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本诗的结构与用典，再说一点。

我们说“起承转合”，几乎是古典诗文可以套用的基本结构。元人范德玑在《诗格》里说：“作诗有四法：起要平直（平实，不曲折），承要舂容（舒缓从容），转要变化，合要渊水（深潭，喻蕴蓄）。”这其实是一般性的要求，但具体到每一首诗歌，可能情况又有差别。早期的格律诗，恐怕多为A型（首联—起、颔联—承、颈联—承、尾联—转合），与后来的B型（首联—起、颔联—承、颈联—转、尾联—合），并不一样。就杜审言这首诗来说，无疑属于A型。第一、第二小句是“起”；第三、第四小句，第五、六小句，都是“承”，承接“物候新”；到最后一联，才是“转”“结”一气。转得急切，忽显突兀，情势直转直下，并戛然而止。此外，我们还要注意，中间两联属对精工，“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可谓古今名对。今在书法、楹联及春联上多有书写，可见后人对它们的喜爱的程度。

当然，文化的张力，继承、学习前贤是其重要的因素。杜审言能写出如此名诗佳句，也并非凭空捏造，同样来源于对前代文人所写诗句的创造性转换，即再润色、再转化等再创作。这就是中国古代文化继承方面很重要的特色——所谓“用典”，一方面体现文化的继承性，另一方面，也使当下作者的言说不走空、不失调，显得厚实而有理性。比如，“淑气催黄鸟”，即化用于晋代诗人陆机在《悲哉行》的诗句“蕙草饶淑气，时鸟多好音”；而“晴光转绿”，则是化用了梁代诗人江淹的《咏美人春游》里的诗句“江南二月春，东风转绿”。这就是当下文学理论所谓“互文性”。它体现了后代本文对前代文本或自己本文的吸收和转化之功。由此，文本之间形成相互参照、彼此牵连的关系，并在时间流里形成连续不断的扭结的方式。

最后，我们再看看明人王世贞从语言（华藻，即华丽文辞）与结构（整栗，即谨严）以及格调（高逸，即高雅脱俗）诸方面，对杜审言诗歌的评价：

“杜审言华藻整栗，小让沈宋，而气度高逸，神情圆畅，自是中兴之祖，宜其矜率乃尔。”（《艺苑卮言·卷四》第9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