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复兴
受封做了古格国王的德祖衮生有二子,长子柯日,次子松埃。这时战乱之后的西藏已有一些佛教徒开始复弘佛法,先是从西藏东部的康区兴起,逐渐向腹心卫藏地区发展,“善持佛教命根,使之死灰复燃,于西藏黑暗之州燃点明灯”。建国初期的古格王室一方面出于对吐蕃盛世佛教的怀念,一方面出于对新潮流的迎合,以笃信佛教、崇尚佛法为基本国策之一。对佛教怀有极大热情的柯日王子出家修行,取法名拉喇嘛益西沃(“拉”,藏语意为“天”,故又称天喇嘛益西沃),将王位让给弟弟松埃。他向全国颁布兴佛弘法的诏书:“今弘教于上部阿里之地,欲使圆满妙善,乃颁弘法之诏。”亲自主持修建托林寺等一百余座寺院,选派仁钦桑布、勒白喜饶等天资聪慧的青年7人,各带2名聪明仆役,前往印度学习显密教法,其中19人因不适应印度平原的湿热气候而客死他乡,只有仁钦桑布、勒白喜饶学成返国。同时,他们还请来了夏达噶惹哇玛、白玛噶古巴达等几位印度高僧。仁钦桑布、勒白喜饶两人对古格佛教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仁钦桑布在托林寺潜心翻译经典,开课授徒,被后世称为“洛钦”(大译师),勒白喜饶被称为“洛琼”(小译师)。有研究者统计,仅由仁钦桑布翻译、校订的佛教经典就有158部之多,其中包括显教经典17部、密教经典108部、论33部,为藏传佛教后弘期诸译师之首。他的弟子不仅来自阿里,也有来自卫藏地区(拉萨、日喀则、山南地区)的,其中就有萨迦派第一个祖师衮噶宁波。仁钦桑布在11世纪初的一段时间里,在古格王室的大力支持下广建寺院,据载共计有108座大大小小的寺院,除了阿里的普兰、札达、噶尔,远在西喜马拉雅的拉达克、斯皮提也有不少,其中就包括著名的阿奇寺、塔博寺等古老佛寺。
斯皮提的塔博寺
托林寺白殿的益西沃像
(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提供)
到第四代古格国王沃德时,年迈的拉喇嘛益西沃还在为弘扬佛法四处奔走,当时寺院中关于密宗的教义和仪轨杂乱无章,令僧侣和信徒无所适从,拉喇嘛益西沃决定筹借更多的经费,前往印度迎请高僧阿底峡。当他行经信奉伊斯兰教的噶洛国时被当地人俘虏,噶洛王劝说他放弃佛教改宗伊斯兰教,他坚拒不从。噶洛王命人以火炙烤他的头颅,想使之愚痴。古格王沃德闻讯,立即派人携财宝前往噶洛国赎取拉喇嘛益西沃。噶洛王提出的条件非常苛刻,要求交来与拉喇嘛益西沃身体等重的黄金。沃德在全国上下四处搜求,让出家当了喇嘛的兄弟降曲沃携黄金前往噶洛国,称量时仍差大约与头部等重的黄金。白发苍苍的拉喇嘛益西沃对侄孙降曲沃说:“我的命门已被炙毁,犹如畜生,不要再为我费心,速将赎取我的黄金带往印度迎请阿底峡尊者,请尊者到古格弘传佛法。”之后,拉喇嘛益西沃被害,遗体被运回古格,安置于塔中。这段可歌可泣的事迹,是所有西藏佛教史学家所津津乐道的,但《仁钦桑布传记》却记载拉喇嘛益西沃病逝于托林寺,法体被供奉在塔中。甚至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个事件是后来的佛教史撰写者有意编造出来的,用以神化这位佛教复兴的领袖。无论拉喇嘛益西沃是如何逝世的,并没有影响古格王室对佛教复兴的热情,一座座新的寺院在各地建立起来。
1042年,印度摩揭陀国超岩寺的上座高僧阿底峡已年逾六旬,有感于拉喇嘛益西沃的舍身求法和古格朝野的诚意,毅然决然地随古格使者翻越喜马拉雅山来到千里之外的古格王国托林寺。早在第二代古格王时就蜚声阿里的大译师仁钦桑布以85岁的耄耋之身拜阿底峡为师,可以想见古格佛教徒对阿底峡的尊崇。来到古格的阿底峡致力于教理的系统化和戒律、修持的规范化,撰写了《菩提道灯论》,为藏传佛教提供了新的哲学基础,对西藏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年之后,阿底峡又被仲敦巴迎往卫藏地区传法,1054年示寂于拉萨附近的聂唐寺。
1076年是藏历的火龙年,由古格王赞助在托林寺举行纪念阿底峡尊者的大法会,西藏各地的僧人和信徒都赶去参加,法会后奔赴印度取经求法的僧人达百余人。这次法会掀起了西藏佛教复兴的第一个高潮,历史上称之为“火龙年大法会”。古格王国也因之成为“上路弘法”的最初根据地。
2014年至2015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孟加拉国的毗克罗普尔发掘了一座规模巨大的宫殿和佛教寺院遗址的局部,据研究,这里正是阿底峡大师的出生地。藏文经典记载阿底峡出生地:“东方萨霍尔殊胜地,坐落一座大城镇,名叫毗扎马普热,城中便是大王殿,宫殿辉煌宽广,人称金色胜幢宫。”1978年,阿底峡尊者的一部分灵骨舍利从西藏聂唐寺被迎请回故乡,至今供奉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的达玛拉吉卡寺。
供奉在孟加拉国达玛拉吉卡寺的阿底峡灵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