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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场运动如洪水般很快席卷到全国各地，地处偏僻的敦煌文物研究所当然也不例外。刚开始时，是让大家破“四旧”，哪些东西是属于“四旧”，我也搞不清楚，只好除马列主义的书籍和毛主席著作外，将家里所有的书籍以及自己多年的习作，都搬到河坝里付之一炬，就连孩子们喜爱的连环画、儿童书也一本不留烧得精光（图9-1）。

“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是红卫兵，听说全国可以大串联，乘火车不要钱，所里的十几个人约好决定去北京看个究竟。我们乘汽车到了柳园火车站，车站里竟见不到旅客，乘务员们对我们很热情。车厢里只有我们单位的几个人，感觉和以往完全不一样，一路兴奋而又好奇，直到抵达北京站。

北京很多街道旁的房屋墙壁都用油漆刷成红色，这种举措实在让人难以理解。大街上人很多，到处都是闹哄哄的。我们直奔中国美术馆，那里专门接待全国各地文化单位来京串联的人。馆内彻夜灯火辉煌，人们出出进进都在忙碌着。天气很热，好在里面有空调。晚上，大家都睡在地上，挤得满满的。

图9-1　1945年徐悲鸿先生为李贞伯画作题跋。“文革”中因怕红卫兵抄家烧毁，故将题跋裁下保留

我们第二天一早去北大、清华看大字报，路上我们碰到红卫兵站在卡车上押着一批头戴高帽、脖子挂着牌子的人在游街示众。我们走进北大、清华，到处都是“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标语，最引人注目的是刘少奇的女儿刘涛揭发父亲的长篇大字报。这是怎么了？我心里直犯嘀咕。我们又去了中央美术学院，在楼道墙壁上看到揭发吴作人、叶浅予、宗其香等名家的大字报，听说红卫兵批斗叶浅予时还给他剃了“阴阳头”（头发剃半个脑袋），这位漫画家能受得了这么大的侮辱吗？还听说吴作人现在的任务是清扫厕所（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美院还有许多大字报我不敢再继续看下去，因为都是非常熟悉的人，我心情特别沉重。在北京，我们没有赶上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的壮观场面（图9-2）。

我们搞到了在工人体育馆召开斗争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所谓“四条汉子”大会的入场券。那天，我们进去的比较早，找了场地正中间距主席台较近的位置席地而坐。不多时，络绎不绝的人流将能容纳万人的场地挤得满满的，周围有许多戴红袖章的红卫兵维持秩序，主席台上也是红卫兵。九点钟斗争会开始，红卫兵两人一组从后台押出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四人，他们脖子上挂着写着姓名和罪名的大牌子，弯腰低头被推了出来，红卫兵领头呼喊着打倒某某的口号，顿时场内口号声此起彼伏。

在批斗过程中，田汉等因忍受不了长时间双臂朝后、弯腰低头的所谓“坐飞机”姿势，稍一伸腰，红卫兵便用皮带抽他，并朝其腿部猛踢一脚使其跪下，又一把抓着衣领提起来，要他们回答交代问题。这样对待这些文化名人，真令人难受。此时场中有人喊道：“江青来了！”场内立刻骚动起来，坐在地上的人都急忙站起来想一睹江青的面容。江青站在敞篷车上一边向群众挥手一边高喊着：“同志好！你们好！”绕场一周离开了会场。此刻，由于人们拥挤，场内秩序大乱，许多人被踩倒了，尖叫声、呼喊声乱成一片。我也被踩倒了，一时只感到有脚踩在我的头和身体上，一阵窒息，几乎要憋死了！幸亏有人很快把我拉起来，问道：“同志，你嘴角出血了，怎么样？”我急忙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脑子还清醒，说：“没什么，没什么，好着哩！”这时场内开来了几辆救护车，听说有人受了伤。好在场内的人陆续散去，斗争会就此结束，否则台上的“四条汉子”还不知要吃多少苦头。这次串联我没被踩死，却尝到了死亡前窒息的可怕滋味。

图9-3　“文革”中为防备抄家，李贞伯将自己的画作裁成小块保存

图9-4　1945年李贞伯画作，徐悲鸿为其题款“飞扬跋扈为谁雄”

串联回来后，研究所的“文化大革命”也开始了，在北京看到的一幕幕情景也在这里上演，厄运随之降临到我和贞伯身上。工宣队、农宣队进驻所里，后换成军代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革委会）。批判揪斗开始了，首当其冲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常书鸿、李承仙，接二连三，一批又一批，最后竟然揪出了二十几个人，占全所职工的一半以上。我和贞伯也在劫难逃。红卫兵一拨又一拨地来抄家，我家的房门始终是敞开的，任人出入。贞伯亲眼看着我们的画稿、画笔和金石名家刻的印章等珍贵物品被搜出来，不是被涂抹撕毁践踏，就是被强行拿走，让人心痛万分（图9-3）。他不愿看到自己的心爱之物被玷污糟蹋，愤怒之下含着眼泪把家中所藏的徐悲鸿、吴作人、李瑞年、李苦禅、董希文等恩师和画界大师的画作卷起来，和小儿子一起抱到屋旁的河坝里，一把火全烧了。只把自己画的一幅《鹰》叠成方块藏在了废报纸堆里保留了下来，因为这幅画上有徐悲鸿先生“飞扬跋扈为谁雄”的亲笔题款，贞伯特别珍惜（图9-4）。这件事给了我们沉重的打击，心痛了一辈子。从此，贞伯极少提笔画画。事情过去几十年了，但每每提及，贞伯还是扼腕叹息，难以释怀，以至于后来偶然在挂历上发现了恩师张书旂的作品，尽管是印刷品，也如获至宝，时常拿出来细细地欣赏（图9-5）。

我们被抄家、批斗、陪斗、挨打、隔离审查，写交代材料，到县城挂牌游街。贞伯被隔离审查，住在职工浴室里，狭窄的空间勉强放下一张单人床，房门却关不上；夏天还好办，寒冬腊月只能在门上挂个草帘子挡风。我们夫妻俩近在咫尺，却不能搭腔说话，见面只能用眼神交流，给对方以宽慰。有一次，在全县批斗大会开始前，我们被关进县城电影院旁的一间空屋里，一帮红卫兵一边用皮带挨个抽打一边斥责：“看你还跳不跳？看你还跳不跳？”正当我看别人被打在地上翻滚时，我的背部突然重重地挨了几皮带，一阵火辣辣的疼痛中夹着阵阵麻木。受了皮肉之苦后，我们被押到电影院舞台上“亮相”。那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羞辱，心里一阵阵发痛（图9-6）。

回到莫高窟，我偷偷地去看贞伯，问他：“身体怎么样？”他说：“没事，我会气功。”又说：“有个偏方，韭菜汁和童尿是治跌打损伤的。”我偷偷找到管园林的吴信善（道人，已还俗），让他给我弄来了一大把韭菜，连根砸烂挤出汁，让小儿子撒了一泡尿，一人一杯，捏住鼻子咕噜咕噜喝了下去，也顾不上那是什么味道。第二天果然感觉身体好多了。有一次是青海八一八战斗队的一群红卫兵来了，革委会头头将我们召集在中寺门外，面对大佛殿，在地埂上跪成一排，用皮带抽了一顿，而后耀武扬威地走了。我们所经历的与在北京所见到的一模一样，只是还没有人被剃成阴阳头。值得庆幸的是，莫高窟那些壁画和彩塑安然无恙。我不由自主地抬起头从地埂上爬起来，望着九层楼大雄宝殿默默地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图9-7）。

1968年，我们一群被揪斗人员到五墩公社苏家堡大队劳动，我和李承仙、孙国璋、张我莎等五个女的住在没有窗户只有通气孔的大粮库里，里面漆黑。到了寒冬腊月，像冰窖一样，每天晚上钻进被子身体都是冰凉的，还没等睡暖和，就要起来劳动，一摸被头都结了冰。白天我们顶着戈壁上刺骨的寒风在文化路口挖树沟，晚上在生产队翻挖那冻得硬硬的粪土，回住地后轮流挑水、做饭。吃的粮、油是有定量的，没有任何蔬菜，后来生产队送来一些胡萝卜，就这样熬过了冬天。

10月的一天，一辆卡车拉着所里的五六个孩子，路过我们劳动的地方停了下来。这些孩子大的十六七岁，小的只有十四岁，我的两个儿子也在里面。说是“黑五类”的子女要送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革委会事先也没通知家长。两个儿子的衣服被褥和生活用品是怎么准备的？要送到什么地方去？我这个当母亲的一无所知。两个儿子看到我那狼狈的模样，露出惊讶的神情，大儿子李寰跳下车悄声对我说了一句“妈，我们以后养活你”，顷刻间，我喉咙一阵哽咽，不知说什么好，噙着眼泪望着卡车远去。后来才听说我的两个儿子被送到敦煌孟家桥公社，那是敦煌县十一个公社中最穷最偏远的一个，有“孟十一”之称，他俩在那里待了整整八年。女儿中专毕业以后也插队到了农村。作为母亲，在难熬的日子里又突然增添了许多牵挂。

自插队后，小儿子李宏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将他省下的口粮做成馒头，步行几十里给我送来。我被他的这片孝心深深地打动，我有这样两个懂事孝顺的儿子，既知足又心疼。不管今后的遭遇和结局如何，我一定要坚强地活着，不为别的，只为孩子们。有一次，研究所革委会派我到县城办事处大门外写墙报，一辆马车在我身后的路边突然停了下来，我转身一看，小儿子李宏从车上跳下叫了一声“妈”，跑过来递给我几个馒头说了句“我们去湖里打柴”，就匆忙上车走了。我手捧着馒头望着车上他那瘦小的背影渐行渐远，竟来不及询问他们兄弟俩在农村生活劳动的情况。我怎么忍心接受这些馒头，这是他为打柴备的干粮呀！他那么懂事那么孝顺，恐怕在他同龄人中是不多见的，他只有十六岁啊。敦煌不产煤炭，当地人为了生火取暖和烧锅做饭，解决生活燃料问题，每年都要到戈壁滩刨挖红柳根枝或打刺，俗称“下湖打柴”。我知道在戈壁滩上打柴是件苦差事，夏天烈日暴晒，酷暑难耐，一点遮阴的地方都没有。夜晚露宿荒滩，又有野兽和毒虫。想到这些，我心中惴惴不安，十分牵挂。

1969年7月，又要到农村帮社员割麦子了。这次与往年不同的是，我们一群“牛鬼蛇神”是所里革委会的成员和军代表押送去的，所幸的是有卡车，没有让我们背着行李步行。清早到农村安排好住处，我们便开始下地割麦子。那是一块约有八亩的麦田，大家自觉地站成一排。我左右一看，左边紧挨我的是军代表，我立刻产生了一个念头：决不示弱。有了前些年割麦子的经验，我不慌不忙，弯着腰，手脚齐动，一搂一大把，镰刀放低，尽量把麦茬留短一点。不一会工夫，我就把军代表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以前我下乡发现村民理发不方便，这次我特意带了家里的理发工具。吃完晚饭，趁天还没完全黑，我拿出理发工具，为村子里的孩子们理发，谁也没料到，老乡们特别高兴。军代表和革委会的人更是以意外的眼神在小院走过来走过去注视着我，我也不吭气，心里还是那句话：决不示弱。晚上，我躺在炕上心里很舒坦，也不感觉腰酸腿痛，一夜睡得很安稳。

割麦子回来，过了几天，革委会的人叫我到文娱室开会，我以为又是批斗会。进屋一看，里面已坐了一圈人，他们让我坐在贴有会标处的正对面，只见上面写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几个字，弄得我一头雾水，理不出头绪。只听见有人讲了开场白，然后军代表对我说：“你讲讲，你是怎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这下真把我弄蒙了，我迅速冷静了一下，莫非是指割麦子和理发的事吗？我也不知当时说了些什么。事后我觉得十分可笑，我这“黑五类”也无可奈何，只有任人摆布。

有一天下午，革委会的人把我叫到中寺的一间办公室里，潘玉闪也在。革委会的人说 “你的问题你可以申诉，不要有顾虑”，然后把罗列着“问题”的一张纸和几张空白纸放在桌上，两人关好房门走了。我拿过来一看，上面罗列的问题有：

第一，常书鸿为什么将藏经洞的经卷给你整理？

第二，×××为什么给你写信？

第三，你让孩子到外地去是不是通风报信，转移存款？

第四，你为什么要和李贞伯结婚？

第五，你是不是收听敌台？

有十几条吧，看了真令人啼笑皆非，我用书面文字一一做了答复。不料，晚上召开大会批斗我，其他揪斗人员也被押来陪斗。会上说我态度不好，不老实承认问题，等等，扣了一大堆罪名。会后我想不通他们为什么关注我和贞伯结婚的事（图9-8）。有一次，我在下寺大门外清扫树叶，一位后勤人员也问我为什么和李贞伯结婚，这就奇怪了，难道我和谁结婚你们也要管吗？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给贞伯扣上了“特务”的帽子，我理所当然也受到了怀疑。

进入腊月，天寒地冻，西北农村已是冬闲时节，农民都“猫”在家里过冬，所里的造反派却专门派人到“黑五类”子女插队的公社，要求生产队安排民兵监督他们劳动，春节不许放假回家。除夕夜里一点多，小儿子李宏从孟家桥步行80多里路回来了，还没进家门就被造反派的人发现了。那人把李宏关到中寺一间办公室里，逼李宏交代父亲是如何收听敌台的。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事情，李宏说“不知道”，那人却说“就算你不知道，你睡着了以后，你父亲也可以收听敌台”。还拿着上面写有父母偷听敌台内容的纸张，逼着李宏在上面摁手印，他们这是想干什么呀？所幸的是，第二天中午李宏乘着无人时，偷偷地跑出来躲在河坝对面的戈壁滩上，他不甘心，还想找机会看看我。后来被所里的职工范华看见，偷偷地给李宏送去了两个馒头，说“赶紧走吧”。

又是一个三九寒天，外面飘着雪花，我正在伙房里帮厨，突然革委会的孙一心书记把我叫到门外，悄悄地对我说：“李贞伯被送到县医院了，你去看看吧。”说完他匆忙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贞伯曾为争取出国留学名额被迫加入了国民党，“待遇”自然比别的批斗对象“更高”，精神和身体上遭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折磨和侮辱。就在前不久的一个夜晚，我和贞伯偷偷约在九层楼上见面，贞伯对我说：“我坚持不下去了！他们知道我有胃病，常常在吃饭的时间故意安排我去干活，等我干完活，食堂早就没饭了，胃疼得实在受不了了。”我一听，赶忙劝慰他：“你可千万别想不开！看在我们三个孩子的分上，一定要咬牙坚持下去。”而这回莫不是贞伯真的出了什么意外？我的头皮一阵阵发麻。我急忙跑回家围好头巾，穿上皮大衣快步穿过新树林，向茫茫的戈壁走去。我一路连走带跑，上气不接下气地到了文化路口道班房时，雪花像鹅毛一样满天飞舞，大地一片白茫茫。风声更紧，我满脸满身的雪，寒风已穿透了我的身体，双脚有点麻木，好像骨缝里都结了冰，五十里路还有二十里啊！我咬着牙，跌跌撞撞地向前走去。

下午5点钟，我终于走到了县医院。贞伯见到我诧异地问：“你怎么能来？”我说：“是孙一心让我来的。”刘焕成大夫进入病房（我们以前就熟悉），他说：“贞伯的胃病很严重，需要做切除手术，否则会穿孔。”贞伯说：“医院没有血库，我不做这个手术。”我和医生协商，医生最终同意采取保守治疗。这时，我长长地呼了一口气。护士进来说研究所找我让我接电话。我到护士办公室拿起话筒，听声音是某个革委会头头，只听他操着一口兰州腔：“谁让你到卫生院去的，嗯？”我没吭声，他命令我说：“你马上回来！”我说：“没车。”他一下在电话里吼了起来：“难道还要派车接你不成！”“乓”地一下把电话挂了。回到病房我对贞伯说：“我得走了，不能照顾你了。我已和刘大夫说了他会好好地给你治疗，放心吧！”我表面装着轻松，心里却阵阵酸楚，嗓子有点哽咽，一扭头走出了病房。

我冒雪走了50里路，没吃一口东西，又要连夜返回去。这时雪下得小了，但戈壁上凛冽的寒风依旧呼呼地刮着，我借着雪地上反射的微弱亮光，朝着三危山隐隐约约的影子的方向走去，大雪使大地与长天混为一色，白茫茫的戈壁上只有我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艰难地在雪地里行走着，只听见脚踩在雪地上的“咯吱”“咯吱”的声音。我不停地走啊、走啊，好不容易走到了莫高窟新树林附近，忽然想起这一带曾经是我们遇见过狼和黄羊争斗的地方，如果狼来了怎么办？顿时我毛骨悚然，心脏急促地跳动起来，脚下也不由自主地加快了步伐。为了壮胆，我解下头巾握在手中使劲地来回摆动，一阵惊恐慌乱之后我终于回到了莫高窟（图9-9）。这里死一般地寂静，只听见挂在九层楼上的铁马发出“叮当”声。我拖着疲惫而沉重的双腿进入小屋，摸黑找着火柴点燃煤油灯，桌上的闹钟是3点42分。我想吃点东西，然而什么吃的也没有，真是饥寒交迫。清晨，闹钟叫醒了我，起床后就去参加劳动了。我一天粒米没沾，在风雪里来回走了整整一百里，真不知道当时哪儿来那么大的力量和勇气。贞伯后来是什么时候出院的、身体恢复得怎么样，我一概不知，因为我们一直被隔离关押。

上寺的后院里有几棵粗壮而高大的老榆树，据说已有百年历史了。在这干燥的戈壁上居然能长得如此枝繁叶茂，真是奇迹。一座砖砌的券顶式坟墓在老榆树的环抱之中，传说里面埋的是喇嘛。一天，所保卫班的人通知我晚上去拆这座坟墓，我脑子“轰”的一下，愣住了。他说：“每天晚上拆，拆的砖要收拾干净码好。”我没吭声，心想：“这是想尽办法在故意整我。揪出那么多男的为什么不叫他们去，偏偏要我一个女的晚上去拆？”可是没办法，只能豁出去了。我憋着满肚子气借来了镢头、洋镐、瓦刀、铁锨，提着家里的马灯朝阴森森的坟地走去，远远看见坟前有一个人，走近一看，是食堂管理员宋根来。我松了一口气，胆子大了一点，我们都没有吭声，放好马灯，举起洋镐向圆拱形的墓头狠狠地刨去，我心里默默地对着坟墓念叨：“对不起，如果你九泉之下有灵的话，请原谅我，我是被逼不得已来挖坟的。”我不知道造反派究竟想要做什么？真是使活人受罪，死人不得安宁，无可奈何，就这样我生平第一次当了“盗墓贼”。这座用石灰砌成的百年砖墓还真结实，想破坏也挺费劲的，我们从墓的前头打开了缺口，砖与砖之间厚厚的石灰粘得很牢固，只好一镢头一镢头砸了，我以为砸开砖后可怕的棺材就露出了，可里面竟是空的。继续砸吧！当砸到一半的时候，才发现在正中央有一个圆形的罐子，并不令人恐怖，我松了口气。我将拆的砖头搬到附近水沟里浸泡透后，用瓦刀敲掉上面的石灰，一块块码放得整整齐齐的。

这次“盗墓”结束后，在很长一段日子里，我老在睡梦中看见一群怪模怪样的矮人围在床边，这可怕的梦境常常让我突然惊惧地坐起来，感觉心脏都要从喉咙里跳出来。不久我发现写字时手有些颤抖，这可糟了，如果手抖了今后怎么画画呀！直到1979年我去北京为新华总社摄影部写图版说明，才有机会去协和医院看病。

北京市医院看病有分区规定，外地来的病人很难挂上号。我失望地在医院各科诊断室巡视了一遍，候诊的人不少，各科门口都设有阻拦病人擅自入室的长条桌，两三名护士按挂号顺序喊号。走到泌尿科门口时，我突然想起了该科主任白斌，他是1976年响应毛主席“六·二六”指示到敦煌的“北京医疗队”的领队。我为许多到莫高窟参观的北京医疗队医生当过讲解员，白主任是其中之一。我灵机一动，抱着试试看的心理，走近喊号的护士问道：“请问白斌主任在吗？是他约我来的。”护士转身进去了，很快白主任放下正在就诊的病人出来了，我叫了一声：“白主任。”他惊讶地走了过来说：“你什么时候来的？”我告诉他是出差，顺便来看病，没挂上号，他连忙说：“请你等等，我去给你挂号。”很快他拿着挂号单来了，他说：“跟我来，我给你找老专家严主任去。”到了脑系科，严主任见白主任领我进去，起身“哎哟”了一声说：“老朋友来了。”原来这位严主任也参加过“北京医疗队”，到过敦煌，我曾为他当过一次讲解员，他居然还记得我。我说了手抖的情况，严主任说：“你该做个脑血流图，但星期五才能做，还要先预约。”他停顿了一下，又说：“这样吧，你也不用等了，我现在就安排人给你做。”他领我到脑电图室，检查结果是“神经紧张”四个字，他给我开了一些宁心安神之类的药。回到莫高窟后，由于条件有限我没有坚持继续治疗，30余年过去了，我还是常被同样的梦境吓醒，手抖的毛病也一直没有彻底治好。

研究所从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买来300只羊，平时由管园林的吴信善放牧，“文革”期间就由被揪斗人员轮流放牧。由于莫高窟附近都是光秃秃的戈壁滩，寸草不生，羊群要赶到莫高窟西南方向20里外的大拉排或30里外的大泉去放牧。这次轮到我放羊了，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当羊倌。我找到一根粗点的红柳作羊鞭，从羊圈里赶出300多只羊，朝大拉排走去，此刻的心情真是紧张，这300多只羊，1只都不能丢失或死掉，否则，后果难以想象。前面不远是城城湾，东面是三危山（祁连山的支脉），它和西面的鸣沙山形成窄小的峡谷，有股泉水从中穿石而过流向莫高窟。

进入峡谷顿觉凉爽。据记载在宋朝乾德四年归义军节度使托西大王曹元忠的凉国夫人浔阳翟氏维修莫高窟北大像时曾来此谷，现敦煌城城湾遗址尚存一座五代时期的佛塔。我高一脚低一脚踩着石块将羊群赶到了大拉排。这里没有房屋，只有峭壁上挖的孔大窑洞，窑洞里面有两面土炕，洞口内有炉灶和一口大铁锅，洞门外左侧是羊圈。这时天色已晚，沿途羊群已吃饱，我直接把羊群赶进圈里，关紧了栅栏门。我走进窑洞，看见窦占彪（所里的工人）和他五岁的儿子住在里面，有这位老人在我就放心多了。我在炉灶旁打了一个地铺，由于太累的缘故，我点着煤油灯一觉睡到大天亮。

老窦可能怕我一人在山沟里放羊寂寞，就让他的儿子尕老五陪着我。尕老五长着一双大大的眼睛，很机灵。我们吆喝着羊群，跨过一些有水的地方来到一处较平坦的草地，我找到一块大石头坐下来，一边观察着羊的动向，一边和小家伙说话。我后悔没有带速写本来，白白浪费了宝贵的时光。小家伙大概感到无聊了，催我回去，我说：“还没到时间呢！”他问：“啥时回呢？”我说：“五点。”他急忙抱着我的手腕看表问：“几点了？几点了？阿姨，你不会把表拨到五点上吗？”我“扑哧”一下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他睁着一双圆圆的大眼睛愣住了，多么天真的孩子呀！真的，我已有好几年没有这么笑了。我对小家伙说：“不用拨表了，我们把羊往回赶吧。”不用说，小家伙高兴得很。

几天以后，我把羊群赶到了大泉。这里有几间土房子，是揪斗人员劳动的地方，有七八个人在这里种地、挖渠浇水。地埂上草不多，我把羊群赶到附近的条湖子，那里无人烟，有水有草，我带了一把铁锨壮胆。我赶着羊群走过一道高高的土坡到了条湖子，当羊群散开后，我发现眼前的地面上有很多狼的足迹，糟了！我立刻想起1954年有天夜里，狼钻进莫高窟羊圈里咬死了11只羊，有的肚子里还怀有小羊羔，后来县公安局来搜寻发现了7只狼，其中有一只瘸狼。想到这事，我顿时紧张起来。曾听人说狼怕火，怕绳子对它绕圈，怕金属敲打的响声，我没有火柴和绳子，手中只有一把铁锨。于是，我弯腰捡了一块石头，使劲地敲打起铁锨。我一边观察四周一边敲，足足敲了两个多小时，直到羊群吃饱了才返回大泉。

几天之后，这里的草被羊吃完了，我又把羊赶到城城湾西南角靠近鸣沙山有草的地方。正值酷热的夏天，一大早我便赶着羊群去那里。当走到城城湾时，所有羊都躲到岩壁的阴凉处不肯走。烈日当空，十分灼热，羊都聚集在一起，任凭怎么赶也不走，原来是戈壁地面温度太高，羊蹄烫得受不了。恰在这时飞来一只大秃鹫在头顶上盘旋，羊只更是挤成一团。我怕秃鹫扑下来，于是扯开嗓门大吼了几声，并将赶羊的红柳棒朝天扔了上去，居然把秃鹫吓走了，我随即赶着羊群下了崖顶。

第二天清早，造反派又派我去猪圈接替常书鸿所长喂猪。那是7头半大的白毛猪。常所长给我一一交代了有关事项，如每天必须挑满两大锅水，到伙房捡烂菜叶回来剁碎，然后去领苞谷面，掺和在一起煮熟后喂猪，还要打扫猪圈卫生，如除粪、垫土，等等。有一天我到伙房取菜叶子，见常所长在帮厨剥葱，旁边站着一人正在训斥他，她一手叉腰一手指着他大声吼道：“老牛鬼！你一月拿300元工资，平均一天10块钱，就剥几根葱，好意思吗？”常所长低头不语，仍剥着手上的葱。我抱着烂菜叶快步跨出厨房，我突然觉得她刚才那个趾高气扬的训人姿态真像一把茶壶，以后只要见到她，我就想到茶壶。奇怪的是常所长落实政策后请了几个人吃饭，其中竟有她，老远就听见她扯着嗓门说：“哎呀！常所长您老做的菜真是色香味俱全呀！到底是艺术家呀！”语音中夹杂着很不自然的干笑声，她这180度的大转弯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世间竟有脸皮这么厚的人！

从1971年8月到1972年3月，我喂了近8个月的猪。秋天里，菜叶少了，我便背着大筐到树下扫落叶煮熟作饲料；冬天水渠无水，我便去河里打冰块；一天下来，累得我筋疲力尽。几个月过去，小猪已长得肥肥壮壮，有时我将它们放出去自由活动，它们能跑到一里之外，当我找到它们时只要“啰啰”几声，它们便会哼哼叽叽跟着我一路回到圈里，我发现猪并不蠢。有一天下着大雪，我正在煮猪食，所保卫班的人领着五墩公社的一个生产队长来找我，说是“取经”来了，问我是怎样喂猪的，给猪吃的啥？我指着满满的一大锅猪食说：“就是这些树叶。有榆树叶、梨树叶、桃树叶和玉米面、烂菜叶。”他惊讶地看着我说：“桃树叶不是有毒不能吃吗？”我说：“它们吃了不是都好好的吗？”他没吭声，看了看圈里圆滚滚的猪便走了。我此时才听说桃树叶有毒，幸亏猪没有死，否则又不知道会怎么样。1972年3月，我去陕西乾陵工作，特地给管人事的吴小弟写了一封信，专门问那几头猪可好？他回信说：“前天宰了一头猪，有五指厚的膘，太肥了吃不成。”他的话该不会言过其实吧，吃不成多可惜，难道那些树叶发挥了作用？这岂不是瞎猫碰上了死老鼠，我一想到“不能吃”三个字便想笑。

一天晚上，革委会通知我将上寺的包老婆子（人们都这样称呼她）送到下寺与徐喇嘛住到一起，我负责照顾他们。她可能有70多岁。她原姓苏，名西莲，是年轻时流落到此被上寺的易喇嘛收留下来的，易喇嘛去世后她和徐汉卿喇嘛生活在一起。如今她已弯腰驼背，蓬头垢面，两眼无光，而且下眼皮外翻露出红肉，看上去十分可怕。我本来就胆小，但违抗不得，只得硬着头皮走进上寺那间黑暗的房子，里面没有点灯，她蜷曲着躺在墙旮旯的木板床上，发出阵阵呻吟声，我轻轻地叫了几声“包奶、包奶……” “我送你到下寺徐喇嘛那里去，你稍等一等”，说完，我急忙出去，找来一辆架子车，拉到她的房门口，摸黑扶她下了床，连被褥带人安置在车上。

我使出浑身的劲推着车子，走过半里路远的树林黑道，将包奶送到下寺徐喇嘛住的小房子，扶她上了炕。原来徐喇嘛也卧病不起，桌上一盏煤油灯闪着微弱的亮光。这位老人也已憔悴不堪，我站在炕前轻轻地喊了几声：“徐师、徐师！”他惊讶地望着我“嗯”了一声，我说：“徐师，我是来照顾你的，需要什么就对我讲。”他连忙说：“这怎么好意思，这怎么好意思。”我说：“你别在意，是革委会叫我来的。”一会儿，来了一个小伙子，30岁左右。他自我介绍说：“我是杨家桥公社到这里修渠的，现住在下寺，这些天我一直照顾徐喇嘛，帮他做饭，我叫赵巨章（音）。”看见了这个年轻人，我的胆子才大了一点。因为过去有人说下寺晚上闹鬼，没有人敢住，所以房子都空着。为了能听见徐喇嘛的动静，我便住在隔壁的一间大空房子里，两条板凳架了一扇门板。幸好是初秋，不冷也不热，我不敢熄灭点着的煤油灯，整夜未能入眠。

好不容易盼到了天刚蒙蒙亮，趁造反派还没起来，我偷偷跑到中寺，找到正在那里打扫卫生的贞伯，让他晚上溜到下寺来陪我，说完后又匆忙跑回下寺。这时，小赵已起床，他给徐喇嘛端来一盆洗脸水。他对老人非常关心，也使我很感动，我问：“徐师，你想吃点什么？”他用微弱的声音回答说：“想吃揪面片。”我说：“好，我现在就去做。”小赵连忙说：“我做，我做，你就别管了。”说实话，我是南方人，根本不会做当地的“揪面片”，几十分钟后小赵给两位老人端来做好的两碗面片，我扶起徐喇嘛半靠着，背后垫着他的旧棉被。我接过碗：“徐师，我喂你吧？”他带着一种感激的神情立即伸出手来接过碗：“不，不，我自己能吃。”我知道他是不好意思让我喂他。我坐在炕沿边看着他竟把一大碗面片子吃完了，暗自高兴，心想徐喇嘛的病好些了。这时，包奶也吃完了一碗面，也不知前几天她一个人在上寺生病时是怎样过的。

中午，王炳来了（他是农民，“文革”时成了研究所代理书记，说话慢吞吞的，开口必连说几个“这个是……这个是……”半天挤不出一个字来）。他坐在进门靠墙的椅子上问道：“徐师，你好些了吗？”徐喇嘛点了点头正想说什么，不料竟不停地咳嗽起来，气喘得厉害。听小赵说，徐喇嘛前几天进城，回来的路上遇见所里造反派开着汽车，他招手车没停，后来走不动在戈壁滩上蹲了一夜，回来便病倒了。病了也没有人管，咳得厉害，又发烧不退。王炳一声不吭掏出烟一口接一口抽，突然徐喇嘛说：“老王，我想抽支烟，给我一支，行吗？”我接过那支飞马牌的香烟点燃后递给了徐喇嘛，他如饥似渴地使劲将烟抽完了，我不知道我是该为他高兴还是难过。王炳始终没有吭声，坐了一会起身走了。我也参加劳动去了。

该到吃晚饭的时候了，我回到小房子里。小房子光线很暗，徐喇嘛头朝里面睡着，我轻轻地叫了几声：“徐师，徐师！”没响应，我又推推他的肩膀，叫他，还是没有响应。我慌了，急忙跑出去喊小赵，我说：“怎么我叫徐师没反应啦？”小赵急忙找了一个手电筒冲进小房子，爬上炕用手拨开他的眼皮照了一阵，说：“已经死了。”顿时我脑子一蒙，腿也软了。冷静片刻，我急忙跑到中寺去革委会报告。他们正在小饭厅开会，我推开门向里面说了一声“徐喇嘛死了”，转身又回到下寺。包奶奶仍躺在炕上，没有人告诉她眼前所发生的事。我和小赵等着来人处理后事，周围漆黑一团，寂静无声，等了一夜都没见一个人影。又是一个难眠之夜。

天亮后，小赵见革委会的人还不来，火了，站在下寺大门口朝着中寺方向大声骂道：“这些王八蛋，什么知识分子，人死了都不管，一点人性都没有，简直不是人……”他气得骂了许多难听的话。直到下午五点多钟，革委会才派贞伯和霍熙亮（美术组组员，也是被揪斗人员）将徐喇嘛放进一具现存的棺材里并停在下寺正殿里。棺材是1964年鲁迅艺术学院讲师来敦煌莫高窟临摹雕塑时不幸从脚手架上掉下摔死后为他而做的，后因火化没用。

包奶奶一个人睡在炕上，天黑时我去给她点燃灯，谁料到她猛地爬起来发脾气嚷着：“我不在这里住了，让我和死人睡了一夜，你把我原拉上去，叫革委会的拿棍棒把我打死，现在就送我上去。”她的声音在颤抖，是在哭。我也想哭，只能尽量忍着：“现在天已黑了，人们都睡了，等明天天亮了送你上去，今晚如果害怕就点着灯睡，我就在隔壁，有事就叫我。”她无可奈何，不吭声了，我把灯焾拧大了些带上了房门。我想她肯定是害怕的，可我更害怕，因为漆黑的下寺大殿里还停放着装有徐喇嘛的棺材。

第二天，农村来的社员在对面山坡上将徐喇嘛埋葬了。

清晨我去看包奶，叫她她不应，推推也没醒，我慌了，仔细一看她已停止了呼吸。她死了！昨晚还闹着要我送她上去让革委会的人用棍棒打死她，脑子那么清醒，怎么就会死了呢？难道是吓死的吗？我又去通报了革委会的人，他们仍无动于衷，好像是死了一只蚂蚁似的。反正交给我的任务完了，留给我的是抹不掉的惆怅和悲哀，我不忍心再去下寺亲眼看他们怎样处理后事。后来贞伯告诉我：“革委会依旧是派他和霍熙亮去收尸入殓，冯仲年（美术组组员）用包奶奶房门外做醋的长方形木头醋槽加了一个盖子，代替了棺材，奇怪的是包奶平时弯成九十度的背居然伸得直直的，一点也不弯了。”农村的社员们为这对老人挖了一个大坑，终于成了合葬，也算是“和尚无儿孝子多”吧！

1972年3月的一天，军代表对我说：“明天你和欧阳琳、关友惠去陕西乾陵，代表甘肃省协助陕西省博物馆完成一项临摹任务，这是国家文物局特地指定的，为期三个月，准备一下吧。”我有些纳闷，怎么会让我去呢？这是不是意味着我将获得自由，恢复工作了呢？不管那么多，只要能让我画画就行。行前，我没有见到贞伯，听别人说他在20多里外的大拉排放羊，我只好给在农村的小儿子写信，告诉他我要去陕西出差，让他抽空去看看爸爸。我们一行三人乘火车到了西安，在陕西博物馆见到伍伯伦馆长，他立即送我们去乾县乾陵文物保管所。保管所位于一片旷野之地的永泰公主墓旁边，我们的任务是临摹懿德太子（武则天的孙子）墓中甬道和主墓室的壁画（图9-10）。陕西博物馆的范文藻带人在懿德太子墓已开始工作。范文藻曾经在莫高窟临摹过壁画，算是熟人了，他见到我们很高兴。保管所安排我和欧阳琳住在一间小房子里，小房紧靠围墙，墙外是田野和墓地，晚上不免有些害怕。

图9-10　1972年8月，万庚育（右三）和同事欧阳琳（左三）、关友惠（左一）在陕西懿德太子墓临摹壁画时合影

武则天葬于乾陵，周围有陪葬陵18座，她的儿子章怀太子墓也在附近。懿德太子墓深距地面36米，墓道长108米，斜坡下去通到主室，墓中甬道两侧和主室的壁画人物都与现实人物一般高大（图9-11）。墓内阴暗潮湿，虽然进行过消毒处理，但因为不通风，里面仍然留存着难闻的尸臭气味。工作开始后，每天都有一位同志早早地生着一盆炭火送进墓内，并点好照明的汽灯。我们整天在墓内工作，一个多月后，我的腿关节疼痛，睡觉时不能翻身，上台阶也痛，夜里我会不知不觉地发出呻吟声，常常把欧阳琳吵醒。她问我怎么啦，我说腿关节好疼啊！经西安市第二医院检查，我得的是类风湿性关节炎，需要住院治疗，但我有任务在身，哪能住院呀。

图9-11　1972年，万庚育所临摹陕西懿德太子墓墓室宫女图线描稿之一

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精神和身体上的双重折磨，我的体重由125斤减到80斤，身体需要补充营养。这里也没其他营养品，只能买到鸡蛋，我和欧阳琳每天就狠命地吃鸡蛋，三个月后我的体重增加了15斤，欧阳琳增加了16斤。在我腿痛时，有一位陕西乾县的骨科医生来墓室参观，范文藻请他为我开了一张药方，说是祖传秘方。当时没有纸张，他从衣服口袋里摸出一个香烟盒撕开来，在背面写了12味药。我照方买来药，每天熏洗，疗效很好，这个药方至今我还保留着，我从心里感激他们。

图9-12　1972年，万庚育所临摹陕西懿德太子墓墓室宫女图线描稿之二

最后，我和欧阳琳临摹主室两壁的仕女图时，墓中只有我们俩。那天，我俩一边画画一边聊天，说着说着我感到头有些不舒服，心有点慌：“不对劲，我们出去吧。”她说：“你先走，我把这几笔画完就走。”我说：“不行了，我得走。”说完，我扔下笔跑出主室，连声大喊道：“欧阳！快！快！有煤气。”没跑几步我便倒在了地上，心里很明白，就是人动不了。不久，我隐隐约约听见很多脚步声，渐渐走近了，有人大声说“怎么回事？快！快！赶快抬出去”。我被抬到墓室外的田埂边，听见有人说：“这个比那个厉害，脸都青了，是煤气中毒，快打针，拿茶来。”欧阳琳也中了煤气，她说听我喊她的时候便放下笔往外跑，跑到甬道倒下了。我不知道在野外地上躺了多久，天快黑时才醒过来，有人将我们扶回住处。正好这时西安第二人民医院的几个医生来参观，发现了我们，巧的是他们还带着急救箱，否则我们也许活不到今天了。我临摹的懿德太子墓宫女图、仪仗图于1975年随 “中华人民共和国汉唐壁画展”在日本展出，现收藏在陕西省博物馆（图9-12）。

1975年，我接受了制作莫高窟石窟档案的任务。这是一项细致而艰巨的任务，石窟档案要详细、准确、完整地记录每个洞窟的保存现状。为了更清晰地表述，我在制作石窟档案时不但有文字说明，还画有图表示意，一个洞窟的档案资料做出来就是厚厚的一摞（图9-13、图9-14、图9-15）。1975年到1976年的两年间，我每天带着小板凳、小画板、记录本和手电筒进出洞窟，早出晚归。有一天，我在洞窟里坐在小板凳上，膝盖上放着画板，正在埋头工作，有一群人进洞窟参观。这是平日里常见的事，我也没有在意，仍低头专心做着记录，忽听背后有人问我：“同志，你着急吗？”我抬头看着问话的人，笑着说：“着急也没用啊，这是我的工作。” 我不知道他在我身后看了多久，事后我才知道问我话的人竟是我国最年轻的开国将帅——肖华上将。就这样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整整两年，我完成了380多个洞窟档案的制作任务。凡是翻阅过石窟档案的人，都对我那工整的字体、精美的图表、完整的记录啧啧称赞（图9-16）。

图9-17　李贞伯和雕塑家傅天仇（右一）在莫高窟大牌坊前合影

1977年，我正在外地出差，贞伯的大学同学也是好友李氏夫妇出国前专程来莫高窟向我们辞行。一进家门，他们看到我们睡的是土炕，墙上钉的木板上放着书籍，只有一张书桌，一把椅子，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可谓家徒四壁，很是寒酸，顿时眼眶湿润，说：“只知道你们在西北艰苦，没想到竟是这个样子。”在寒暄中，他们听说贞伯做仓库保管工作，感到惋惜（图9-17）。夫妇俩说：“大哥，你带着家人和我们一起去国外吧，出国的一切手续由我们来办。到国外，靠画画也会过上不错的日子。”贞伯笑了笑，谢绝了。老同学远道而来自然要热情款待，可是贞伯不会做饭，我又不在家，不得已只好让已在县城工作的小儿子请假，顺便买些蛋肉和蔬菜带回来，专门给他们做饭。贞伯每天还是照常上班，下班后陪同学夫妇到洞窟参观或去莫高窟四周散步。同学夫妇不甘心，反复劝说贞伯，一个多星期后，见其仍不为所动，他们满怀惆怅地走了。虽然贞伯没有接受他俩的好意，但这份情谊让我和贞伯感到很温暖，也很感动，一直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