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代，老师对学生的规定作用是很强大的。孔子门徒众多，却几乎无人能越出孔子划定的思想视野。

在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年）那里，这一规定似乎失灵了。

荀子有三个著名学生：李斯、韩非、张苍。张苍侥幸活到了汉代，主要政治活动在汉初，不多说他。李斯、韩非皆活跃于战国末期及秦朝。李斯助嬴政完成统一大业，成为千古一相。韩非将法家学说推向极端，在秦朝几乎被奉为圣人。荀子的这两个弟子，能量大、能折腾。荀子以高寿善终，两个弟子却皆以惨烈方式为生命谢幕。

李斯面对老鼠自省过人生之后，就外出拜师学习：拜荀子为师，学帝王之术。帝王之术即牧民之术、统驭天下之术。

作为先秦最后一位文化巨人，荀子以孔子继承人自居，对孔儒之外各家学说均予以激烈批评，已显露出独尊孔儒、统一思想之先声。在孔孟那里特别是孟子那里，义利对立，荀子则强调义而兼顾利。荀子文章寓雄辩于温厚，有锋芒，有力量，有道德尺度。荀子以人性恶为立论出发点。“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又说“涂（途）之人皆可为禹”。只要设计好制恶路径，人性虽恶，而善是可以期待的。荀子比主张性善的孟子多些对人性的洞悉，却仍然信任人。读《荀子》，其开阔胸襟、温馨情怀是颇能感人的。

李斯、韩非那里，显然把老师支撑门户的某种东西弄丢了。

李斯那颗雄心，时时呼应着骚动不安的战国天下。生死存亡是逼到列国眼前的现实，并化为思想文化的激烈交锋。荀子坚持他的温厚言辞，李斯心灵里却早已戈戟森严。李斯感到学得差不多了，学以致用的冲动便格外强烈。他觉得祖国的楚王不值得侍奉，包括楚在内的东方六国都非理想建功之地。他把目光投向西部那个强悍无匹的秦国，断定只有秦国能匹配自己鹰隼般的雄心。李斯辞别荀子时的话，简直有些不客气了：“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将西说秦王矣。”（《李斯列传》）李斯已是满腹焦虑：不抓住此千载难逢布衣翻身的机遇，却堂而皇之以“不好利”“无为”粉饰自己，那算什么“士”啊。李斯要做的士，已大不同于荀子之士、诸子百家之士。这个一无所有只有一颗雄心的士，念叨着“得时无怠、得时无怠”，急吼吼地奔赴秦国去了。

荀子对这个弟子早就心存忧虑。《荀子·议兵》篇记载这样一段师徒论辩。李斯说：“秦四世有胜，兵强海内，威行诸侯，非以仁义为之也，以便从事而已。”李斯把秦朝累世强盛原因，归结为秦能做到“以便从事”（即怎么有利就怎么做），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荀子生气了：“汝所谓便者，不便之便也。……秦四世有胜，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此所谓末世之兵，未有本统也。……今汝不求之于本而索之于末，此世之所以乱也。”荀子明言李斯重利轻义是本末倒置，尖锐指出不可一世的秦兵其实是“末世之兵”。荀子已经看出，这个吱吱嘎嘎张牙舞爪的强国，缺少支撑其远行的“软件”。荀子能想到的软件当然只能是孔儒。联系后来李斯及秦帝国的命运，不能不感叹思想家的温厚与深刻。空喊仁义的确常常无用，但将其公然抛弃践踏羞辱，却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

李斯、韩非正好就是这么干的。与追求天下一统的愿望一致，他们激烈地追求思想一统。这个喧嚣的世界需要简化再简化。这一愿望竟然在秦朝实现了。后世不断有人因这两个能折腾的弟子而指责荀子。“荀卿明王道，述礼乐，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其高谈异论有以激之也。”（苏轼《荀卿论》）苏轼以为，是荀子的“高谈异论”激发了李斯。或许有道理。但李斯之所以成为李斯，原因不会这么单一。

形势比人强，有奶就是娘。你听，时代在喧嚣，功名在召唤，国家机器在轰鸣！这可远比任何人的喋喋不休管用。有些人，不陷入抓狂状态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