文气息。唯韩非例外。韩非那里，无自省、无良知、无大体、无诗意、无恬淡、无温情、无生趣，唯阴鸷，唯诡诈，唯刻薄。汪洋恣肆开阔雄伟的先秦人文精神，陡然收束，钻入了狭隘紧张的韩非“黑洞”。高举韩非理论旗帜的秦朝和李斯，踏上的注定是不归路。

李斯、韩非，其生其死皆别具一格。李斯生存能力远超韩非，比韩非多活了二十余年。可是，最终死得比老同学“隆重”百倍。

李斯、韩非，最后的士人，终结先秦士人的士人。在他们之后的漫漫皇权历史中，再难觅真正士人踪影，只有士大夫。李斯、韩非的生命终结在自己的“事业”里，却无法将其视为任何意义上的殉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