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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过得特别快，毕业前我们同班的六个同学高兴地到指定的照相馆，拍了穿着学士服、戴着学士帽的照片，全系同学和老师在大礼堂前合影留念（图4-1）。快要离校了，同学们见了面都是相互询问什么时候走，怎么走，这时候我才体会到“归心似箭”的心情。

美术协会筹备处的齐人告诉我，徐悲鸿先生将去北平接收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中央美术学院前身），问我愿不愿意去。我当然愿意了，那可是在我的老师徐悲鸿大师领导的学校里工作呀！但我还是决定先回武汉看一看，第二天我在学校领取了路费，托人订了一张飞机票。次日清晨登机时，下起了大雨，天气很糟，我临时决定推迟一天启程。下午传来消息说去武汉的飞机起飞后撞到附近的山上，机上全部人员都遇难了。听到这消息简直让人不敢置信，我幸运地逃脱了这次灾难。

图4-1　1945年，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全体学生和陈之佛（二排左五）、李瑞年（二排左四）老师合影。万庚育（三排右四）

天下着小雨，我登上了一架运输机，一路上飞机颠簸得厉害，我强忍着不让自己呕吐。几个小时后到了武昌徐家棚机场，这是日本鬼子修的军用机场，跑道是钢板做的，雨刚停，地上还湿漉漉的。下了飞机我看见哥哥已在出口处等我了，我们相逢时的喜悦真是难以形容，哥哥把我带到汉口四姐那里。八年抗战的艰苦岁月告一段落，我也开始修整一番，做了几件像样的衣服，四姐送我一条粗粗的金项链和一架钢琴。她希望我留在武汉，并为我找到汉口第二女中音乐教员的工作。过了几天，舅舅来了，他一见我，便拧着我的脸蛋开玩笑地说：“你终于活着回来了，那天去机场接你，听说飞机失事，我们到航空公司去问情况，把所有遇难者的名字反复看了四五遍没看见你的名字，直到收到你第二份电报才放了心。”舅舅是最喜欢我的，小时候曾经要我做他的女儿我不干，现在他在汉口江岸农场任场长。他希望我住在农场，把钢琴也搬去，这怎么行呢？我要工作呀。齐人又来找我，他给我留下了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和徐悲鸿先生的地址。

离开武汉前，我和哥哥、四姐去看望了住在武昌的伯母（图4-2）。我用买机票剩下的5万余元在重庆买了四川的特产银耳和一段绸衣料带回来送给她，以报答伯父母养育我的恩情。这时我才知道在抗战期间，由于伯父在重庆病逝，伯母带着最小的儿子志恒流落到湖北恩施，受尽了艰辛才找到了在银行工作的女儿圣寅。在伯母家，我见到了从各地流亡回来的兄弟姐妹和亲戚们。我们短暂的相聚后，就又分手各奔前程。我去南京堂大姐那里，正好碰上当空军的堂哥，他听说我要去北平，告诉我明天有飞机去北平，机上没人，我可以搭乘。于是堂哥带我到空军基地他的家里。

那是八月天气，南京与武汉一样炎热。第二天清早堂哥送我到飞机旁，嘱托机上的飞行员一定要把我照顾好。飞行员让我坐在副驾驶上，关好舱门便发动起飞了。舱里还有一名机械师，飞机上共我们三人。这是一架B25双尾轰炸机，速度很快，低飞时连村落里的鸡都看得清楚，两个小时便到了南苑机场。我乘车找到徐悲鸿先生的家。徐悲鸿先生安排我住进了东单洋溢胡同宿舍，和陈玲娟住在一起，她也是中大艺术系毕业，比我高几级，是陈布雷（蒋介石的秘书）的侄女。这个院内还住着吴作人夫妇、李宗津夫妇、宋步云夫妇和李贞伯（后来成为我的丈夫）（图4-3）。

图4-2　1946年万庚育和哥哥（后排）、四姐（左一）在汉口留念

艺专的校址在东总布胡同，离我们住处很近。

这时正值遣返日本人，许多日本妇女在东单街头摆地摊，处理她们的生活用品。抗战胜利后的北平人口约80万，大街上冷冷清清，从东长安街走到西长安街才能找到饭馆，除少量的汽车和电车外就是人力车，有时看见美国军事调停委员会的吉普车奔驰而过，在开展胜利后的收尾工作。

图4-3　20世纪40年代吴作人先生从英国伦敦寄给李贞伯的信和明信片

学校设有西画、国画、雕塑、音乐、陶瓷等专业，教师人才济济，大部分是徐先生从中大带过来的，有的是重庆艺专的，有的是北平的。学校的老师大部分是熟人，一见如故，毫无陌生感。每逢星期天徐悲鸿先生总是约我们备好野餐食品，外出游览北平的名胜古迹，每次都是尽兴而归（图4-4）。

不久，我们都搬进了贡院西大街宿舍。教职员工住楼上，学生住楼下。这是日本占领时期修建的日式房屋，从落地式玻璃窗朝外望去便是高大的古城墙。墙上有个大缺口，外边是乱石荒地，城墙前是一片广场，靠近城墙边是日本人建的神社，平台四角遗留有四根粗大的石柱子，正对着我们的楼房。从这栋房子的设计样式看，很可能是为日本军营造的。

图4-4　1946年成立北平美术作家协会合影留念。徐悲鸿先生（前排左四）、李贞伯（三排左一）、万庚育（前排左二）

有一天下午，我和陈玲娟、李贞伯、戴泽（同班同学）散步到了城墙缺口处，出于好奇我们便从缺口跨过去。那里是一片荒地，乱石块中杂草丛生，坑坑洼洼地刚走不远便看见地上有许多尸骨，接着又发现了许多骷髅，我们都惊叫起来。这里无疑是日本占领期间杀害中国人的又一罪证。

回到宿舍后，只要站在窗前就感觉到远远的日本神社那四根立柱特别刺眼，像个不祥之物立在那里，看到它我心里就充满了仇恨。如果不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我就不会流离失所，就不会过早失去母亲和其他亲人，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就不会饱受战乱之苦，中国的大好河山就不会遭受践踏蹂躏！

人们常说人与人之间的遇合是缘分。在重庆大学快毕业时，一天我和陆巽复在校园内散步，走到篮球场旁时她和一个人打了声招呼，回头她对我说：“我给你介绍个朋友吧。”我说：“走吧，走吧，别介绍了。”我边说边拉着她就走，不经意间我一回头发现那个人仪表堂堂，长得也很帅气（图4-5）。我们边走她边说：“我叫他李大哥，他原先在艺术系研究生班，专攻国画，现在在国立艺专任讲师，他父亲是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和我父亲（工学院院长）同住在教授楼大院里……”她紧接着补了一句，“在学校里大家都叫他美男子……”虽然我自知我并非佳人，然而我的眼光却不算低。我生长在一个半封建半维新的大家庭，和巴金写的《家》有些相似，我要找的伴侣必须是出生于书香门第，和我志同道合的（图4-6）。

没想到来到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居然再次遇见李贞伯，而且成了同事。那时李贞伯被学校聘为讲师兼出纳主任，后来又兼任教具主任（图4-7）。有时李贞伯约我出外写生，我们常去太庙，那里有参天的古柏，还有一对美丽的灰鹤。太庙的环境非常幽静，虽然它位于天安门的右侧，但游人不多，是写生的好地方；那里也有茶座，但几乎无人光顾，所以画画时不受干扰。有时，我们在宿舍摆上些静物来画，或者去观摩一些老师的作品。我们也常在一起聊天，天南地北、古今中外无所不谈，谈自己的家庭、童年、兴趣、理想，谈抗日战争爆发如何逃难，等等（图4-8）。

他说：“我祖籍江西临川，家中的文房四宝出了名，还出了一位‘清道人’李瑞清，书法特别好。父亲李证刚（名翊灼，以字行）曾任东北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教授，主要研究哲学、佛学、周易，懂梵文，著书立说，写诗词歌赋，还编写了《敦煌石室经卷中未入藏经论著述目录》一卷，这是敦煌学中第一部研究性质的目录，影响深远（图4-9）。父亲的收入几乎都买了书，家中有很多藏书，可惜大部分藏书在抗日战争中遗失。我有三个姐姐、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我是家中第一个男孩，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家里人怕养不大而称我为‘四小姐’。”他说到这件事时引得我哈哈大笑起来。

接着他又说：“我小时候家里还把我送到大寺院当过和尚哩！法号为‘正春’。有一次我突然患了猩红热，昏迷不醒，医生说没办法医治了。父亲的一位朋友弄来许多草药，熬了一大锅，撬开我紧咬的牙往嘴里灌，居然给救过来了。后来父亲托人找到北平有名的武术师教我打太极拳、练气功，身体才慢慢健壮起来。”

我觉得他挺直率的，什么事都对我讲。经过一年的接触，我俩彼此了解了对方（图4-10）。

在一个星期天的早上，他敲我的房门进来后第一句话就是：“我向你求婚来了！”我没感到惊讶，我知道这事迟早会发生的，我望着他故意说：“嗨！我已有好朋友了！”他说：“我不管！他是谁？我可以与他决斗！”我说：“李彝（他的别号），你是不是看欧美古典影片看得太多了，中国可不兴那一套！”他说：“我们组织一个家庭很合适，我父亲一定会喜欢你的。”我问：“凭什么？”他说：“凭你有教养，又能干。说真的，在中大有好几个女孩老缠着我，我都没看上。”我说：“这是大事，我必须要征求哥哥姐姐的意见。”其实这是暗示我自己已同意了。

我给哥哥姐姐写了信，回信中他们都同意我的选择。

不久我们印发了请柬，以舞会的形式订了婚（图4-11）。一切都是艺专油画系副教授程白舟替我们操办的。

1947年暑假，我和贞伯一同去南京看他的父亲。当时北平到南京的火车还没通，音乐系主任赵梅伯认识航空公司的人，他为我们买到了机票，两个多小时便抵达南京。起程前没来得及通知家里，我们的突然到来，使贞伯的父亲特别惊喜，何况还带来一个未来的儿媳妇呢。他见到我们，放下手中正在写的东西和我们说了一阵话，这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当时，贞伯的小妹李萱和父亲一起住在中央大学教授楼里（图4-12）。第二天小妹送来一段红色的绸衣料，说是父亲给我的。

南京的夏天酷热，我们游览了玄武湖、夫子庙、中山陵。贞伯与我三姐也见了面，我们和三姐一道又去上海看望了我大姐。

我们准备回北平了，堂兄是空军，给我们买到空军运输机机票。机上只有两排面对面的座位，大约只载了20人，他们全是空军。机舱中间空的地方放了一排木箱，说是军火。不一会驾驶员带着一只狼狗上来进到驾驶舱，关上舱门。我想“怎么开飞机还能带狗？”上午10点钟飞机起飞了，本来天气很好，飞离南京后，天气逐渐阴了起来，不时可以看见小圆窗上有雨点。因气流的关系能感觉到飞机一会儿往下掉，一会儿又往上爬，一直在云中穿行。几个小时过去了，怎么还没到呢？雨大了，机舱内的光线逐渐暗起来，天空闪着电，舱内一亮一暗的，飞机不停地颠簸，人的屁股都无法坐在座位上，我俩用双手使劲拽住座椅的下沿。就在此刻驾驶舱门上的警铃响了，我们对面的人忙从座位下取出降落伞快速地系好，有的低着头，有的拿报纸捂着脸，都不吭气。我俩不会系降落伞，只顾拽住座椅。我浑身在发抖，脑子里只想着：“完了，完了。”

飞机降落在北平南宛机场时，我的腿久久不能站立，是贞伯搀扶着我下了飞机，飞机旁围了许多人，驾驶员说：“今天真险呀！到济南时遇上恶劣天气，下面什么也看不见，盘旋了很久无法降落，油只剩一点点了……”我们看表已是5点多，竟飞了7个多小时。我在心里发誓——以后再也不坐飞机了，然而后来却又坐了许多次。

图4-14　1948年李贞伯、万庚育在北京法国梅神父教堂举办婚礼

1948年5月20日，我和贞伯在北平法国梅神父教堂举行了婚礼（图4-13、图4-14）。徐悲鸿先生做了我们的证婚人，他在粉红色软缎上签名时特意写下了“百年好合”四个字。前来参加婚礼的廖静文、吴作人、萧淑芳、李苦禅、宗其香、叶浅予、李瑞年、戴泽等老师、同学和亲友们也都在这块红丝绸上签名留念。我非常珍惜这块红绸布，几十年来不管生活中遇到什么波折，我都将它视为珍宝收藏着（图4-15）。现在，好多当年参加我们婚礼的恩师及朋友已离开了人世，但每当我看到他们的签名心中便感慨万分，更使我怀念恩师徐悲鸿、吴作人、李瑞年和北平艺专的朋友们（图4-16）。我和李贞伯从在重庆偶遇到北平相遇而相爱，不能不相信这就是缘分。

北平解放前夕，谣言很多，想离开的人不少。有一天音乐系主任赵梅伯（曾在法国留学）突然来问我们走不走，他决定和妻子（香港大陆银行行长的女儿）去香港。他说：“我可以马上买到飞机票，到香港可住在我们家里，走吧！”我们不想走，我们是穷教员，没什么可怕的，再说到香港人生地不熟，如果找不到工作靠别人生活怎么行？所以我们婉言谢绝了。他对我和贞伯特别好，经常约我们去他家吃广东菜、跳舞。他去香港后我们便失去了联系，直到2001年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得知他后来去了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