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法西斯怒火燃烧

德意法西斯对被占领国家的人民，无不实行野蛮的统治，对于所有敢于反抗的民族，都进行残酷的镇压。与此同时，法西斯大肆掠夺被占领国家的财物。据夏伊勒所著《第三帝国的兴亡》，戈林曾指示部下说：“你一发现有什么东西可能是德国人民所需要的，就必须像警犬一样追逐，一定要把它弄到手。”就这样，大批粮食、牛羊等牲畜、工业设备、木材、矿产、金银珠宝，以及珍贵的艺术品，就源源不断地被搜刮、抢夺到德国。

希特勒曾公开叫嚷说，斯拉夫人是下等种族，是多如牛毛的虫子，必须把他们消灭掉。

1941年发生在塞尔维亚的“克拉古耶瓦茨（Kraqujevac）惨案”，至今仍是历史学家和作家们笔下的一个鲜活的例子。

法国马·博多等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百科全书》在“克拉古耶瓦茨”的词条下写道：

1818年至1841年，这座城市是年轻国家塞尔维亚的首府和重要的交通、工业中心。1941年共有3万居民，它是工人运动的堡垒，共产党人用来作为强大的抵抗运动的基地。在1941年10月中旬发生塞尔维亚暴动期间，纳粹占领军在城郊遭到了严重的损失。根据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的命令，每1名德国人死亡，要杀死100个塞尔维亚人来抵偿，每1名德国人受伤，要杀死50个塞尔维亚人来抵偿，德国人大量屠杀这个城市的人民。年龄在17岁至70岁的男性居民全部被杀光，学生被驱赶到一起，同他们的教师一道被枪杀。自10月21日到23日，在纳粹恐怖下惨遭杀害的人数据德国的统计为3500人，据当地的材料为7000人。克拉古耶瓦茨成为南斯拉夫抵抗侵略者流血牺牲的象征。

美籍华人作家聂华苓1988年在同世界各地的作家一起采访克拉古耶瓦茨后，撰写了《亲爱的爸爸妈妈——三百个孩子最后的呼唤》一文，其中说：

凄风。苦雨。天昏。地暗。

老年、青年、孩子们，一群群涌向那青青山坡——那儿就是1941年10月21日300个孩子被纳粹集体残杀的地方。

南斯拉夫小说家莫马·迪密其为我撑着雨伞，我们在窄窄的山路上边走边谈。

“纳粹为什么要选克拉——”

“克拉古耶瓦茨。”

“克拉古耶瓦茨。纳粹为什么要选这个小城杀人呢？”

“克拉古耶瓦茨是我们塞尔维亚的中心。他们杀孩子、老师，也杀牧师、工人、木匠、小店老板、鞋匠……全是淳朴勤劳的小市民。”

“为什么呢？“

“纳粹要灭种呀！甚至于男孩子一个也不留！孩子们就从课堂上被抓走，还有十几位老师。有一位老师，纳粹要他合作，他说：‘开枪吧！我给孩子们上最后一课！’”

雨哗哗地下，山路上的人，在伞下低着头，朝圣一般向山上走。

“7000多人呀！”莫马继续告诉我，“一天之内，全杀光了！尸首染红了350多英亩。……”

巴尔干各国人民对德意法西斯的占领和残暴统治极度愤慨，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反抗运动。最大规模的反法西斯斗争发生在南斯拉夫，其次要属阿尔巴尼亚和希腊。

巴尔干的反法西斯武装抵抗运动同巴尔干各国共产党的活动密不可分。共产党是在敌后准备、组织和领导反法西斯斗争唯一的政治力量。

法国历史学家让-弗朗索旺·苏勒在其所著《东欧史——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中说，尽管1941年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力量还不够强大，但是，那时“共产党人是支离破碎的国土上唯一的政治组织。在大塞尔维亚和中央集权及其政治结构的废墟里，只留下了一样东西：共产党”。

保加利亚工人党（1948年12月改名为共产党）在苏德战争爆发的当天即发表《告人民书》，号召不要给德国法西斯“一粒粮食”和“一片面包”，一个保加利亚人也不要去为德国法西斯效劳！党的领导做出了武装起义的决议，号召驱逐德国法西斯和推翻它在保加利亚的代理人的统治。

在武装起义的准备阶段，1941年7月23日设立在莫斯科的“赫里斯托·波特夫”广播电台开始播音，它在号召国内外保加利亚人支援武装斗争，宣传国内抵抗运动的情况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接着，保加利亚人民群众开始了各种形式的反法西斯斗争：群众集会、示威游行、罢工行动、破坏活动，等等。

1941年夏天，保加利亚出现了第一批游击小组。不久，工人党中央国外局从苏联向保加利亚派了几个战斗小组，以加强国内的抵抗运动。游击小队主要的活动场所在巴尔干山脉南北两侧和中部山地区，这些小组开展了各种形式的破坏活动，骚扰了敌人的后方交通和运输系统。

在巴尔干国家中，只有罗马尼亚的情况有些特殊。它几乎没有形成有组织的武装抵抗运动和游击运动。当然，罗马尼亚共产党也像其他巴尔干国家的共产党一样，及时提出了开展反对希特勒德国和安东尼斯库独裁统治的任务，但未能吸引广大的群众参与斗争。当时，多数党的干部被关在监牢里，他们无法建立军事组织和游击组织，而罗马尼亚的资产阶级政党又大都支持国家及其军队占领邻国的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