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5月4日，领导南斯拉夫党和国家近40年的铁托逝世，这给南斯拉夫联邦造成了重大损失。

铁托在世时，他以个人的智慧和威望，缓解和处理了国内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他去世，许多问题和矛盾立即暴露出来，南共联盟面临严峻的考验。为此，南共联盟决定取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终身制，实行集体领导和定期轮换制。联邦主席团行使国家集体元首和武装部队统帅的职能，同时确定联邦主席团委员按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字母次序轮流履行一年一期的主席团主席的职务。6月，南共联盟中央全会决定取消南共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执行主席改为主席团主席，也是一年轮换一次。也就是说，联邦主席团由6个共和国和2个自治省各1人加南共联盟1人共9人组成，“轮流执政”。南共联盟只是最高领导层的九分之一。同样，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则由各共和国和自治省1人加上军队1人共9人组成。

这样，党就开始了“联邦化”，入党和退党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在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内，南共联盟共吸收了约200万新成员，却有近100万党员离开了党。这种情况在东欧国家别的执政党里很少发生。

1982年6月，南共联盟举行了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大会把稳定经济、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自治制度作为中心议题，展开了深入坦诚的讨论，并做出了重要决议。

大会认为，南斯拉夫联邦已经出现经济不稳定趋势，其主要原因可以归纳如下：（1）世界能源危机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1979—1981年，南斯拉夫联邦为进口石油多支付了70多亿美元，即每年多支付23亿多美元。（2）高投资、高消费和高福利政策，使社会消费超过社会生产水平，形成通货膨胀，外债增多。1976年南斯拉夫联邦的外债为79亿美元，1978年达到140亿美元，1980年已超过200亿美元。净外债到1981年已达201亿美元，每年需还本付息40-50亿美元，超过了南斯拉夫联邦经济的承受能力。（3）发展速度失控，经济结构比例失调，经济发展速度未能适应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及时调整。（4）过分依赖外国技术，对本国的科技和技术人才重视不够。据称，南斯拉夫联邦在30多年里共购买了26万项外国专利。盲目引进的结果，使包括制造化妆品、服装、卷烟、食品、饮料等可以自行解决的简单技术和设备也被引进，造成外货充斥国内市场。（5）经济和政治体制存在一些问题。联邦与各共和国和自治省的关系是协商与合作的关系，在批判中央集权主义之后，又助长了地方主义、本位主义和分裂主义。各地区闭关自守、市场分割，破坏了南斯拉夫联邦的统一市场。

南共联盟“十二大”后，为使经济稳定和健康发展，南斯拉夫联邦议会通过了几十项法令和法规，概括起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增加生产和扩大出口，降低生产指标和压缩投资。如宣布第纳尔贬值，限制进口，鼓励出口等。另一类是厉行节约和冻结物价。如实行汽油凭票供应，限制用电量、加强对外汇存款的管理等。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措施是把稳定经济作为长期战略任务，纳入1981—1985年五年计划。这个计划体现了稳定经济的精神，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增长指标。在今后5年期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4.5%，其中工业为5%，农业为4.5%，劳动生产率为2%。这是历次计划中速度最低的。新的五年计划规定，出口额平均年增长率为8%，进口额为1.1%；5年的国际支付赤字不能超过60亿美元；出口额达到弥补进口额的70%。如果能实现这一计划，预计到1985年南斯拉夫联邦将除灭国际贸易逆差。五年计划规定每年拿出GDP的1.83%纳入加速发展不发达共和国和自治省的基金，国防经费占GDP的5.8%。1983年后将不再通过发行货币来弥补联邦的财政赤字。

1986年6月，南共联盟召开了第十三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把克服经济危机和开辟国家经济发展前景列为中心议题。大会总结了“十二大”以来南斯拉夫联邦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情况，确定了南共联盟在继续发展社会主义自治制度方面的任务，决心继续沿着铁托开辟的道路前进。

通过几年的努力，到80年代中期，南斯拉夫联邦的经济形势已发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工农业生产在经历80年代初的停滞甚至下降后已开始回升。1984年和1985年的GDP分别增长2%左右，能源和出口商品生产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其中电力、煤炭、造船的增长速度连年都在8%左右，人民的生活水平在1985年也从连续几年的下降转为略有上升，市场日趋稳定。

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一向以改革著称。据他们自己统计，从1945年到1988年的40多年间，南斯拉夫联邦政府共进行了60次各种改革，其中宪法改革5次、经济体制改革13次、经济政策改革12次、教育改革5次，等等。这些改革的一项主要内容是促使南斯拉夫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以转变联邦政府的职能，巩固社会主义自治制度。

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南斯拉夫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就提出了“非国家主义”“非政治化”等口号，即减少党和国家对经济事务的控制和干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改革党政干部政策，采取了4项主要措施，即轮换制、非职业化、职务单一化和通过削减专职的政治干部和增加工人、妇女以及青年人在干部队伍中的比例，改善党委会的社会成员构成等。正是从这时起，南斯拉夫联邦在党政领导人的组成上，从联邦、共和国和自治省直至基层单位，都贯彻等额民族代表原则。同时，这一绝对平均主义原则还落实到群众组织和民间团体，以及外交人员派出和出国组团，乃至南斯拉夫人民军军官团的组成以及高级将领的任命方面，都一味强调各民族不论大小一律“机会均等”和“轮流坐庄”。这使各共和国的权限和独立性无限膨胀，联邦实际上已处于无权地位。

1988年，南共联盟召开了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经济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南共联盟改革三个改革方案，目的在于摆脱已经出现的社会经济危机。然而，还没有等到改革方案开始实施，一场席卷其他东欧国家的多党政治体制和“民主化”拉开了南斯拉夫民族冲突和经济崩溃的序幕，南斯拉夫联邦在“独立”狂潮中开始解体。

南斯拉夫是原东欧地区改革开放的典范，人们津津乐道的一块乐土。如果说战后南斯拉夫的迅速发展和民族团结归功于三个主要因素，即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一个唯一的政党和一支统一的军队，那么在1989—1990年的苏东剧变中，上述三个稳定因素已不复存在。

【注释】

[1]《铁托自述》，达洲、李代军、赵乃斌摘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2]［德］马里-日宁·恰里奇：《20世纪南斯拉夫史》（译自德文），贝尔格莱德，“斯利奥”出版社2010年版，第2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