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书鸿故居

几乎所有知道敦煌莫高窟的人都知道常书鸿。被称之为“莫高窟保护神”的常书鸿，伴随九层佛阁檐角铁马的叮当之声，画窟青灯，皓首穷经，度过了四十年的岁月。对于莫高窟来说，四十年，只是它漫长历史的一朵浪花，然而正是这一朵璀璨的浪花，铸就了常书鸿光辉的人生，使莫高窟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文化复兴时代。

敦煌作为丝绸之路上的文化集聚地，是各个民族和不同种族的人们进行交流的历史舞台，也是由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所创造的辉煌绿洲。这里聚集了人们“不灭的灵魂”，这里蕴藏着向往和平的无限光源。

正是这样一个艺术的殿堂，心灵的圣地，深深吸引着常书鸿。1942年秋天，著名古建筑学者梁思成教授找到了常书鸿，促成了常书鸿此生难忘的敦煌之行。当时的常书鸿毫不犹豫地“摒挡一切，破釜沉舟”轻装去了敦煌，用四十年的艰苦探索和人生实践，完成了心灵对艺术的朝圣。

走进常书鸿故居，宁静的四合小院古色古香，院落中的梨树果实累累，长势旺盛的八瓣梅花团锦簇，长留着无尽的思念。

常先生的故居，只有三间小屋，正屋是一间客厅，摆放着一张方桌，两把古旧的椅子，正面墙上悬挂着常先生的遗像，音容笑貌，依然如旧；右侧是一尊常先生的青铜雕像，庄严肃穆，旁边是江泽民、邹家华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唁电和题词；左侧摆放着常先生曾经用餐的小木桌，上方是泥墙掏空的书柜……

一间小屋是常先生家人的住室，陈设俭朴，摆放着日常的生活用具；另一间小屋，是常先生的书房，有一个宽大的土炕，有一张书桌，书桌上摆放着一盏马灯和一盏煤油灯……

常先生曾说过，来到敦煌，走进莫高窟，是决定人生的相逢。常先生无悔的选择，四十年风雨无阻，四十年含辛茹苦，像莫高窟前挺拔高耸的白杨，其顽强不屈的形象，将长留人间，与莫高窟同在。

常书鸿并非敦煌人士，但几十年扎根敦煌，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敦煌，应该说，他是一个敦煌人，敦煌永远记住的一个人。在敦煌五彩缤纷的大地上，他是一丛摇曳的红柳，更是一尊展示敦煌风采的雕塑。

大概是十年前，父亲说，去看看老爷子。在我们的村庄，德高望重的老人，统称为“老爷子”。那时，正是清明，敦煌绿洲上春意盎然，桃花和梨花刚刚开过，青青的麦苗铺满大地，柳暗花明，清新舒爽。

我们的村庄名叫新店台，是敦煌东缘最偏僻的村庄，与莫高窟相隔十多公里。早些年，莫高窟的研究人员下放到我们村搞“四清”运动，村上的人就是从那时开始认识“老爷子”的。老爷子的名字叫常书鸿。

在我的记忆里，老爷子和蔼可亲，常常走家串户，吃在村里，住在村里。村里的副业队也因此承揽了莫高窟的防沙工程，挣了不少钱。村里的人，都把老爷子当做恩人。记得父亲带着我去莫高窟送蔬菜，我们从马车上卸下芹菜、萝卜、辣椒、西红柿、黄瓜，老爷子就拦住我们，必须在莫高窟的食堂里吃完饭再走。吃了饭，老爷子还把我们领进他家的小院，小院里的梨树上缀满了果实，他亲自摘下一兜子，让我们带回去。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他就塞给我一把糖果，临走，还不忘给乡亲们带一些糕点。后来，我才知道，老爷子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从小在杭州长大，还出国留洋，年轻的时候，就是个大画家。1943年来到敦煌，1944年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

读着徐迟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对老爷子的崇敬就油然而生。自从1900年发现敦煌藏经洞后，在一代人的努力下“敦煌学”逐渐成为一门国际显学，但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而以常书鸿为代表的几代敦煌文物工作者，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使敦煌莫高窟的700多个洞窟的45000多平方米的壁画，藏经洞出土的4000多卷古代文献，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和研究，使得这座东方沙漠中的历史文化名胜闻名于世，把“敦煌学”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1994年常书鸿去世后，每年的四月初八，村上的人都会在他的坟上磕头烧香。莫高窟东面，是一片寸草不生的沙砾坡地，这里是敦煌研究院的墓地，常书鸿墓就在这里。赵朴初盛赞常书鸿是“敦煌守护神”。如今，这五个字就镌刻在常书鸿的墓前。我知道，这片沙地，是常先生散步的地方，每当晨光熹微或者晚霞普照，他孤独的身影一次次在这里徜徉、徘徊，也许，他早就把这里当成了自己永远的安身之所。我在常先生的墓前，放了他爱吃的桃干和杏干，代表父亲和全村老老少少磕了头。窦妈陪着我，忍不住掉了眼泪。

那时候，常书鸿故居还没有对外开放，窦妈是常书鸿一家的保姆，管理着常书鸿故居的日常事务，窦妈说，到老爷子的老房子看看。我就随她去了莫高窟上寺的一排平房，那是莫高窟最早的办公区，常书鸿故居也在那里。

常书鸿故居，被窦妈打扫得窗明几净。朴实的土坑，简陋的书桌，土书架、油灯，几乎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他从巴黎的繁华世界来到这大漠深处，为了敦煌艺术，舍身忘我，甘做苦行僧，生活上的清贫也就在所难免。这一切，没有超凡的胸襟，没有坚韧的毅力，是无法做到的。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曾问常书鸿：“如果来生再到人世，你将选择什么职业？”常书鸿回答：“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生’，但如果真的再一次重新来到这个世界，我将还是‘常书鸿’，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他所说的“未完成的工作”，就是敦煌艺术的发扬光大。

走进那间熟悉的黄泥小屋，几棵梨树已是浓荫蔽日，尤其那一部老式手摇电话机引起了我的注意。小时候，我总是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个黑乎乎的稀奇怪物，常先生说那是电话，还拨了一个电话让我听……一切，都像从前一样，书桌玻璃台板下压着的常书鸿生前的墨迹让人肃然起敬：“敦煌苦，孤灯夜读草蘑菇。人间乐，西出阳关故人多。”横批是：“敦煌乐”。常先生的故居，两个房间相连，一间是卧室，一间是他办公和会客用的，虽然条件十分简陋，可是就在这里，常先生接待了无数的国内和国际要人。张大千也在这个院子里住过，他的房间不大，一进门正对着的那堵墙上有他画的竹子，据说是后来工作人员剥离出来的，线条有点模糊，房间光线也不太亮，但是可以依稀看见竹子的模样，笔力挺拔，惟妙惟肖。那时候没有沙发，他们就用泥巴堆砌成沙发的样子，上面抹一层石灰。

敦煌是许多人非常向往的地方，大漠绿洲，璀璨晶莹。但在这条大泉河谷里，却是无限的宁静和寂寞。对于这样的寂寞，一时还可以忍受，若几十年如一日，就需要信念和勇气了。

先生常说：“人活着，就要有点精神，我的许多精神就是来源于敦煌的寂寞。”几代敦煌学人曾经有过这样的人生信条：“进了莫高窟，就是敦煌人。”后来，这句话更升华为：“生为敦煌人，死为敦煌魂！”就是这样，常先生用自己的人生实践和人格魅力带出了一支又一支甘愿奉献的队伍。

如今的常书鸿故居已经整修一新，免费开放，在纪念敦煌研究院成立60周年的喜庆日子，莫高窟的艺术家们还制作了两座常书鸿先生的雕像，一座高为2.8米的半身雕像，安放在敦煌研究院敦煌院部办公楼前的花坛中；一座高为0.9米的胸像，安放于莫高窟中寺常书鸿先生故居的院子中。回想起他的音容笑貌，不由地让人想起他辉煌的人生足迹：

常书鸿（1904年—1994年），满族，生于浙江杭州，1923年毕业于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并留校任美术教员。1927年6月赴法国，10月考入法国里昂中法大学为公费生。1932年夏以油画系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里昂国立美术学校，并通过里昂油画家赴巴黎学习的公费奖学金考试，1933年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新古典主义画家、法兰西艺术院院士劳朗斯画室学习。1934年发起成立“中国艺术家学会”，参加者有常书鸿、王临乙、吕斯百、刘开渠、陈之秀、王子云、余炳烈等20多人。在此期间所绘油画《梳妆》《病妇》《裸女》，静物画《葡萄》等作品，曾多次参加法国国家沙龙展。《葡萄》后来被时任法国教育部次长伊斯曼选定，收归法国国有，《沙娜画像》被巴黎近代美术馆收藏（现藏于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裸女》在1934年里昂春季沙龙展中获得美术家学会的金质奖章并被收藏，现藏于里昂国立美术馆。在法国国家沙龙展中先后获金质奖章三枚、银质奖章二枚、荣誉奖一枚，并因此成为法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法国肖像画家协会会员。1942年开展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筹备组建工作，任筹委会副主任。1943年3月24日来到敦煌莫高窟，在满目苍凉、残垣断壁的寺院中，建立起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实施了对敦煌艺术的初级保护，以及壁画、彩塑的考察、临摹、研究等工作。在漫长的岁月里，画窟青灯，耗尽心血，常先生始终如一地将敦煌的保护与研究工作持为己任，成为中国石窟艺术保护与研究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