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陪都重庆
三个月很快过去了，毕业后我们三个人都不想回湖北，于是联名给主任张治中递交了一份想投考大学继续深造的报告，请曾唯生代为转交。没想到报告很快被批准了，我们欣喜若狂。这时，离大学联合招考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我们三人继续住在训练班里，天天钻在葡萄架下抓紧复习功课。六月底报名，我填写的三个志愿都是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七月一日开始考试，连考三天。考完试，我回到三青团中央团部联系了一个抄写的临时工作。一方面，是挣点钱还那三百元路费，另一方面是等待高考发榜。一天，团部的人们都抢着看《中央日报》，说是高考发榜了。一会儿，有人告诉我：“你考上了。”我有些不相信，接过报纸一看果然有我的名字，大家都为我祝贺，一万五千人中录取了一千名，多么不容易呀！我终于考上了梦想的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图3-1）！
图3-1 万庚育在重庆国立中央大学上学时
口试那天，我站在一位风度翩翩的老师面前，他打量我一下，和蔼地问：“你为什么三个志愿填的都是中央大学艺术系？”
我说：“我喜欢艺术。”
“你考不上怎么办？”
“明年再来。”
“明年再考不上呢？”
“后年再来。”
他笑了笑说：“除了绘画你还喜欢什么？”
我说：“我喜欢唱歌。”
“那你为什么不考音乐学院？”
我说：“画画比音乐更有意思。”
进校以后，我才知道他就是著名的油画家吴作人老师（图3-2）。
图3-2 20世纪40年代万庚育和老师吴作人（右一）、同事陈玲娟（中）
国立中央大学设有40多个系，共4000多名学生。抗战期间一切都是贷金，伙食不要钱，由学生轮流监厨、采购、管理，每星期一次“打牙祭”。学生每年配发两套制服，每月零用费4元钱，我感到很满足。新生校址在柏溪，在距沙坪坝20多里的山沟里。这里有山有溪，有各种树木，宿舍周围有法国柳树、芭蕉、美人蕉和花草，真是读书的好环境。宿舍是大统仓，都是上下铺，住着几十人。夜里竟有老鼠在头上爬来爬去。第一夜我的皮鞋就被老鼠咬出了锯齿，从此以后睡觉时我总是将鞋放在枕头下面。
图3-3 1945年，万庚育所在的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西画班全体同学欢送同班学友任国钧（左三）参加远征军。前排左起：万庚育、李德春、任国钧、周东昭、韦启美。后排左起：卢伯衡、戴泽、张大国、王受英、李斛
艺术系与建筑系对门，艺术系共录取了11名学生，只有3名女生，1名是学国画的。一年级主要学素描，每星期交28张速写，由黄显之先生任教，他是法国留学的，有几分洋味，教学十分认真。一年后11名学生被淘汰了3名，其余8名转到校本部分科（图3-3）。我在西画班，女生只有我1人，主要授课老师有徐悲鸿、吕斯百、吴作人、李瑞年、傅抱石、秦宣夫、陈之佛、费成武等。除画石膏像外，还有模特，仍然是素描、油画人物、静物、风景写生、水彩、速写等。理论课包括中国美术史、西洋美术史、透视学、解剖学、美学，还能选修一门外语和音乐。
图3-4 20世纪40年代万庚育和老师徐悲鸿（左一）、师母廖静文（左二）、同事陈玲娟（右一）在北京北海公园
徐悲鸿老师住在嘉陵江对岸的磐溪石家花园中国美术协会筹备处，他上课时都由廖静文陪着来沙坪坝。徐先生教学非常严格，我们的每张习作他都一一进行指点和修改。我们的老师大多是留法的，他们对学生的要求都和徐先生一样。同学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有来自浙江的、安徽的、江苏的、福建的、四川的，我们一起外出写生，在大画室里交流习作经验，唱歌谈笑，在一桌共餐，学习生活十分愉快（图3-4）。
四姐和她的朋友高樾荫一块从敌占区跑到重庆来了。高樾荫是个妇产科医生，懂日语。她们雇了一只小木船，化装成农民，通过沿途日本人的一道道检查关口，终于离开武汉到了后方。四姐找到了我，使我喜出望外，我们相拥而泣。四姐给我讲述了日军占领武汉时的可怕情景。她说日本人搜查同仁医院的时候，美国院长早已跑了，其余的人也都走了，她躲在医院的阁楼里才侥幸逃了一命，后来她和高樾荫在汉口开了一家诊所，挣了点钱。四姐见到我时送给我一块瑞士手表，沿途怕被日本人搜查，是藏在肥皂里带来的，她给三姐和哥哥也各送了一块手表。高樾荫在梅神父医院、四姐在慎善医院很快各自都找到了工作。不久，三姐也从四川乐山来到重庆，在化龙桥红岩村小学任校长，哥哥仍在沙坪坝建筑工程公司当工程师。星期天我常去三姐或四姐那里，经过战争的别离和重逢，我们变得更加亲密（图3-5）。敌机还是不断地来轰炸，有一次磁器街的居民进入防空洞，等警报解除后没有一人走出来，他们全都被闷死在防空洞里了，一下子就死了好几千人，太可怕了。
图3-5 1944年万庚育和三姐（后排）、四姐（左一）在重庆重逢
图3-6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万庚育和四姐在重庆留念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天下午我和四姐正在都邮街新华日报社门口，突然见到一群报童从里面跑出来，边跑边高声喊着：“号外！号外！”原来是日本投降了，抗战终于胜利了！顷刻间，这个消息传遍了大街小巷，人们都跑出了家门拥到街道上，街上的店铺全都关了门。大街小巷挤满了人，欢呼声冲破了山城的天空，每张欢乐的脸上控制不住的热泪滚滚而下。我和四姐紧拉着手挤过人群，好不容易回到了四姐医院的宿舍，天已黑了，外面灯火通明，人们还在狂欢呼叫庆祝胜利。这一夜我和四姐无法入睡，心中喜一阵悲一阵，八年抗战终于胜利了，可我们在武汉的家却没有了，母亲死了，伯父也死了，我们成了无家可归的人（图3-6）。
第二天清早我们出门一看，满大街都是昨夜人们狂欢时挤掉在地上的鞋子。哥哥和四姐商量一起回武汉，三姐去南京，我还有一年才能毕业，到那时我再决定去哪儿。我回到沙坪坝一边学习，一边等哥哥姐姐的消息。学校的气氛和以往也不一样了，应届毕业的同学最高兴，因为他们很快就要和亲人团聚了，当然也有家破人亡无处可去的。学校宣布迁返南京，凡愿随校同行的学生乘船去南京，不愿同行的可领取路费。四姐来信说她和高樾荫大姐在汉口开了一家诊所，哥哥回到武汉，并和舅舅取得了联系。哥哥办的第一件事是去安陆县舅舅家埋葬停厝了七年之久的母亲棺木，据说棺木是借来的，四姐给了那户人家一笔钱和一些白布，算是尽了做儿女的一点孝心。
大四这一年，我们学校有的系已陆续迁回南京，艺术系还未动迁。我和国画系的陆巽复经常在一起，她是工学院院长陆志鸿教授的女儿。我俩课余的时候学会了交谊舞，星期六晚上就参加学校组织的舞会，星期天到重庆去看电影，如《魂断蓝桥》《飘》《天长地久》《茶花女》《安娜·卡列尼娜》《罗密欧与朱丽叶》《战争与和平》《仲夏夜之梦》等。这期间，吴作人老师在重庆举办个人油画展览，我俩去帮助布展；徐悲鸿老师过生日我俩买来鲜花扎了花篮送去祝贺；最有趣的是徐先生邀我俩在黄家垭口中国美术协会筹备处参加他和蒋碧薇的离婚宴。席间，蒋碧薇提出要徐先生的一百张画作为离婚条件，徐先生痛快地同意了。据说徐先生回去后连夜在他的画作上都写上了“碧微爱妻存”的字样。蒋碧薇拿到这些画很快离开重庆到上海办了展览，后来又带着画去了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