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北，自然的空阔和博大的景象让人唏嘘，而那些遗落于自然空间的历史遗迹也是惊心动魄。就像日本东京大学杉山正明教授在其著作《丝绸之路与中国古代文明》中所说的那样，一个半世纪以来，世界和时代都在发生巨变。而中国，现在已成为当今世界屈指可数的泱泱大国。“探险家”们踏查过的亚洲内陆各地、帕米尔高原的东西南北，自沙皇俄国和清朝政府相互对峙的18世纪后半期以来，大约经过200年，业已物换星移，演变成“开放空间”。贯通欧亚大陆和所谓“丝绸之路”地域的通道，如今正开启大门。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人们格外关注敦煌。因为敦煌积累了这一广大地区的文化精髓，人们能够从这里体会和了解另一个时代，甚至很远很远的过去。

20世纪初，瑞典探险家贝格曼在新疆孔雀河一条支流发现小河墓地，并把这里出土的几具人骨带回欧洲。经德国人类学家鉴定，楼兰人属于原始欧洲人种。换言之，欧洲人种（高加索人种）向东方最远分布到楼兰，蒙古人种（黄色人种）与欧洲人种的分界，就在楼兰与敦煌之间。这说明，在遥远的年代，人类的迁徙和迁徙过程中形成的种族圈，已经渗透到了敦煌。后来随着丝绸之路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敦煌已是迁徙者、旅行者、传道者、贩运者的向往之地。

牛津大学教授贡布里希在描述这样的情景时说，论地理，欧洲人跟中国遥相暌隔，然而艺术史家和文明史家知道，这地域的悬隔未尝阻碍东西方之间所建立的必不可少的相互接触。跟今天的常情相比，古人大概比我们更坚毅，更大胆。商人、工匠、民间歌手或木偶戏班在某天决定动身启程，就会加入商旅队伍，漫游丝绸之路，穿过草原和沙漠，骑马或步行走上数月，甚至数年之久，寻求着工作和盈利的机会……我相信到处流动的工匠们也把一些绘画方法带到亚洲，我们在敦煌和其他地方发现了他们的作品。他们从希腊和罗马绘画中学会了一些表示光线和大气的方法，并把那些技巧纳入了自己的技术范围。早在汉代，就有一些装饰艺术母体从欧洲传入中国，特别是葡萄叶纹及葡萄饰，还有莲花纹。这些花卉旋涡纹已被中国工匠改造后用在了银器和陶器上。

这让我想起了莫高窟。千年以来，莫高窟一直以它灿烂夺目的光芒映照着敦煌。古代的商旅、使者，在到达敦煌的那一刻，内心激动不已，就像回到了久别的故乡。故乡的情景，在这里有着一一对应的参照物。比如，那些整齐而生机勃发的庄稼，比如，那些晶莹剔透如水晶玛瑙般的树木，还有那些经年流淌的河水、泉水，至于那些琳琅满目的水果，更是让他们醉心、醉神。敦煌作为一个地名，它早已是神赐的地方了。

在那个大规模的开凿时代，敦煌东南部的鸣沙山与三危山之间的狭小的谷壑间，斧凿声声，仔细听，那里面充满了虔诚的感恩和自信。九死一生的人，流血流汗的人，冥冥之中相信，在敦煌的某个地方绝对存在一位超乎自然之力的神，把他们平安地送到了敦煌。而另外一些职业宗教家，到处奔走，在敦煌，也找到了自己的灵魂之地。

按照佛教的方式，敦煌莫高窟逐渐汇集了众多的神像和壁画，他们共同阐释了人类的生死悲苦乐，轮回的观念，把人们从绝望的境地引向希望的境界。

近年来，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对莫高窟的研究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与人们所熟悉的莫高窟南区洞窟相对应的北区石窟，通过发掘，有了重大的发现。现在这些洞窟业已向游人开放。研究者认为，这些洞窟是当年僧侣们坐禅修行、生活起居的场所。仔细观察这些毫无修饰、四壁皆空、矮小黑暗的北区石窟，你会感觉得出当年僧侣们的生活与南区华丽洞窟中的佛事活动有着截然不同的景象，清静、寂寞成为石窟主人的生活基调。据说，当年敦煌的百姓出家为僧者人数众多，他们离开并不遥远的亲人，舍弃人间烟火，遁入空门，坐进小小的石窟，修行一世，苦度一生，或许只为在莫高窟找到一块属于自己的净土。

在莫高窟北区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古代僧人的遗骸。与此同时，在北区石窟中还出土了大量不同民族文字的佛经及社会文书残片。当年在丝绸之路上流通的货币——波斯银币以及胡人形象的男俑，也出现在北区石窟中。最令人惊讶的是在众多文书残片中有一份叙利亚文圣经。这说明，在丝绸之路的繁盛时代，敦煌莫高窟不仅是一个佛教中心，同时也是一个世界文化相互交融的场所。目前，世界范围内再没有第二个佛教石窟寺遗址，在时间跨度上和信息承载量上能与莫高窟相比拟。

据说，创造了莫高窟壁画的古代画师大致分为三类：一种是僧官，顾名思义是管理僧人的官员，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但为数不多。再就是画僧，他们是僧侣，也会作画，人数较前者略多。最后便是纯粹的画工了，他们游走四方，居无定所，在洞窟里作画，也在洞窟里起居。

看来，在莫高窟这个庞大的文物体系中，我们不仅可以梳理文化的脉络，还能够触及到那些平凡僧人的生活，这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敦煌，一个活生生的、过去的敦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