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吐蕃王室的直系后裔，古格王国的国王在这个地方王国中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严格统治着自己的臣民和辖地。国王权力的继承是血缘世袭制，基本上是子承父位，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出现弟承兄位的现象。综合史籍记载和考古调查资料，我们大体可以看出古格国王行使权力的几个方面：

古格故城红殿壁画——古格王

国王可以将王国的部分领地或臣民封赐给王室成员和对国家有特殊贡献的高僧或臣下，并有褫夺没收的权力。早在11世纪初，古格第三代国王拉德为了表彰古格高僧仁钦桑布翻译佛经、修建寺院、对佛教复兴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将谢尔等三处土地赏赐给他，成为他的三处“溪卡”（藏语意为“庄园”）。这是西藏史料中迄今所见到关于赏赐封建领主、宗教领主庄园最早的记载，不但表明了古格国王所具有的权力，也说明西藏封建制度的形成与佛教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17世纪初，古格末代国王赤·扎西查巴德为了惩罚不服从王命的弟弟（当时的喇嘛首领），剥夺其所有收入、收回为其服务的士兵。这里的收入应该是指国王之弟原被赐予的庄园田产收入。我们在阿里考察过程中发现不少古格王国时期的遗址，仅在古格故城方圆百里之内就有多香城堡遗址、玛那遗址、卡尔普遗址、卡尔贡遗址、达巴遗址、香孜遗址、皮央·东嘎遗址、白东波遗址等。目前对于这些遗址性质的确切判断虽然还缺乏直接的证据，但最大的可能性不外乎两种：一是王室成员、贵族或高僧们的封地中心；二是王国下属机构的治所。其中多香城堡有着完备的防御设施和武器配置，很可能同时还是古格王国的一个重要军事据点。

国王的另一项权力是对王室及臣民宗教信仰的选择，并享有重大宗教活动的领导权。古格王国初期，王室大力扶持佛教，压制并清除本教。从此开始，历代古格王就把复兴佛教、以教辅政作为古格王国的一个基本国策。迎请高僧、修建寺院、翻译经籍、敬造佛像、举办法会、供养圣山等重大活动都是在国王的直接领导和资助下进行的，因此，国王也是古格佛教的最大施主。为了牢牢控制宗教领导权，几乎每一代都有王室成员出家为僧，并成为当时的佛教领袖，如拉喇嘛益西沃、绛曲沃等。从古格故城红殿、坛城殿和托林寺杜康壁画的礼佛图中可以看到，在重要佛教仪式中，国王和王室成员总是居于极尊的地位，僧俗两界对国王尊崇有加。古格王国末期，赤·扎西查巴德不顾及国情，听信西方传教士的游说，决定允许天主教在古格建立教堂，收徒传教，并且压制喇嘛集团及佛教势力，这才引起了喇嘛集团的抵制和反对，最终导致了古格王朝的覆灭。

至于与周邻国家、地区的正常交往或兵戎之事，更是国王行使权力的主要内容。抵御外来入侵、解决与拉达克王国的冲突、和亲政策的实施、同周邻地区的贸易往来、宗教与文化的交流都要服从国王的命令。藏文史籍中可见到国王直接派遣留学僧去印度学习佛法，处理在噶洛国发生的人质事件，将公主嫁与拉达克王以求和解等记载。古格故城红殿、白殿壁画中数处出现身穿异国服装的外邦使节和商人，纷纷往国王座前呈送礼品的画面，恭敬之情毕现，反映了周邻国家、地区对古格国王的尊重。

古格王国统治的范围到底有多大，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从藏文史书的一些零星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古格王国的辖地在长达700年间似乎并没有形成一个长期稳定的疆域，时有消长。但在古格王国后期，其疆域大致可以框定在现在的札达县、噶尔县、普兰县、日土县这样一个范围之内。17世纪下半叶，五世达赖喇嘛派遣噶丹策旺率兵驱逐拉达克军队，收复古格失地之后，在阿里设置布让（现普兰县）、达巴（现札达县达巴乡）、札布让（现札达县大部）、如妥（现日土县）、堆噶尔本（现噶尔县）5个宗，基本就是古格王国原属地的范围。古格王国末期西方传教士经古格王允许，在日土设立教会站一事，也可说明远在班公湖南侧的日土当时在古格王国的范围内。在这个范围之内，现在还存留着不少城堡遗址、石窟寺遗址、居住遗址以及寺院，如札达县的卡孜遗址、曲龙遗址、达巴遗址、布日寺、热尼拉康，普兰县的香贝林遗址、科迦寺，日土县的宗山遗址、丁琼拉康，噶尔县的卡尔东遗址、扎西岗寺等。都可以看到与古格故城相似的佛殿、佛塔、碉堡、民居、窑洞、石窟等建筑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