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司马迁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当代人普遍接受鲁迅对《史记》的这一评价。《离骚》标志独立诗人的登场，《史记》则标志独立史学家、文学家的横空出世。屈、迁同历极端精神痛苦，但屈原之痛可由外因而得到缓释或解除（如楚王重新起用他），司马迁之痛却是无解的。司马迁激越感情与强大理性并存，屈原则理性相对匮乏。史学家为历史正义而选择忍辱偷生，诗人因无力扭转楚国命运、自身命运而投水自尽。同为悲剧，司马迁的悲剧更具精神彻底性。

“士可杀不可辱”这一儒家人格观，在受宫刑后的司马迁那里变得如雷贯耳。司马迁却选择受辱偷生，选择让肉身在卑贱荒谬中活下去。这不是司马迁的分裂，而是社会的分裂。

“诞生到一个荒谬的世界上来的人，唯一真正的职责就是活下去，并意识到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反抗、自己的自由。”（加缪语）加缪的立论前提为“世界荒谬”。对司马迁来说，屈辱痛苦被植入身体深处，荒谬已被植入身体深处。司马迁选择在荒谬中活下去，并在荒谬中证明自己。

本文或许过于突出宫刑对司马迁对《史记》的作用，大约难免会犯顾此失彼的错误。以司马迁之才识，没有宫刑，《史记》亦会完成，或许亦能成为里程碑式的伟大作品。但他或许难以告别“以求亲媚于主上”的心态，那注定是一部为了献给皇上而创作的书。宫刑彻底改变了这一心理。宫刑使司马迁进入“发愤著书”状态。怀抱如此大的心事，这是养尊处优的遵命史官难以体会的。从挑战程度、受迫害程度上讲，司马迁远超孔丘、屈原、左丘明等。司马迁为中国史学、文学确立了一脉反阉割、反柔懦的阳刚之气。

汉武帝不会想到，他宏伟一生里这个微不足道的细节——对司马迁处以宫刑，竟深深影响了中华文明。

司马迁走过了灵肉之间的漠漠荒原。随着历史的演进，他的创作产生了极为广阔深厚的意义领域，远远超出了他本人的感觉与想象。两千年来，司马迁和《史记》的遭遇似乎告诉我们，文化或文明就是一棵大树，它知道该吸收哪些养料。

一个穿过了精神炼狱的人，自然会看见他人看不见的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