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远赴敦煌

1954年夏天，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到北京中央文化部要一名既懂美术又会摄影的专业人员。当时，敦煌文物研究所直属文化部领导。文化部推荐了几个人，但人家都不愿意去。后来，常所长找到我的爱人李贞伯。他到我们家，说明了来意，兴致勃勃地讲述了他的经历：他在法国巴黎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法国伯希和在中国甘肃拍摄的《敦煌石窟图录》，以及法国吉美博物馆藏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盗来的大量唐代绢画后，对祖国的灿烂历史文化惊奇不已，毅然回到祖国，奔赴敦煌（图6-1）。他说：“当前敦煌文物研究所迫切的任务是做好保护、研究、发扬工作，保护问题迫在眉睫，由于经费缺乏只能逐步解决。研究民族艺术遗产最好的办法是通过临摹、摄影等手段留下第一手资料，现在我们只有八九个美术专业人员，也急需摄影美术专业人员。有了这些专业人员，我们自己拍照出版图书，还可以举行展览将敦煌艺术介绍给全世界人民。张大千不是带了一批人到敦煌临摹壁画，展出后引起轰动吗？当然那里条件非常艰苦，以后会好起来的，你们去吧！去了以后就知道这座艺术宝库的价值了，一定不会后悔的。”我们被他的一席话所感动，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和对艺术宝库的向往，驱使我们毅然决定带着三个幼小的孩子（大的五岁，小的两岁）离开北京到甘肃敦煌莫高窟工作（图6-2）。

图6-1　1992年万庚育临摹的莫高窟第71窟思惟菩萨

图6-2　莫高窟第244窟北壁隋代菩萨三身　1956年2月20日

中央文化部给研究所调拨了一辆抗日战争时缴获的带有拖斗的美国吉普车，还购置了发电机，雇了三名电工和一名汽车司机。他们都带着家属，再加上我们一家人，连同大家的行李，常书鸿所长包了一节火车皮。途经西安时还上来一位女会计蒋毅明，她的爱人孙纪元是西安美术学院学雕塑的，和她结婚不久就去敦煌工作了。

西行的火车只能到达兰州。抗日战争时便听说首都本来准备迁到兰州的，从地理位置上看此处居中国中心，是西北的交通要塞，四面环山，是战略要地。可是下了火车一看，兰州这个高原城市竟如此模样，房屋低矮，道路不平，尘土飞扬，四面山上光秃秃的没有草木。坐了三天的火车够累人的，常所长带我们到一个小面馆，刚坐下便看见街上的行人在跑，面馆门前挂的招牌在摆动，只听人们喊着“地震！地震！”幸好只那么一阵便平静下来。饭后，大家将火车上运来的电机、行李全部装到租来的一辆大卡车上，我们坐着吉普车立刻起程继续西行。

兰州距敦煌1300余公里，有一条不知何年修的通往敦煌的沙石公路（图6-3）。古代的河西四郡就设置在这绵延1000多公里的河西走廊上，现名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而我们要去的是西端最远的一处。一路上坑坑洼洼，加上天气炎热，汽车走得较慢，越往西越荒凉，除了沙碛、戈壁便是残缺蜿蜒的长城与烽燧遗迹，很少看见人家。偶尔能看见远处少许绿色和白色的羊群，万里晴空，连一只飞鸟也见不着。这荒无人烟、冷寂苍凉的戈壁滩让人生畏，这就是大西北呀？！我心冷了一大截，我们跑到这鬼地方来干什么？但是我看见常所长一路上都是那么兴致勃勃，也许他是因这次北京之行收获颇丰而高兴吧！

图6-3　1954年万庚育赴敦煌莫高窟途中

一路上，我们除了在武威一家小店的土炕上睡了一夜外，沿途都是昼行夜宿，走到哪里就露宿在那里（图6-4）。晚上，妇女和儿童挤在吉普车拖斗里睡觉，因为怕有狼，男士们就地燃上蜡烛放哨，他们玩“官、打、擒、强”的游戏，用纸写四个小纸条，四人中谁拿到“擒”谁就抓“强盗”，抓错了由“官”吩咐“打”多少，在这茫茫的黑夜里，他们居然玩得津津有味。

图6-4　1954年万庚育夫妇在武威住过的旅社。常书鸿（左二）、万庚育（左三）、蒋毅明（左五）

路过张掖时遇到山洪，河水挡住了我们的去路，司机下车先试探了一下水的深浅，然后开车慢慢地试图过去。卡车顺利过去了，吉普车却在河当中熄火了，车上的男同志下水去岸边找来几个当地的农民帮忙，先将几个孩子和妇女背过河，接着将汽车拖上岸。常所长给帮忙的农民一些酬劳。这些农民很高兴，特别令他们兴奋的是，拖上岸的是他们从没见过的带拖斗的吉普车。

在漫长酷热的路途中，两岁的小儿子真是耐不住了，他不时说要撒尿，停车下去却又不撒尿，惹得大家都笑了起来，这时大家也趁机下车活动活动腿脚。有时在车里看到前方远远的地方有一片树和一片水，顿时人心振奋！常所长故意骗我们说：“你们看，快到了，快到了。”可车开了好一阵，还是什么也没有出现，原来那是戈壁上常出现的海市蜃楼。戈壁中多是盐碱地，长有梭梭、骆驼刺等植物，偶尔也能看见一群黄羊或一两只野骆驼（图6-5）。

过了酒泉便是著名的嘉峪关，这座明代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建造的雄关依然完好地屹立在嘉峪山的东南麓。“一出嘉峪关，两眼泪不干”，我这个经受过八年抗日战争磨难的人，应该能适应那即将面临的“两眼泪不干”的岁月。想想应该没有什么可怕的，别人能生活下去，我也能生活下去。

西行的第8天上午10时，我们终于到达距敦煌县城10公里的文化路口，汽车向南拐入通向莫高窟的道路。左前方是祁连山支脉三危山，右边是绵延40公里的鸣沙山，莫高窟就藏在两山间右面的悬崖峭壁上。远远的一片绿色出现了，高大的白杨树和崖壁上蜂房似的洞窟渐渐清晰地进入了我们的视线，我们兴奋极了。眼看就要到莫高窟了，汽车却在这时出了故障，常所长等不及了，独自顶着烈日向绿荫处步行而去，我们则帮司机寻找车上掉落的螺丝钉。在急切的等待中汽车终于修好了，当汽车开到长长的土围墙中的破旧大门口时，常所长已带着一群人等着迎接我们。旅途的疲惫顿时被这些陌生人的热情一扫而尽（图6-6）。

图6-5　1954年万庚育赴敦煌莫高窟途中

图6-6　莫高窟大牌坊　1958年2月22日

图6-7　万庚育保存的20世纪50年代使用过的煤油灯和马灯

我家被安排在中寺的后院，距莫高窟大门口约半里路。中寺的前院是办公的地方，没有住人。后院里，常书鸿所长一家住在我家的对面，隔壁住的是和我们一同来的蒋毅明夫妇。我家的两间住房一间有三米五见方，一间有三米见方，大的房间里有一个土炕，占了大半个房间，炕边有两个小窗户，桌椅板凳都没有，小的房间里什么也没有。有人帮我们把行李抬进来，其中有位60岁的老人刘荣增，他是研究所的文书，字写得非常好。他是年龄最长者，大家称他“刘姥姥”，我见他抬着那么沉重的大木箱笑眯眯地走来，那股热情劲，真令我感动，他那高兴的模样让我一辈子难忘。照明没有电灯，用的是煤油灯，屋里没桌子只好放在窄窄的窗台上（图6-7）。常所长还特地叮嘱：“夜里如听见房顶上有脚步声不要害怕，那是我们的保卫班在放哨。”还补了一句：“附近山里还不太安静，有土匪。”他这么一叮嘱，我心里还真有点紧张。这天晚上，我们一家五口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一个挨一个躺在炕上，由于旅途劳累的缘故，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次日早晨到食堂吃早餐，常所长给我们一一介绍了美术组、保护组和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整个研究所只有20余人，来自艺术院校的有12人。

早餐后大致了解了周围的环境。莫高窟，又名千佛洞，始建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全长约一公里，分为南北二区，大门以内为南区，经张大千与伯希和编过号，上下4层，有492个洞窟，壁画4.5万平方米，彩塑雕像2415尊，是我国现存石窟艺术中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文化宝藏。从下寺到上寺的后面筑有土围墙，空地上有几棵粗大的老榆树，树下有几座坟墓，墙外是一条干涸的河，古时名宕泉河。洞窟对面是高耸的三危山，山顶还保留着一座庙宇（图6-8）。大门设在下寺，大门外为北区。北区洞窟大部分坍塌，只有几个洞窟有壁画，多数洞窟是过去工匠、画工和僧人居住的地方。南区窟前有几排高大的白杨树和榆树，九层楼大雄宝殿就在中寺的对面，之间有一条直通大门口的沙石路，紧靠中寺的南边是上寺，里面住着易喇嘛和他的弟子徐喇嘛，并设有佛堂。上寺南侧是果园，许多杏树已枯死。下寺在大门口边上，曾是道士王圆箓的住所，门的东侧是梨园。莫高窟三面环山，一面通向敦煌县城，走过30里的戈壁滩才有人家。我们研究所就在这渺无人烟的偏僻山沟里，这里除了所里的20多名职工，再无他人（图6-9、图6-10）。

图6-8　莫高窟上寺南面外景　1956年4月

图6-9　莫高窟第112～126窟石窟外貌　1955年4月10日

图6-10　莫高窟第130窟北外景　1956年1月25日

图6-11　1958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证封面

图6-12　1958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证主页

研究所安排贞伯搞石窟艺术摄影，我被分配在美术组（图6-11、图6-12）。那时，所里只有一部照相机，贞伯自己动手布置了一间冲洗扩印照片的暗室，就这样，简陋的摄影室算是建起来了。贞伯从此放下了画笔，拿起照相机，专心干起石窟艺术摄影工作，这一干就是30多年。那时候，研究所既没有照明条件，也没有先进的照相器材，要在光线昏暗的石窟内拍摄出清晰的壁画塑像图片，其难度可想而知。贞伯没被工作中的困难吓退，整天乐呵呵的，一个人背着相机扛着蜈蚣梯出入洞窟，白天拍摄，晚上在暗室里冲印胶卷（图6-13）。他一边学习摄影专业理论知识，一边在洞窟里反复琢磨，寻找解决采光和拍摄透视的办法，没有配套设备，就土法上马，自己动手制作。他用自制的镜子、白布板在洞口和窟内多处布点，利用反光来解决窟内壁画和立体彩塑拍摄采光问题；他用自制的轨道成功拍摄了有中心柱的小型石窟内的全壁壁画；用等距离拍摄接片的办法，解决了巨幅壁画拍摄透视偏差问题。他为美术所拍摄幻灯图片，用于临摹起稿，提高了壁画临摹的准确性和效率，减轻了工作强度（图6-14）。贞伯在工作实践中，总结摸索出了一套洞窟内拍摄的方法，攻克了拍摄中的一个个难题，很快他拍摄的图片被许多书籍和画册采用，还有一大部分图片作为资料存档。如今，敦煌研究院的好多年轻人都以为贞伯是专业学摄影的，却不知他原是中央大学艺术系研究生，专攻花鸟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届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的会员（图6-15、图6-16）。

图6-13　李贞伯在莫高窟前

图6-14　李贞伯用汽灯拍摄第220窟初唐壁画1955年10月16日　茹遂初摄影

到敦煌后，一连几天都是孙儒僩同志陪着我看洞窟，他是四川美术专科学校学建筑的，在保护组负责。他给我介绍了洞窟里壁画、彩塑以及藏经洞内的珍贵文物被英、法、日、美、俄等帝国主义分子盗窃的情况。由于上下四层数百个洞窟之间的木栈道、楼梯已腐朽毁损，进出洞窟只能踩着“蜈蚣梯”，极不方便。后来我进洞窟临摹壁画时，尽量控制喝水，还戏称自己是属“骆驼”的，其实是厕所离洞窟比较远，来回耽误时间。我和孙儒僩抬着笨重的“蜈蚣梯”爬上一个洞窟，看完后又弯着腰穿洞进入其他洞窟（图6-17）。所有洞窟里从四壁到顶部都布满了画，虽然大部分已变色，然而那恢宏的气势让我感到震撼，精美绚丽的壁画让我惊叹不已。荒凉戈壁中竟藏着这么一座闻名世界的艺术圣殿，更让人感到惊奇，一种难以形容的激动兴奋在体内不断升腾。同时，我脑子里也闪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好，就让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去探究吧（图6-18）。

图6-15　李贞伯油画作品

图6-16　李贞伯国画作品

图6-17　莫高窟北魏第254窟北壁尸毗王割肉贸鸽本生　1957年3月29日

图6-18　1956年7月，常书鸿所长（左二）、李承仙（右一）、孙纪元（右二）、万庚育（左一）等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