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审言，洛州巩县人，大诗人杜甫的祖父，唐高宗和武后及中宗时期著名的宫廷文人，中国近体诗形成期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做了一些小官，一直怀才不遇，是一个很孤傲的人；当时很多文人都不在他的眼中，可见也是一个极具个性的人。

杜氏为高宗咸亨元年（670年）进士，初授隰（xí）城尉。武后永昌元年（689年）前后在常州江阴做县丞之类的小官，后转任洛阳丞。圣历元年（698年）因冒犯武氏权贵，被贬吉州（江西吉安）。后被召回，授著作佐郎，旋迁膳部员外郎。中宗神龙元年（705年）因“交通”武后宠男张易之兄弟，被放峰州，次年召还，授国子监主簿。景龙二年（708年）加修文馆直学士，不久去世，年六十余。

这首《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诗，写作的时间据说即在诗人常州任职时。因为与同僚兼好友陆丞同游，后者有感而发、赋诗一首，杜氏便同调而和，大体抒发自己宦游江南的感慨和归思之情。

为什么一宦游江南，就有这么深的感慨呢？

首先古代中国政治和经济文明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地区，只是到了南宋以后，政治重心位移至南方后，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才真正发达起来。到了明清，江南地区居然成了帝国政治、文化、经济和物质的依赖。当然，在唐朝，在安史之乱还没有发作，特别是处在王朝还比较稳定的时期，士人的思想观念还是以黄河区域所在为主，其文化重心始终在黄河、汉水和中原地区。至于当时的江南，虽然也不乏迷人的风景，经济发展经过六朝开发有较大的发展，但经济、文化等仍处在积蓄力量和期待更大规模的投入之中。

其次是，从这首诗以及作者的文化背景可以看出一些区别。一般而言，古代士子、士大夫们所谓自己的“家”有三层意义。一是政治意义上的家，实际上就是朝廷，像“身在江湖，心悬魏阙”的事发生在传统士大夫身上再自然也不过了，其贬黜京城的感慨最为常见、也最为典型。像诗人杜审言长期宦游地方，难以入朝，便难免心生伤感。《新唐书·文艺上》里记载过的一件事似乎很能说明问题：“坐事贬吉州司户参军。……后武后召审言，将用之，问曰：‘卿喜否？’审言蹈舞谢。后令赋《欢喜诗》，叹重其文，授著作佐郎，迁膳部员外郎。”用手舞足蹈的方式表达激动和感谢之情，应当说古今都比较罕有。这就是一个心灵敏感而脆弱的士大夫的行为。

再次是宗族伦理意义上的家，像杜氏，其祖籍在襄州襄阳，位于今湖北省西北部，汉江中游平原腹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板块上的重要地带。虽然在纬度上，与诗人所任职的常州几乎相当，但一个深处内陆，一个濒江临海，在文化板块的站位选择上，诗人无疑是倾向于自己的祖籍地，内陆性人和海边人，生活习性应该有很大的差别，其不适感可能还是比较强烈。有研究说，从文学家的占籍来看，籍贯为北方者居多，这些文人更重视自身所在地区的整体文化认知，并常常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尤其是北方普遍的政治和文化意识的崛起，使文学呈现了新的态势。从初唐开始，北方文坛注重南朝文学化，北方之人有不少积极推行江左之风，于是北人中出现了不少“南土文学”的高手。杜审言、沈佺（quán）期、宋之问等即是。

最后是具体地理意义上的家。诗人出生在洛州巩县，就是今天的河南巩义市，在今洛阳和郑州之间，从纬度来说，远远高出常州，并且也处于内陆地区。北方人、南方人的差异，概因于南北方气候、生活习性的差异，当然，更为主要的是，可能还是文化和经济上的差异。另外，南方文化发展不均衡，即使江浙等原六朝政治文化以及人才资源中心仍然有极为强劲的势头，但因为南北方的文化与政治差异，而并不能获得凸显。所以在濒江临海的常州，诗人仍然视自己为不幸。而在过去，很难想象，一个北方的作家，尤重刚贞、厚重的文风，反倒缠绵纤弱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