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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一直在说汉武帝时代是一个伟大盛世。司马迁的奇崛人生历程，基本与这个时代相始终。

人是历史动物。把自己安顿在历史里，是人类由来已久的精神需求。汉武帝时代，中华民族已累积了丰富的历史经历。而历史文化最丰富的家族就是司马迁家族。司马氏世代为史官。

汉初崇尚道家的无为而治，饱经战乱的社会得到休养生息。第五位皇帝汉武帝刘彻接手的是一个富于生机、野心勃勃的庞大帝国。这个帝国，差不多可说就是从前的“天下”。先秦时代诸子百家所向往的天下一统局面，似乎是实现了。

看看这样一个时代，容纳了些什么人物。

一号人物当然是刘彻（公元前156—前87年）。刘彻十六岁登基，在位逾半个世纪，将汉朝推至鼎盛，寿命长，威势重，能量大，阴影亦大。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刘彻出巡至河东郡（今山西夏县），郡太守料不到突然来了皇上，供给保障措手不及，急得以自杀来逃避。司马迁以十一个字实录此事：“河东守不意行至，不办，自杀。”（《史记·平准书》）第二年，同样原因，陇西郡守自杀。皇上——这个权力恐龙，影子就能吓死人。刘彻热衷武功与出巡，是古代走得最远出巡次数最多的皇帝。他对女人的热衷亦甚有名。“用剑犹如用情，用情犹如用兵。”（翦伯赞语）

卫青、霍去病、李广等，在现实与历史中，他们皆赫赫有名。他们一次又一次远征漠北、西域。他们是武帝性格的延伸，是帝国挥出的铁拳。对内集权与对外征伐，是刘彻的力量来源。他对卫青说：一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武帝一朝，是中国古代进攻型将领最多的朝代。靠蛮力挑战汉朝的匈奴，在武帝铁拳不断打击之下，不得不一再远遁。

张骞，中国古代走得最远、出使时间最长的外交家、旅行家。军事将领向远方伸出铁拳，大汉使者则向远方传布帝国消息。

董仲舒，首次确立儒学至尊地位的思想家。天下一统了，也必然要求“软件”一统。帝国到了从容建设“软件”的时候，董仲舒应运而生。他将儒学世俗化、实用化兼神学化，殚精竭虑从天上到人间为体制寻找自圆其说的合法性。

这些人与司马迁同代。他们大都不会留意、在意人微言轻的司马迁，而早早就有史学使命意识的司马迁却不会不留意他们。

大文明需要大时空。汉朝人不论走多远，都没有发现文明高于自己的地方，更不会发现比自己还要庞大的帝国。在这一大背景下，刘彻追求好马的热情极为高涨，为此他不惜耗费巨大人力物力，派将士一次又一次深入西域。后世不断有人诟病刘彻此举。其实，这类似当今追求尖端武器。刘彻有理由认为，他最有资格拥有尖端武器，最好的马应该为他的帝国驰骋。

司马迁（公元前约145—约前87年）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时代。他的命运，他的才华，在此时空下展开。比生活在这个时代更加幸运的或许是：司马迁有一位伟大父亲——史学家司马谈，一个有能力有条件站在时代文化巅峰的人物。司马谈任太史令，太史令掌文史星历。“天下遗文古事，无不毕集太史公。”（《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的读书条件当世无人能比。司马谈服膺道家精神，却让儿子师从孔安国、董仲舒等人习儒。这应当含有为儿子规划未来人生的现实考虑。崇儒大局已定，只有习儒才能走上仕途，这类似今日的接受应试教育。司马迁十岁时，父亲就将他从家乡夏阳（今陕西韩城）带到京城长安。二十岁时，司马迁迎来了他一生至关重要的首次壮游。这时的司马迁无公职，出游必出于父亲的安排。由此可见司马谈对儿子的期待之深。司马谈的影响及有意识的培养，必使司马迁的文化自觉、史学胆识发育极早，为他成长为精神更雄伟、文采更丰富的人，奠定了重要基础。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高度概括了二十四岁前的人生：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司马迁对自己的游历甚为得意。首次壮游大约持续了三年时间，再次出游则已是奉使青年朝官身份。这些游历可视为司马迁所进行的史学“田野调查”。一个学养非凡的青年，又及时进行了非凡的浪漫长旅，胆识、文气得到有力淬炼，他以广阔的地理为人生奠基。正当多情易感的青春时代，走出书斋，面对大地山河，胸中典籍掌故在游历中一一被指认，书生心窍豁然开朗。如此时空的长旅，在汉代之前是不可想象的。国家大，心脏亦大。帝国的强大心脏，能把志向非凡的司马迁送到很远的地方。司马迁深知这个时代，并喜欢这个时代。当然这并不妨碍他后来激烈批判这个时代。在此后二十多年时间里，他又不断随侍热衷出巡的皇帝刘彻，遍行大汉江山。后世的史学家，在脚力与心力两方面皆无人能及司马迁。非凡的游历考察，使他对历史特别是“现当代”史具备了鲜明在场感，历史的大局与细节了然于胸。他把游历化为《史记》的一条脉络，其深沉的脉动不时在各篇中呈现。

司马迁已经把自己确立为这样一个人物：中国古代游历最为深广、文化准备最充分的史学家。到司马迁以深邃眼光打量历史的时候，中华民族极其宏富的历史经历，亦在呼唤一位伟大史学家、一部伟大史学著作的出现。

在这个大时代，司马迁却一直是一个小人物。司马迁二十四岁左右为郎官。此后二十余年，他几乎随侍了刘彻所有出巡行动，虽自视为莫大殊荣，但他无疑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旁观者、记录者。与众不同的是，职业敏感、知识修为使这位记录者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一个洞察者。司马迁能看到并经历他人看不到的历史活剧。在那些活剧中，他只是一个跑龙套的角色，对剧情却可能比主角、比导演看得更清楚，并深知产生那剧情的背景。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刘彻举行汉朝首次登泰山封禅大典，司马谈却突然在周南（洛阳）病危，不能随侍封禅，临终遗命司马迁完成《史记》。司马迁垂泣受命。按汉制，儿子可继父职。三年后，三十八岁的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此后至四十八岁遭宫刑前，司马迁除应对本职事务外，集中精力撰述《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