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屏显示专题章节

我清楚地记得，我临摹的第一幅壁画是北周第296窟窟顶藻井四周的一条忍冬、禽鸟边饰。当时美术组全体人员都投入到计划中的图案专题临摹，包括藻井、平棋、人字披、边饰、龛顶、背光、头光，等等。这些纹样内容之丰富、设计之精妙、赋色之绚丽，使人目不暇接。我画的这个洞窟高度不过5米，因为临摹的是窟顶图案，所以从起稿、修稿到最后上色、描线都必须抬头望一眼，低头画一笔，结果一天下来我的颈椎已酸痛难忍，好像僵硬了一样（图8-1）。这时，我想起意大利的艺术家米开朗琪罗，他画800平方米的巨型天顶画《创世纪》花了4年时间，已令我佩服不已。岂知我们莫高窟的窟顶壁画，如果以现存的4.5万平方米的四分之一为窟顶壁画面积计算，至少有一万多平方米是必须仰着头或躺在架板上画的，更何况是手握毛笔操作，比使用油画笔的难度大得多。经过一天的体验，我深深地感到历代的石窟艺术创造者（打窟、制作壁画的匠师们）是多么地艰辛（图8-2）。

图8-3　1965年万庚育撰写的《敦煌莫高窟供养人画像题识》手稿

1956年，我在调查供养人题记时，发现第428窟（张大千原定此窟为北魏）东壁南侧有“晋昌郡沙门比丘庆仙供养”的题记，我又在敦煌石室遗书S.2935《大比丘尼羯磨经》卷尾发现“天和四年（公元569年）岁次己丑六月八日写竟，永晕寺尼智宝受持供养比丘庆仙抄讫”题记。天和为北周年号，据此，我认为第428窟应该是北周洞窟。我立即将此发现告诉了常书鸿所长。他非常高兴地来到洞窟仔细看了一遍，就此窟的艺术风格与其他北周洞窟做了一番比较，认为第428窟与相邻近的第430、438、439、440、442等窟的艺术风格相同，经过进一步考证，确定第428窟为北周窟。后来在洞窟分期排年时又从北魏窟中改定了十几洞窟为北周窟，填补了这个时代兴建佛窟的空白。这次查对供养人题记结束后，我对莫高窟创建年代、部分洞窟的重修时代、不同阶级、阶层和身份的窟主，特别是开建大窟的敦煌世族之间的姻戚关系，以及晚期出现的画匠题名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因此我写了《珍贵的历史资料——莫高窟供养人画像题记》一文，收录于《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一书。正当文物出版社将样稿寄来时，“文革”开始了，该书一直拖延到1986年才得以出版（图8-3）。

1957年春夏之交，我们七八个人要去榆林窟临摹壁画，榆林窟在瓜州县境内，距莫高窟100多公里。我们的交通工具是一辆马车，车上装着行李，我们坐在行李上，车的尾部挂着锅瓢碗盏和水桶等。为了赶路，我们半夜起程。大家都很兴奋，赶着马车向瓜州进发。沿途寂寥无声，旷野中只能听见我们“哒哒”的马蹄声。我们到了一个岔路口，从一个叫石工的地方拐过去便是戈壁滩，走了一阵就进山了。这里绵延不断的山是祁连山的支脉，周围真是死一般的沉寂（图8-4）。

天刚蒙蒙亮，我们到了一片芦苇地，此地名水峡口，芦苇比人还高，有一股清澈的水在芦苇边流过。大伙儿就地歇息，捡了三块石头架起锅，拾了些梭梭柴烧火，准备做早餐。我拿着锅，穿过芦苇丛到水边淘米，当我蹲下的时候，猛然发现地上全都是狼的足印，真把我吓坏了。我匆匆忙忙洗完米，端起锅跑出了芦苇丛。吃完饭继续赶路，到了踏实乡，这里是离榆林窟路途最近的唯一的村庄，相距有70多里。我们在这里住了一夜，买了一只宰好的羊、几只母鸡和一些菜，以保证伙食给养。

第二天午后，终于到达了榆林窟（图8-5、图8-6）。榆林窟又名万佛峡，在戈壁上是看不到的，等走近崖边往下看，一条峡谷豁然展现在面前，如同地裂开一般，令人惊奇。踏实河从中穿过，峡谷两面的峭壁上开凿着40多个洞窟。榆林窟始建于北魏，其中有唐代至西夏时期的精美壁画，内容、艺术风格、绘画形式等方面同莫高窟一脉相承，是莫高窟的姊妹窟。

我住在大佛殿前的一间小房子里，木板床摆在房子中间不敢靠墙，因为四壁上爬有像蝎子一样的虫子，有毒，当地人叫它“八蚱（音zha）”。前几晚我上床不敢睡觉，点着煤油灯睁眼看着它们在墙壁上到处乱爬。

奇怪的是我在洞窟临摹的时候，几次都好像听见了很好听的梵音（各种乐器奏出的幽雅的佛曲），我百思不得其解，这声音是从哪里来的呢？难道真有鬼神吗？

图8-8　1955年李贞伯（右）与摄影家茹遂初（左）在莫高窟上寺合影

那些日子，大家一心扑在临摹上，在艰苦的环境里过得乐呵呵的（图8-7）。冯仲年给我们管理伙食，他在大门外的两旁搭起一排整齐的鸡窝，开始养鸡，鸡下蛋了，他就用蛋孵鸡，不久，我们来时买的几只鸡就发展成了一群鸡，买来的羊和猪都自己宰杀。他点子多，又能干，伙食搞得很丰富，大家给他取名“七十三行”，比七十二行还多一行。我们天天吃肉，都吃腻了，加上天气热了，谁见了肉都皱眉头，都想吃点新鲜蔬菜，但这谈何容易？买菜要到70多里外的踏实乡。

炎热的夏天即将过去，所里派人来通知我们立即回去，临摹工作暂告一段落。于是，我们又坐着马车摇晃了一天一夜，回到了莫高窟。原来是要开展“反右”运动。我们回到莫高窟的第二天所里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动员大家大鸣大放，畅所欲言。没过几天，很多在会上发言的人都遭了祸，先是隔离审查，然后打成“右派”分子，有的送劳改队，有的留在所里监督劳动，我也险些被打成“右派”分子。当时是敦煌县委组织部部长尚琪来检查运动情况，他看了发言记录后，说我提的意见是对的，我因此得以幸免。几年以后拨乱反正，我才知道那次“反右”运动中定“右派”分子在各单位是有指标的。

1958年1月，常书鸿所长去日本参加在东京、京都举办的“中国敦煌艺术展”，2月回来时带来了一本由李贞伯拍摄、日本出版的图书《敦煌彩塑》。图书印刷之精细，出版之快捷，不由得让人赞叹（图8-8）。

这年国家提出了“大跃进”，莫高窟也出现了两条醒目的标语，一条是陈列馆门前的“力争十五年赶超英国”，另一条是九层楼大佛殿北侧通道栏杆外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前一条“如何赶超”令人理解起来比较模糊，后一条则好理解一些（图8-9、图8-10）。

记得春天即将来临的时候，全所职工20多人带着帐篷、行李、铁锨、镐、镢头、锅瓢碗盏去敦煌北湖（又名西湖）种树。那里是戈壁滩，附近有个农场。我们白天挖坑种树，晚上男男女女都挤着睡在一顶帐篷里，夜里只听到戈壁滩上的风吹得呼呼的，声音很大。我心中暗暗在想：“在戈壁滩上种上树，浇树的水从哪里来呢？我们一走，这些树苗有人管吗？”唉，反正我们一切听从指挥，担心也是白搭。

北湖的任务完成后，我们又去了南湖——距敦煌县城70余里的一个公社。去南湖的途中，我们乘坐的大卡车经过一处土坝时，右边的车轮突然滑下坝边，司机猛地刹住了车，我们赶紧跳下来。司机跳下车说：“妈呀！我的腿都吓软了，差一点翻下去。”大家走过去一看，坝下有几丈深，如果翻下去，全车的人也许都完了，真是不寒而栗。司机缓过劲后，前后打量了一下地形，让一个人喊着号子指挥，我们推的推，拽的拽，齐心协力把车弄了上来，总算是有惊无险地抵达了南湖公社。

图8-10　1958年4月，敦煌文物研究所职工下乡画壁画。万庚育（左六）

图8-11　1959年8月，敦煌文物研究所美术组职工在美工室临摹西方净土变

图8-12　1959年12月4日，天梯山石窟勘察搬迁工作队部分队员在第13窟大佛前合影。前排左起：张学荣、李承仙、孙纪元、何静珍、张鲁章、倪思贤、窦占彪、任步云。后排左起：段文杰、万庚育、翟广炜、常书鸿、丁桂昌、赵之祥、李贞伯、孙儒僩

完成了种树任务回来后，我们美术组的主要工作任务是为北京人民大会堂甘肃厅临摹榆林窟中唐第25窟观无量寿经变画。因时间紧迫，美术组全体上阵，大家轮流休息，人停笔不停，不分昼夜，仅用了一星期时间就完成了这幅盛唐时期的大型经变画。接着又为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临摹了中唐第159窟的壁画和彩塑，我们除了吃饭外整天都在洞窟里，每晚点着汽灯工作到凌晨12点。我们给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临摹品也在 “文革”期间被毁了（图8-11）。

那时全国掀起大炼钢铁高潮，我们也在已干枯的宕泉河河坝沿上建起了一排炼钢小土炉，找来铁矿石炼钢铁。夜里12点大家从洞窟走出来后就去炼钢。然而，我们什么也不懂，只知道给炉内放进砸碎的铁矿石，架起火狠狠地烧。当我们看到炉内出现了又黑又亮的东西时，都高兴不已，还去县城报喜，不料检验的人说：“你们炼出的哪是什么钢，那是釉子。”真是好笑，我们从此不再炼钢铁了。

1959年11月，甘肃省武威地区黄羊镇修水库，影响到了天梯山石窟，省里要求所里和省博物馆组成工作队，共同完成天梯山石窟勘察搬迁工作。常书鸿所长亲自带队，抽调了李承仙、段文杰、孙儒僩、孙纪元、李贞伯、张学荣、何静珍、窦占彪和我参加此项工作。李承仙、段文杰和我搞壁画临摹，李贞伯负责拍摄石窟全部资料图片（图8-12）。

起程的那天，下着大雪，我们坐在卡车上只觉得寒风刺骨。汽车走了一整天，半夜时分还没有到黄羊镇，又冷又困，我拉紧大衣把头放在膝盖上睡着了。突然，我被大家准备下车的骚动声惊醒了，睁眼一看天已微微发亮，我的脖子冻得发僵，就像平时落枕一样疼痛。我用双手使劲地搓了搓后颈窝，转动了一下脑袋，赶快跳下车，跟着大家去“下榻”的地方。这是已搭好的四面透风的“窝棚”，里面有一个取暖的煤炉子，我们三个女同志住在这里。

第二天，我开始了解石窟情况，做着上洞窟的一切准备工作。要临摹的洞窟壁画在最高层，距地面有四五十米，由于通道狭窄直不起腰，我们只能小心翼翼地爬着进入洞窟。为了安全起见，后来搭起了脚手架。我们晚上提着汽灯去加班，洞窟没有门，风径直往里吹。因为天气很冷，画画时笔上的颜料冻成了冰，我只好不时地把笔放在嘴巴里哈着热气，待冰融化了赶紧往画板上画，就这样在这冰天雪地里我完成了一幅两米多高的明代天王像（图8-13）。在我们工作过程中，省博物馆的倪思贤同志从崖上掉下去摔死了，省委宣传部阮迪民部长来视察知道此事后，坚决不让我们晚上上洞窟加班。

12月25日，我和李承仙、段文杰及省博物馆的翟光炜要将第一批临本送往甘肃省博物馆。在天梯山的那些日子里，因为粮食很紧张，我们顿顿吃的是青稞洋芋糊糊，常常吃不饱，偏偏乘坐的这趟火车又不供餐，大家实在饿得忍不住了，就想了一招：晚上我们走进了餐车，告诉列车长有位首长要吃饭，他信以为真，让人做好了几盘饭菜端了上来，我们四人风卷残云，很快把饭菜一扫而光，偷偷笑着出了餐厅。“文革”期间，省博物馆成了批斗的战场，这批临摹品也不知去向，至今没有下落（图8-14）。

图8-14　1960年1月1日，敦煌文物研究所党支部书记到武威天梯山慰问工作队队员时合影

1959年，上级突然通知我们：供应的粮食定量减少了，国家遇到了自然灾害。研究所动员职工要为国家分忧，勒紧裤腰带，坚持工作，还组织职工到莫高窟南边30里外的大泉开荒种菜，解决粮食不足的问题。我和贞伯节衣缩食，省下点粮票给县城住校的孩子们。由于长期饥饿缺乏营养，我们开始全身浮肿。冬天来了，不断听说饿死人的消息，常书鸿所长压力很大，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决定给全所职工放40天假，让大家自谋生路，后被大家称之为“救命假”。

我和贞伯商量后决定带孩子回江西南昌老家。我们一家五口坐大卡车到了柳园车站，买了去上海转南昌的火车票。面对我们一家人的突然到来，贞伯的老母亲和三姐感到十分惊喜，母子相见，泪水、喜悦交织在一起。这时的南昌物资供应还算充足，大米每斤8分钱，鸡鱼鸭肉只要有钱都能买到，西北地区与这里无法相比。我们决定把孩子留在南昌上学，我找到附近一所小学的教务主任，谈了我在西北边陲工作的情况，请求学校允许孩子们在该校上学，主任很爽快地答应了，这下可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图8-15）。孩子们分别插进了一、三、五年级，生活上的一切交给婆婆和三姐照顾，这样我们也就放心了。

回南昌后，连续几天都在下雨，感到有些不习惯。我们冒雨去看了贞伯的堂兄李世璋，他时任江西省副省长，谈话之间他知道了我们在大西北工作和生活的艰难困苦，希望我们留在南昌工作。他说：“现在省委宣传部正需要像你们这样的人员，愿意的话可以调回来。”贞伯说：“不必麻烦了，那边工作很好。”他又说：“你们如果想去井冈山写生，我派车送你们去，那里景色非常好。”我们一点兴致也没有，只好作罢。堂嫂让勤务员从饭馆端来两大碗肉丝面招待我们。事后我想起我俩狼吞虎咽的吃相，真是斯文扫地，实在可笑（图8-16）。

在南昌，贞伯的痔疮又犯了，在医院做了手术。这时，常书鸿所长来电报要求我提前回敦煌，路过兰州时，顺便带回一麻袋油菜籽，以便及时播种。于是，我一人先回到了莫高窟。40天“救命假”很快过去了，大家陆续返回莫高窟。说也奇怪，所里的职工不管是去哪儿的，全部按时返回上班，竟无一人迟到或自动离职。饥饿，让人们把附近的菜叶子、野菜、树叶等代食品都采摘得干干净净，我们不得不吃戈壁滩上的野草籽充饥。实际上，野草籽吃进肚里根本不能消化，只是为了弄点硬东西填肚子罢了。可现在已是三九严寒，到哪里去找草籽呢？大家想到了瓜州县榆林窟，那无垠的戈壁滩上荒无人烟，可以采到野草籽。于是，所里组织职工带上行李半夜乘车出发去榆林窟（图8-17），因怕山里有野兽还带了枪支。

第二天上午到了榆林窟，这里住的郭元亨道长已70多岁。1949年前，他因收藏了稀世珍宝象牙造像，遭到马步青匪军严刑拷打，逼他交出，但他始终不肯，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捐献给了人民政府。1937年，他曾主动把榆林窟积蓄的粮食拿出来接济红军西路军，后被选为甘肃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郭道长一人守在榆林窟，他在窟前种了一点粮食和蔬菜，还养了一头驴，这是他的交通工具。郭道长见到我们非常高兴，他说，他每天除了吃饭、和驴说话外，再没张过嘴。他住在一个大的洞窟里，窟内还有一个小窟，我们四个女的住了进去。

第二天，下着鹅毛大雪，我们穿着厚厚的棉衣，戴上棉帽，提着麻袋，顶着风雪分散在戈壁上搜寻野草籽，天地一片白茫茫的，凛冽的寒风吹得我们透心凉，四肢都冻得麻木了。我们坚持不停地在戈壁上走着，希望多采一点野草籽。天天吃野草籽毕竟不行，所里便派人去新疆哈密用高价买回些土豆、甜萝卜叶子，加上自己种的红萝卜、白萝卜，总算渡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

李承仙和我去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体验生活（采风），这是我第三次来这个地方（图8-18）。那是1959年的夏天，这里的牧民马上要转场，我们来得正是时候。当时，阿克塞县城位于215国道边，在祁连山和阿尔金山交会处的当金山山脚下，海拔2800多米，距敦煌100多公里。这是一个居住着哈萨克、汉、回、维吾尔、撒拉、藏、蒙等11个民族，人口却只有几千人的小县，大多数为游牧民。整个县城依山而建，只有一条街，县政府、党委、银行、邮政局、税务局、公安局、小学、百货公司……都坐落在这条街上，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们找到县委来书记，他是新疆维吾尔族人，是位非常了不起的人，据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平叛当地牧主叛乱中立了大功，汉语说得很好。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派车将我们送到距县城80里的牧民定居点——海子，还让一位汉族翻译和我们同行（图8-19）。

这是很大的草场，帐篷林立。翻译找到了公安局顾局长接待我们，安排我们住在一个家庭比较富裕的牧民帐篷里。主人把我俩的行李放在对着门的正中间，那是招待最尊敬的客人的位置。帐篷内有一张用红柳编的床，是他们一家四口用的，他的两个孩子都很小，一个三岁，一个一岁，长得非常漂亮。地上铺着地毯，四面挂着毛织的挂毯，显得十分整洁美观。晚上睡觉时在床前拉一道幔帐，否则我们真有些不习惯。外面有公用的厨房，设有两个大灶，烧的是牛粪，每天主食有羊奶面片、烤饼、油炸点心、奶茶等。这年是三年困难时期的第一年，由于少数民族地区吃的是国家特供的粮食，没定量，所以不存在饥饿问题。几天的工夫我们拜访了所有帐篷的主人，我们打着手势进行交谈，我给老人和孩子们画像，向他们学习哈萨克语，还学着挤羊奶、剪羊毛、打毡、打奶酪，看他们弹着冬不拉唱呀跳呀，尤其是一位90岁的老爷爷随着音乐的节拍跳起狗熊舞，实在令人惊叹。他们在这广阔的草原上生活得自由自在、和谐美好（图8-20）。

图8-18　1956年，万庚育夫妇到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花海子采风时穿哈萨克服合影留念

图8-19　1961年，万庚育陪同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来书记参观莫高窟第217窟

图8-20　1959年，万庚育在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采风时所画人物素描

图8-21　1959年，参加创作的全体工作人员在莫高窟美工室合影。万庚育（左六）

转场的日子到了，几个汉族干部特地为我们准备了两双长筒皮靴和两匹无鞍的马。我心里一边默默念着“双腿夹紧握好缰绳”的要领，一边鼓起勇气跨上了马背。虽然这是第一次骑马，但在众人面前我决不能露出胆怯的样子。我们随着大队人马离开了海子。我骑在马上，不时回头看一眼这浩浩荡荡转场的壮观场面，所有的男女老少骑在马上，身着节日的盛装，妇女们穿着各色绸缎裙子，外罩黑丝绒大衣，胸前装饰着一排排银圆和各色纽扣，头戴野鸡毛装饰的珠花小圆帽，脚穿长筒皮靴。最令我佩服的是那些有婴儿的妈妈们，她们骑着马，小摇篮放在面前，在马背上还能给孩子喂奶呢。马队的后面是驮帐篷的骆驼群和两万多只羊群，男子汉骑着马前后奔跑着照顾整个马队和牲畜，可惜没有照相机，没能拍下这难逢的壮观场面，只能永远留在记忆里了（图8-21）。

我们渐渐离开原来的草原，经过一望无际的戈壁，向远处的雪山进发。转场中，天黑以前安营扎寨，女的第一件事是搭帐篷、做饭，男的管牲畜。早晨天蒙蒙亮便拆帐篷打包，每样工作都有合理的分工，一切都有条不紊。几天后我们到了一座大山，山上四季有积雪。翻山时天气特别冷，还下了冰雹，幸亏大家包着头巾，齐心协力快速翻越雪山进入了平原。又走了一天，我们到了目的地——红岩咀子，这一次共走了6天，每天行程七八十里，大家对我们说“你们真行，不像是头一次骑马”。这里草场的草很好。

40天很快就过去了，我们该回敦煌了。顾局长特地派了一位懂汉语的小伙子，陪同我俩一起骑马到阿克塞县城。这里距县城80里，途经一座山，听说山里有熊，小伙子带了叉子枪以防万一，到县城时天已黑了。第二天中午，常书鸿所长带车来接我们。来书记为招待常所长，特地让人捕杀了一头野牛，这头牛足足有400斤，我们美美地饱餐了一顿，离开阿克塞回到了敦煌莫高窟。在这次体验生活收集资料的基础上，我创作了两幅国画，一幅为《卷羊毛》，一幅为《挤奶图》。《卷羊毛》被甘肃省选送到北京参加了全国美展，说是得了优秀奖，这幅画展出后没有退给我，也不知去向（图8-22）。

1961年，新华社甘肃分社抽调贞伯协助拍摄反映甘肃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成就的图片（图8-23）。整整10个月，贞伯顶着酷暑严寒，忍着饥饿，跋山涉水，跑遍了整个河西走廊。他从甘肃最西端的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一直走到兰州，祁连雪山、大漠戈壁、鸣沙山月牙泉、嘉峪雄关、山丹军马场、乌鞘岭……到处留有他的足迹。他除了拍摄河西走廊各行各业在建设新中国中取得巨大成就的新闻图片，还拍摄了许多丝绸之路上壮美的自然风光（图8-24）。他拍摄的《祁连山下》被刊登在了《中国画报》上。

图8-22　1961年，万庚育创作国画《卷羊毛》，该作品被甘肃省选送参加全国美展

图8-23　1961年，李贞伯（右一）借调新华社甘肃分社，工作时在山丹焉支山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