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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单人独骑，一往情深，一意孤行，突入历史的纵深地带。

《史记》就记录的深度广度，思想情感的高度强度而言，不仅前无古人，亦堪称后无来者。从哲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史记》就是一部人性史，人性的秘密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司马迁之后，修史之责被统治者强调得愈来愈重，修史路径却愈来愈窄，以重臣监修史书成为常态，史书越来越无趣，个性光彩、人性深度、批判锋芒从史书中全面退却，再也难见文气丰沛、识见卓越。

司马迁看到这是一个势利世界，又是一个悲剧世界。无数人受利益的驱使，而陷入各种各样的悲剧。可是，还有无数人为了正义、情义、信念、国家，或仅仅为保持人格尊严，而自觉选择悲剧命运。《史记》全书一百三十篇，一百一十二篇写人物，人物多数为悲剧人物。其悲剧人物之众，悲剧氛围之浓，悲剧性质之彻底，中国古代史学、文学著作皆无出其右。悲剧意识是司马迁的精神本质。“太史公曰”是司马迁独创的叹息形式，《史记》就是一声深长的叹息，众多篇章皆以悲夫、乎哉、矣、乎、哉等叹词来结尾。《史记》充满了郁结、苦闷、寂寞、激越、沉吟，可视为一篇淋漓着司马迁心灵苦汁的自传。

商鞅、荆轲、项羽、蒙恬、白起、吴起、屈原、贾谊、李斯、李广、李陵、张汤、主父偃等等，从市井细民到宫廷权要，他们的人生无不以悲剧收场。

李斯：出卖良知、精神自宫者的典型。精神自宫者死于阉人赵高之手。这是个掀动司马迁复杂情感的人物，恶心、痛惜、怜悯，皆有之。《李斯列传》中，司马迁开篇就让李斯面对老鼠——蝇营狗苟的老鼠。这是一位身体被阉割者，给一位精神自宫者的定位。李斯作为一个携有巨量信息的人物，出现在司马迁笔下。

张汤：一个“模范”酷吏而最终不得不自杀。《酷吏列传》中，司马迁亦开篇就让张汤面对老鼠。张汤儿时，肉为鼠偷吃，张汤因看家不力遭父殴打，张汤怒而掘穴捕鼠，煞有介事布置场面，传布文书庄严“审鼠”，当堂处鼠以“磔刑”。审鼠的孩子后成长为酷吏。这个盛世看上去光鲜异常，却需要大量酷吏来维稳。《酷吏列传》所描绘的恐怖世界是皇权的投影。纣只有一个，助纣为虐者却必是一群。张汤审鼠，庄严常常就是滑稽。

张汤、李斯与鼠之关系这种细节，极具黑色幽默味道了。

主父偃：一个皇权时代庸常官僚的庸常悲剧。司马迁却对之寄慨遥深。《平津侯主父列传》写至主父偃被灭族，司马迁悲情又起：“主父偃当路，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这一徽记，如伏流千里，贯穿《史记》全书。

司马迁以文学笔法入史，后世对此争议不断。司马迁之所以首创纪传体修史体例，既决定于他的实录精神，亦决定于他将文采“表于后”的决心。这一体例最有利于塑造人物，铺陈他非凡的文采。李斯面对厕中鼠与官仓鼠的心理活动，小儿张汤一人在家中审鼠的场景，鸿门宴上的勾心斗角，项羽乌江自刎时言行……《史记》中遍布此类私密性极强的细节。这类细节是怎么来的？我倒宁愿相信，有些细节干脆就来自司马迁的伟大文学才能。这违背历史真实了吗？司马迁追求的是另一个层面上的真实，更本质的真实。把历史场面生动地布置在你眼前，这是司马迁突出的本领。一个无史识史才的人，给他再多史料也无意义。《史记》是史诗，亦是诗史。它同时具备伟大诗篇的美学意义。

司马迁笔下的现当代人与古人，味道完全不一样。写古人，虽也有激情澎湃之时，但以求证、概括、理性为主。写现当代人，司马迁可就放开手脚了。你看，陈胜、吴广、项羽、樊哈、刘邦等等一个个活灵活现，像极了小说中的人物。司马迁是一个有强烈还原历史真实愿望的史学家，又是一个具有非凡创作能力的伟大文学家。“正是作为小说家的柏拉图的优异性，才使人要怀疑作为历史学家的柏拉图。”（罗素《西方哲学史》）我们当然亦可对司马迁持此态度。可是具体到《史记》中的历史事实与细节，相信还是怀疑，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并且也不再是重要问题。以情感入史，是司马迁的缺陷，也是他的伟大。去掉司马迁情感的《史记》，绝不会是伟大作品。司马迁对距他不远的现代人物，敢于进行创造、塑造，大肆张扬文采，那是他自信已充分占有材料，对人物具有本质性把握。他在记录历史，同时实现了艺术真实。

司马迁所创制体例为后世继承，其著史的本质精神却难以为继。幸运的是，司马迁的文学精神却哺育了一代又一代文章大家，韩愈、柳宗元、苏东坡等无不以《史记》为准绳。当文风颓靡时，真正的文学家就到司马迁那里寻找生机和力量。从《红楼梦》的浓厚悲剧氛围里，亦可探得《史记》消息。伟大的文化创造必息息相通。

司马迁职掌文史星历，著史却是私人撰述。至东汉班固时，已是奉旨修史了。私著未必能超越精神阉割，奉旨却是必须先行精神阉割的。相对于《史记》，《汉书》是规矩的皇家史册。《汉书》主旨或许可如此概括：明天人感应，固皇权一统，成官史规范。核心是“以求亲媚于主上”。班固判断《史记》，就完全是以“真理在握”的眼光了：“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而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班固眼里，司马迁俨然异端了。大师往往充满矛盾，精神阉割者却最易以立场坚定、真理在握面目出现。班固肯定《史记》实录精神，却难以接受其思想锋芒。班固的话对皇权后世影响甚大。汉末，司徒王允欲诛蔡邕，蔡邕上书求毁容刖足，留下一条命，以著成汉史。这显然是要效法司马迁了。王允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后汉书·蔡邕列传》）蔡邕难逃一死。《史记》为谤书说在两汉甚为流行，这是将司马迁发愤著书降低为“泄愤著书”了。司马迁不论是否心存诽谤，只要他贯彻实录精神，其当代及后世必有人视之为诽谤。司马迁恪守实录，但又有强烈的主观性、个性。终身抱持婢妾心态的大小班固，必然不能仰见司马迁的瑰异光彩。与《史记》相比，后来二十余史无不热衷于为皇权“资治”，少有社会经济大局的揭示，更乏对人性的深度探究，显然气量狭窄，局促矮小。无主观性、个性之史学家，竟亦难以实现深远的客观性。

针对班固贬斥司马迁之言，明代思想家李贽说：“不是非谬于圣人，何足以为迁乎？”“《史记》者，迁发愤之所为作也。”“其为一人之独见也者，信非班氏所能窥也欤。”（李贽《藏书》卷四十《司马谈·司马迁》）可谓一语中的。班固眼中的“蔽”，正是《史记》光辉所在。汉武帝及其时代无疑是司马迁暗讽的主箭靶。刘彻创造了一个无人敢判断他的时代，司马迁却给他一个判断。从维护统治者光荣形象的立场来说，《史记》为谤书说当然是成立的。对以天生正确自居的人或事物来说，你只要讲真话就完全有可能被视为诽谤。写刘彻父亲的《孝景本纪》、写刘彻的《今上本纪》，被从《史记》中删除，亦可证此点。睥睨千古易，判断当代难。中国古代专制统治者对当代史的忌讳几乎是天然的。更有甚者，对古代史都是如此。

深情的司马迁“绝情”于其所处的时代，不如此，他不会走向雄伟开阔。

有此绝情，方有绝唱。有此绝唱，方能称为“独断历史”（章学诚语）。

“太史公胸中自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代书生所能几也。”（顾炎武语）有天下大势，有细节，有深情，这就是司马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