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诗作的最后四句。

先看“出没花中见，参差叶际飞”。这两句好像是对前面四句的小结与重复。蝴蝶们在花丛里、草叶间，或一只或两三只或三四只，飞来飞去，或出或没或隐或现。这既是个群像，又是一个瞬间的剪影，它们是那么鲜活那么机灵，一刻都不愿停歇下来。生命只要获取一点点能量，只要能乘势或借力，它们总能展现其精灵般的姿态。只不过，这一切都压在最后两句上：“芳华幸勿谢，嘉树欲相依”。芳华，就是芬芳的花，香花，照应的是前面的“绿蕙”；幸，表示希望。这两句是说，美丽芬芳的花儿啊，你们千万不要凋谢；高大挺拔的绿树啊，你们要永远做我的依靠。前一句所针对的是“请不要断了我的食源”，而后一句则表示“不要危及我的生活”。

诗作最后一句，还有必要再详解一点。

嘉树，就是佳树、美树的意思，典出《左传·昭公二年》。其时刚即位的晋侯，派韩宣子到鲁国聘问，鲁君设了享礼后，鲁国大臣季武子又私宴招待。见到季武子家“有嘉树焉”，“宣子誉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树，以无忘《角弓》。’遂赋《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无以及召公。’”^[1]直白地讲，季武子说不敢不对此佳树进行培植，没有忘记《诗经·小雅》“角弓”篇的意思。但他赋诗的时候，却选取了《甘棠》诗，原来是想讨好大国的大夫，拐弯抹角赞美他，将韩宣子比之为代君美政、荫庇人民的执政者。难怪韩宣子赶紧辞说，不不不，“我”哪能跟先贤相比。言下之意是“照顾不了那么多”，以及“要照护也轮不到我”等。那么，何谓“嘉树欲相依”？就是希望有仁德而心系苍生的执政者可以倚靠。这里的“嘉树”，与前面的“青薇”相对，也就是希望不要在没有保护的草丛、藤窠里躲来藏去，希望能有真正庇护、倚靠的所在。的确，诗人对素蝶生活、情态所作的描摹，并非诗作的本意，实则是要寄寓一份怜悯；而“芳华幸勿谢，嘉树欲相依”不啻呐喊，强化了所欲表达的情感。事实上正是如此，没有什么比对生存的渴求更显示对生活的热爱，也没有什么比展示内心的不安更能表示对未来强烈的期待。

当然，联系诗人的生平则不难看出，此诗并非泛泛咏蝶之作，而是寄寓了身世之感。刘氏虽然自负才华，自视甚高，但一生仅做到秘书监（四品），一直不能获得重大提拔，并且五进五黜，甚至有时甫一任职旋即因事而解，可知诗中蕴含着强烈的祸福无常之忧和知遇明主之盼。“嘉树欲相依”可谓全诗真正的主旨。一方面，诗人借素蝶以表示自己品质的高尚与纯洁；另一方面，借素蝶之口表示自己在遭遇官场多次沉浮后，依然对仕官保持不变的渴望与追求。同时，也表达了自身的柔弱与可怜，以及自己对支配命运的宰制者的认同与依顺。可以说，是博取怜悯与积极表忠的一个捏合吧。

我们今天当然很容易理解刘孝绰复杂的心态。虽然他进身为官的所有条件都令人艳羡，但是，皇权或者专制的本质之一，就在于制造种种混乱与事端而便于从中取事。因为它是社会巨量资源唯一的调配者，或成或败皆取决于它的兴致与对方的忠诚度及所受折辱的韧度。而有了这种种事端与混乱，那么，受宰制者对它的依赖感反而会更强烈。在专制的眼里，最理想的结果是，一切都要依赖并仰仗于专制本身。它，就是诗歌所提及“日”与“风”，还有“芳华”与“嘉树”。至于追撵素蝶的“雀儿”，不过是帮凶与工具而已。

对于诗人刘孝绰来说，按理，有皇帝和太子器重这两重背景，这位“彭城才子”应当可以鸿鹄志伸，有机会大展宏图一把，至少可以衣食无虞、无灾无祸而安泰自在吧。然而，看看《梁书》以及《南史》“刘孝绰传”就可知，他一生起伏无定，一些职务一任再任，兜了圈子回来再任，虽然官位最终有保，但所获所取，都仰人鼻息、举夺由人，并常要周旋、宛转于人下。而治他的罪行，在今天看来，不过是些鸡毛蒜皮的琐屑小事，以及不是理由的所谓“仗气负才”或“书生意气”之类的帽子。说白了，就是不能让你有多舒服。于是，所谓致人忌刻乃至陷害的事便常常发生。甚至有时，什么理由都没有，以“公事免”，其“造化”之弄人，往往莫过于此。

下面是《南史》的记述：

初，孝绰与到溉兄弟甚狎，溉少孤，宅近僧寺，孝绰往溉许，适见黄卧具，孝绰谓僧物色也，抚手笑。溉知其旨，奋拳击之，伤口而去。又与洽同游东宫，孝绰自以才优于洽，每于宴坐嗤鄙其文，洽深衔之。及孝绰为廷尉，携妾入廷尉，其母犹停私宅。洽寻为御史中丞，遣令史劾奏之，云“携少妹于华省，弃老母于下宅”。武帝为隐其恶，改“妹”字为“姝”。孝绰坐免官。诸弟时随蕃皆在荆、雍，乃与书论共洽不平者十事，其辞皆诉到氏。又写别本封至东宫，昭明太子命焚之，不开视。

孝绰免职后，武帝数使仆射徐勉宣旨慰抚之，每朝宴常预焉。及武帝为《籍田诗》，又使勉先示孝绰。时奉诏作者数十人，帝以孝绰诗工，即日起为西中郎湘东王谘议参军。迁黄门侍郎、尚书吏部郎，坐受人绢一束，为饷者所讼，左迁信威临贺王长史。晚年忽忽不得志，后为秘书监。初，孝绰居母忧，冬月饮冷水，因得冷癖，以大同五年卒官，年五十九。

孝绰少有盛名，而仗气负才，多所陵忽，有不合意，极言诋訾。领军臧盾、大府卿沈僧畟等并被时遇，孝绰尤轻之。每于朝集会同，处公卿间无所与语，反呼驺卒访道途间事，由此多忤于物，前后五免。

刘孝绰与“彭城”同乡的这俩兄弟到溉、到洽之间的事，实在拿不上桌面，雅量都有限吧，但竟至于被后者公报私仇，刻毒设陷，实在有些下三滥。而可笑的是，弹劾孝绰的罪名是“携少妹于华省，弃老母于下宅”。所谓“省”及“省中”，就是皇宫禁地，带着妻妾厮混似乎玷污威严、冒犯圣明；何况“弃老母于下宅”，一顶“不孝”的帽子就直接摁在他的头上，于是刘才子于人伦教化简直就是败类。如此，刘的行为“伤风败俗”，不可告人，于是获罪丢官实在不值得姑息。但更可笑的是，身为皇帝的梁武帝，竟然指鹿为马，说什么“为隐其恶”而将罪名里的“妹”字改为“姝”字。“本来”，刘孝绰所带的是自己的“妾”，现在更不清不白，不知道与什么丽人胡来。一字之异，令人浮想联翩啊。还好，《南史》的史笔不愧深解圣意，在传记文本里煞有介事地说“孝绰中冓为尤，可谓人而无仪者矣”，那几乎等于说是在中央机关与宫里哪个妃子秽乱。如果皇帝要治他死罪，也是“罪有应得”，可见史笔歪曲的恶劣程度。至于另一罪行，刘孝绰任尚书吏部郎，因“坐受人绢一束，为饷者所讼”。仅仅因“一束”绢而遭起诉，而竟“左迁信威临贺王长史”，与前面相比，又实在不值得一提。

而颇具戏剧性的是，刘孝绰被免职后，“高祖数使仆射徐勉，宣旨慰抚之”。此外皇帝还将自己创作的《籍田诗》，“先示孝绰”，似乎还是非常“赏识”他。打了之后再摸，把戏而已。而梁武帝的儿子昭明太子萧统，其实也不赖。在他周围的三十多位文人学士中，刘孝绰做过太子舍人，又两次做过太子洗马，两次掌东宫书记，与他接触的时间最长，似乎也最为亲近。《梁书·刘孝绰传》说：“时昭明太子好士爱文，孝绰与陈郡殷芸、吴郡陆倕、琅邪王筠、彭城到洽等，同见宾礼。太子起乐贤堂，乃使画工先图孝绰焉。太子文章繁富，群才咸欲撰录，太子独使孝绰集而序之。”又，《梁书·王筠传》：“昭明太子爱文学士，常与筠及刘孝绰、陆倕、到洽、殷芸等游宴玄圃，太子独执筠袖、抚孝绰肩而言曰：‘所谓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见重如此。”但是，细心的人一定发现，在那个因“伤风败俗”而免官的事件里，刘孝绰的弟弟们，无论是亲兄弟还是堂兄弟都不干了，他们搜罗了不少关于到洽令人愤慨的事，“又写别本封至东宫”，其结果呢，“昭明太子命焚之，不开视”。学生连自己老师的事问都不过问，一烧了之，又显得无情和阴狠了。

以史证诗，当然有些勉强，但至少说明了作者在朝为官，做得很不舒服。他虽然所得甚多，而所失总是稀奇古怪；得失之间，总难以从容平顺，因而患得患失的心理总难抹去。于是他感到人生如寄，而生出“忧生之嗟”。似乎皇帝老子有时候也救不了，生活处处遭人陷害，横亘于心中，无法排解，难以释怀，于是便有了难以自抑的人生悲情与哀感。

他对生命，对外物的感受是如此敏感，甚至引发他对自身存在的价值基础的怀疑。他感到，虽然他非常幸运，一生富贵优游，但总难风平浪静，在一派雍容富贵气象的背后，总时时透出一种面对自己难控局面的无奈和感叹。在我们所见一派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背后，诗人所见却是不如意者的悲凉：自身没有依靠，没有安全感，尾随人后，委曲求全，祸福无常而避祸无已。特别是陷于朝廷纷争旋涡的时候，哪里还有幼年的清俊神秀、为名流所重的荣耀感呢？而随波逐流中，又哪里还有宠辱不惊、练达无碍的风度呢？渐渐地，他被饱尝人生艰辛后的无奈及感慨死死缠绕着，甚至被刻意为自己营造的虚幻人生欢乐享受所围裹着。这种生活态度实在不潇洒，不轻松！这是人到中年阅尽沧桑、唯恐性命有失而又深怀忧生意识的表现，是那个朝野普遍笼罩、朝忧夕患的畸形社会形态的呈现。

如果我们再联系诗人其他的诗篇，像《夜不得眠》里徘徊庭院、仰望星空的忧思和悲叹，《栎口守风》里回京途中的不安与惊恐，甚至《古意》中也借女子守怨以自伤，似乎可以知道，他的作品，并非后世诗歌评家所说，仅仅起于唱和、沙龙流转的文人小群体间竞相摹写的逞一时艺术之能，以及所谓切磋技艺、娱乐消遣的文字把戏。这首《咏素蝶诗》虽为咏物，却深贮体己之心，让人睹见其借蝶自诉的忧心。

当然，诗作情感的表白并不浅露，而诗句绝非赤裸。诗人在摹写回照中，非常注意个人的情绪与外物的刻写之间的规则，尽量让自己的情感按照外物活动的场景进行编排，在细腻的描写里注意寓含自己的情感，因而使全诗显得深厚蕴藉。确实如一些评家所说，这正是一般咏物诗所难以企及的：既有精蕴的形象，又含题外的托寄。这就是“从容用笔，没有局促之感”，而有一种浓郁的“雍容”的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