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战乱中求学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炮轰苑平城和卢沟桥，引起了抗日战争的爆发，全国各地的大中学学生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抗日示威游行和抵制日货的行动。我们学校也准备举行游行活动。

游行的前一天，我和几位年纪大的同学到职业专科学校联系了游行时间和会合地点，回校报告了教务处和训育处。同学们连夜赶制了游行用的小旗和标语，夜里四点全校师生集合列队出了校门，朝江汉关走去。此时全武汉市的学生都集结在一起，组成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秩序井然。“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抵制日货……”的口号响彻夜空，惊醒了睡梦中的人们，马路两边一栋一栋楼房的电灯陆续亮了，店铺的门也打开了，居民也陆续加入游行队伍。当我们走到汉江关时，看见日清公司楼上的窗口里架起了机关枪，游行队伍的口号声更加激烈，愤恨万分。我们唱着《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高呼口号，直到黎明才返回学校。下午，学校又派我和同学到武汉渡轮上做广播抗日宣传，返校后，我累得筋疲力尽。

以后的日子里，大家密切关注时局的变化，丢失国土的消息使得人心惶惶。紧接着是日本在汉口六渡桥投下了第一枚炸弹，突然的袭击，使武汉三镇的人们如惊弓之鸟。震耳的爆炸声之后，房屋倒塌了，一些尸体血肉模糊，大腿、肠子挂在树上，场景惨不忍睹。人们这才知道炸弹的厉害，可是这时的武汉没有防空设施，人们也不懂预防空袭，学校开始向学生们讲授防空知识。虽然学校位于法租界内，附近都挂着法国旗子，警报一响我们全都进入一楼大礼堂，但即使是这样，仍然没有一点安全感。

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从前方转来许多伤兵。武汉所有的医院都住满了，护士不够了，我们女中高一以上的学生全部到医院学习三个月充当护士。我被派到一个法国教会办的梅神父医院，医院的护士全是嬷嬷，她们表情很严肃。我小心地从她们那里学习搓棉球、卷绷带、消毒换药、用探针将纱布塞进伤口取脓、各部位的包扎等护理技术。很快我就接触到伤病员。当我第一次走进病房看见那些被炮弹炸伤的病员痛苦地呻吟、叫喊、哭泣时，我真是无法控制眼中的泪水和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仇恨。我看到一位伤员的肘部被炸得像开花的馒头，脓和血糊满伤口，胳膊肿得很厉害。大夫说他得了破伤风，医院没有特效药物，不到黎明便死去了。那天，我回到学校，一口晚饭也咽不下去，好像饭桌上都是脓血和“哥洛芳”（麻醉药）的气味。那残忍的情景一直在我眼前浮现，久久挥之不去。

时局一天比一天混乱，好多学校已停课，武汉疏散的人越来越多，母亲带着我随同小舅妈和表姐一同到安陆县小舅妈家避难。我和母亲住在小舅妈家整天无事可做；三姐和哥哥在武昌由伯父照顾；四姐在武昌美国人开的同仁医院当护士，院长是女的，她很喜欢四姐，给四姐取名Grace（格蕾丝），说以后要带四姐到美国去。我思念姐姐和哥哥，无心学习；母亲更是牵挂哥哥姐姐，三个孩子留在武汉，她能放心吗？小舅妈看我母亲整天心神不定，就要母亲天天陪她到娘家去玩麻将散心，她们也带我去。在小舅妈的娘家我接触到了这个大地主家庭的年轻人，也就是我表姐的兄弟姐妹们，他们也都是从大城市回来避难的。表姐的小舅母是师范学校毕业的，由于家中有钱，也不出去工作，经常约我们一群年轻人到她家玩。我们唱歌或到附近郊外参观名胜古迹，有时也玩玩牌，每天都有丰富的饭菜，日子就这样一天天混了过去，好像战争离我们很远很远。母亲看我没有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决定带我到乡下外祖父家。

外祖父家里住着舅舅、舅妈和表兄弟姐妹，房子很大，进了大门是一个花厅，两边是花台和两个大鱼缸，鱼缸里没有养鱼而是用来晒面酱、腌菜。正厅两边的正房自外祖父母去世后已没有人住，母亲和我住在左边的屋里。这是又一次到外祖父家。记得有一次母亲带我们来，大姐和哥哥是乘的轿子，四姐和我是坐在箩筐里用扁担担来的。据说在六十里的路程中，四姐和我都睡着了，到了家，大人们都高高兴兴地忙着迎接母亲的归来，竟把箩筐里的我们给忘了，直到大家寒暄完毕准备吃饭的时候，才发现四姐和我仍睡在箩筐里。这次母亲是回娘家避难的，心里很难受。二舅一家住在后厅，他和舅妈也回乡下了；大表哥和大表嫂在家务农，二表哥在武汉读高中。大表哥在后院开了一个糟房，养了猪，一家人日子过得平淡宁静。前厅有一道旁门通往隔壁三舅四舅家。三舅四舅家房子也很大，有表姐、表妹、表弟，他们在农村长大，见了我都很害羞，从不过来找我玩。

我除了看看书，也无其他事可干。下雨的时候，我在天井里接屋檐上流下来的水洗衣服、被单、床单，省得表嫂到池塘担水。晚饭后，我到大门外田园里捉些萤火虫回来放在蚊帐内，熄了灯，在黑暗中看那点点亮光悠悠飞动，独自行乐。

白天母亲和舅妈玩牌解闷，我无事可做，只觉得寂寞无聊。正在这时，哥哥来信了，信中要我速回汉口随学校转移到鄂西恩施，否则就会失去上学的机会。母亲和二舅商量后，决定让我回学校。晚上舅舅找来了轿夫，因为孝感到武汉的火车是凌晨4点多开，安陆到孝感还有六十多里路，晚饭后必须起程，晚了就赶不上火车了。家里人急急忙忙帮我收拾行李，四季换洗的衣服和书籍装进一个箱子，被褥到武汉再添置。轿夫中有一位是舅舅家的远亲，舅舅嘱咐他到孝感把我送上火车再离开。母亲和舅舅家的人把我送到大门外，我不敢抬头看母亲，匆忙上了轿子。这时天已经黑了，也看不清人们的脸，是喜是忧，心里真是有种说不出的滋味。万万没想到的是，这竟然是我和母亲的诀别。

我上路了，渐渐远离村庄，从轿内小窗里只看见外面微微的月光，偶尔还听到远处的犬吠声。轿子有规律地随着轿夫的脚步声一闪一闪地抖动，轿杆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我坐在轿内轻声抽泣：“16年来我一直生活在母亲身边，要不是因为战乱，要不是怕耽误我上学，母亲怎会让小小年纪的我在兵荒马乱中离开她，一人漂流他乡。现在我们兄妹四人都不在她身边，不知母亲该是怎样的伤心难过？都是这场可恶的日本侵华战争！”我哭着哭着渐渐睡着了。忽然，对面传来的脚步声和水壶瓷碗的撞击声惊醒了我，我朝外一看，是一支开赴前线的军队。

到了孝感火车站，上车的人很多，那位远亲扛着箱子好不容易才把我送上车。车厢里没有灯，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清，人挨人都坐在车厢地板上，说话声、打鼾声、车轮声混杂在一起。我摸索着把箱子竖起来，趴在箱子上很快就睡着了。到汉口站时，天已大亮，车厢门一开，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新鲜空气，我深深地呼了一口气，总算平安到达汉口了。我左右一看，原来我坐的是没有窗子的“闷葫芦”车，周围全是向后方遣送的伤兵。一位好心人帮我接下箱子并扶着我从高高的车厢里跳下来，我谢了一声提起箱子匆匆走出火车站，雇了一辆人力车，直奔伯父暂住的地方——联谊里19号。

进了伯父家，见到了伯父、伯母、堂大姐、二姐、三姐、哥哥、堂妹、堂弟、五姨和她的女儿翠松等。大家见我赶来很高兴，但气氛很紧张，伯母正在收拾东西，箱子摆满一地，看来是要准备逃难了。晚饭刚吃完，五姨带着哥哥、堂妹、堂弟、表妹和我登上了民生公司最后一艘离开汉口的 “民政”号轮船。因为五姨父李汉俊的哥哥是建设厅厅长李书城，所以特地给我们留了船位。船上人不多，天上下着毛毛雨，我们在甲板上打好了地铺，在船栏杆上系了床单遮挡风雨，五姨和翠松表妹则住在驾驶舱的房间内，吃饭时间送进来食物，一切都对我们特别优待。

第二天，在船上得到武汉沦陷的消息，五姨很焦急，不知在武汉的伯父伯母和哥哥姐姐们逃出来了没有？这天是1938年10月25日，是我永远也忘不了的日子。船在宜都码头靠岸，是特地为我们停靠的，这当然也是李书城厅长嘱托船长的。天还下着大雨，五姨带着我们一群孩子提着大包小包和箱子上了岸，找到了伯父的朋友张春霆家，没想到一进门就见伯父伯母和姐姐们已先于我们到达，原来他们是和我们同一天乘另一艘船离开武汉的。张家为我们生起了火盆，烘烤淋湿的衣物。

我就读的学校已改名为湖北省立第七女子高中，校长是刘礼群。学生都集中在宜昌，分批转移到湖北恩施。为了让我到宜昌追赶学校的大队人马，家里的大人让我立即起程。哥哥在滂沱大雨中送我上了一艘小轮船，在底舱买到一个船员的铺位。底舱里人很拥挤，都是逃难的，大人小孩的哭叫吵嚷声连成一片，人与人之间连插脚的地方也没有。我和哥哥抱着行李跌跌撞撞好不容易走到船舱尽头，找到了我的铺位。哥哥走了。我打开行李，将箱子放在脚头，从船的小圆窗里看江里的水，雨水不停地顺着窗子的玻璃往下流。我是只身一人在路上了，心中感到一阵阵恐惧，嘴里默默念叨着：“一定要找到学校，一定要找到同学。”外面有风浪，船在江面上颠簸摇晃，我的心也随之一沉一浮，一夜没有入睡。

上午八点多，船停靠在宜昌码头。我捆好被褥，提着箱子随着人流上了岸，一路打听，终于在一所学校内找到了湖北省立第七女子高中筹备处。我用尽所有的力气提着行李，走进那所学校，看见走廊的地上是一个紧接一个的地铺，坐在铺位上的女学生中没有我认识的。我又找到教室门口，只见教室里也是满满的地铺，突然，我看见了比我低一级的同学崔思淑。她惊喜地从铺位上爬了起来迎接我，领我进了教室，并在她的铺旁挤出一块地方，铺上了我的行李。然后我去报了到。总算找到学校了，我真高兴（图2-1）！

我俩想到大街上买点吃的，刚拐过第一条街就听到空袭警报，不到几分钟便是紧急警报。这时已经听见了敌机轰轰隆隆的声音，街上的行人都慌慌张张地跑着找地方躲避，我俩无处可躲，匆忙中不顾一切地冲进一栋房子。此刻听见炸弹吱吱嚓嚓落下来的声音，我俩和屋子里的人不约而同地一头钻到了桌子底下，屁股和腿却都露在外面，“轰”的一声爆炸声，也不知炸在什么地方，只听见有不少的敌机在空中盘旋了一阵便朝远处飞去。外面响起了解除警报声，我们七八个人慢慢爬出桌底，惊慌的陌生面孔上都露出了侥幸逃生后的喜悦。

我俩在街上找了半天也没买到吃的，崔思淑说：“我有个叔叔在宜昌银行工作，找他或许能有办法帮我们及早离开这里。”我点头同意。我们在一个储蓄亭里找到了她的叔叔，他说：“我想办法让你们今晚上船去巴东，到那里你们去找我们湖北省银行的人，让他们帮你们去恩施。”他给我们写了封介绍信，当晚将我们送上了船。船上逃难的人很多，我俩坐在自己的行李上过了一夜。

图2-1　万庚育在湖北省立第七女子高中

到巴东后，我们在一幢楼上找到了银行的人，他们也是很多人挤在一起睡地铺。他们看了介绍信后很客气地接纳了我俩，安排我俩打了地铺，并对我们说：“你们不要着急，正好明天有两辆押运钞票的车去恩施，多好的机会，如果晚来一天就赶不上了。”真是太好了！第二天天刚亮，我们乘坐的大卡车就出发了，同车还有几位银行的职员，因路上怕遭匪徒抢劫，车上还有两名带枪的警卫人员。一路上都是盘山道，郁郁葱葱的大山没有人烟，山路窄狭，接连不断的急转弯十分危险，一不小心车就会翻下山谷，我们紧张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汽车下了山才见到一两个“鸡鸣早看天”的小店，也不敢停，继续前行。半夜到了恩施县城，城里一片漆黑。汽车停在一个大宅院门口，银行的先遣人员出来迎接大家，他们把我们四个女孩子的行李拿到一间大房子里，里面已摆好几张木板床，屋子里点着煤油灯和蜡烛。这一夜我睡得特别香（图2-2）。

第七女子高中在离恩施县城六十里的屯堡，县城里有个临时办事处。学校校舍正在装修改建，学生也在陆陆续续地到达，一时还开不了课，大家只好等待。连日奔波总算找到了学校，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县城的周围驻扎着第六战区陈诚的部队，湖北省政府及各机关、“中央通讯社”湖北分社、长江日报社、银行、邮政局、教育学院、农业专科学校、男子联合中学、医院等机构都迁来了。恩施有土家族、苗族、侗族等20多个民族居住，人烟稀少，有一条清江河绕城流过，河水清澈，可看见河床底的石头。河对面是五峰山，因山有五峰而得名，满山是茶树，还盛产枇杷、柚子、柑子、板栗、核桃。这里的居民没见过钱，不知道钱的用途，都是以物易物，自银行迁来后，市面上才开始货币交换，1元钱可买130个鸡蛋或一担枇杷，1角钱可买100颗核桃，等等，货物便宜得简直令人吃惊！

图2-2　万庚育上中学时

渐渐地我和银行的一批年轻人混熟了，他们聚集在一起谈论时局，甚至谈论“陕北延安”的话题，也不避讳我。我参加了一个抗日救亡歌咏队，在这里认识了赵宗玉和她的男友李微曦，听说他们都是中共地下党员。赵宗玉（一直在隐蔽战线工作）的嗓子很好，她和我成了歌咏队的主要成员。然而，时间不长学校就开学了，我们一群女孩打好行李，雇了挑夫，结伴步行60里去学校。

虽然是空着手步行，但是对我们这群从未走过远路程的城市姑娘来说，已经是件了不起的事了。山路崎岖，我们走走歇歇，走了十几个小时，天黑后才到学校。我们的学校在一条街道上，这里原先的住户全让搬走了，临时改做学校。这条街长200多米，街中是石板铺的路，路两侧是一层或两层的木板瓦房，街的两头各安装了一个木栅栏门，作为校门。

我的宿舍在二楼，纸糊的窗户，一间通着一间，没有房门，大梁上可看见椽子间的青瓦。里面放了12张双层床，可住24人，我选了一个上铺，尽管距屋顶很近，但毕竟有了安身的地方。晚上照明用的是一盏桐油的灯，油里只放了两根灯草，熔化的桐油冒着浓浓的黑烟。街对面是伙房，伙房旁边是浴室，洗澡水要自己提。饭厅靠大门左边，是新盖的，四面只有半截墙，里面全是立柱，摆着好多方桌，但没有板凳，能容纳几百人。由于是抗战时期，学生食宿一律免费。我们的伙食费是每月四元钱，由省教育厅拨款，可是伙食糟透了，每餐除了一大碗盐水葱花汤外，没有任何蔬菜，大米里有石子、谷糠、稗子，还有一股霉味，令人难以下咽。当我们端起碗吃第一顿饭的时候，饭桌上的八个同学都哭了，引得全饭厅的同学都哭了起来，这哭声并不仅仅是因为生活不好，更多的是想家，想念离别的亲人……我们把这些夹杂着谷糠、石子、稗子和霉味的饭撒得到处都是，这一举动引起学校的注意。第二天米换了，至少没有霉臭味，仍然是盐水葱花汤。几天以后饭桌上增加了一碗炒辣椒面当作下饭的菜，平时不吃辣椒的也不得不学着吃它。几个月以后才见到了小白菜，大概是学校自己种的。当地人是喜欢吃辣椒的，据说可以祛除湿气，从此我也学会了吃辣椒。

学校开始上课了，老师换了，同学也多不是原学校的了。我所在的高二班有30多个同学，教室很小，第一排课桌离老师的讲桌特别近。我和赵宗玉同桌，她的学习成绩不错，字也写得漂亮。我们很合得来，她的家在县城，所以一有假期她就可以回家，每次回校时都会带来新的抗战歌曲让大家一块学。老师都知道我喜欢唱歌，因此每周一早晨朝会结束后，总是指定我上台为全校同学唱首歌。在那个小小天地里，我因唱《永定河》《黄河颂》《松花江上》《黄水谣》《放下你的鞭子》《凤凰山之歌》以及流行的抗战歌曲而出了名。

学校的老师也住在这一条街的校舍内，有的是从国外留学归来的，教学水平很高。我们的英语老师便是其中之一，进了课堂一句中文也没有，全用英文讲课。校长身材高大，比较肥壮，面部表情严肃，我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轰炸机”，高年级学生只要远远地发现他来了，便用鼻子哼出空袭警报的声音，以示校长来了。有一天晚上已经过了熄灯时间，我们还高声谈笑，校长在楼下大声叫喊：“熄灯睡觉！熄灯睡觉！”我们不理他，反而谈笑的声音更大，不一会听见他上楼的皮鞋声，我们立即齐声发出空袭警报声，并喊着：“我们在解溲，不能上来！”他只好回头下了楼。训育主任姓杨，身材瘦小，戴一副黑边眼镜，留着山羊胡子，操着宜昌口音，我们给他起的绰号是“杨胡子”。

学校没有医务室，怕我们吃了不洁净的东西生病，所以训育主任老在校门口转悠。他看见我们在大门栅栏里伸手向外面买吃的东西，就气呼呼地阻拦，大声喊着：“你们这些女娃娃死好吃，吃坏了就拉稀。”他一喊，我们就跑，等他一走，我们又去买，虽然挨骂，倒觉得蛮开心的。不久，学生中有的生了疥疮。由于共用浴盆的缘故，我们都传染上了疥疮，那真是奇痒无比，黄水流到哪儿那儿就痒痛。几天以后，学校到县医院买来硫黄软膏，给我们每人发一盒，渐渐地治好了这可怕的皮肤病。晚自习最糟糕，每两个人共用一盏桐油灯，20来盏油灯冒着浓烟，整个教室乌烟瘴气，熏得鼻孔都是黑的，连吐出来的口水也是黑的。学校没有操场，体育课是在学校周围的草坪上活动。出了校门便是清江，岸边有一片很大的草坪，周围是灌木树，环境清静气候宜人。每到晴朗的星期天，我们到清江边洗衣服或床单、被单，然后铺在草坪上晾晒。我们躺在草坪上读书、唱歌、聊天，思念着远方的亲人，看天空云朵的变幻……就这样……度过了两个学期。

在这期间，敌机也光顾过我们，当学校敲锣发出空袭警报时，我们总是跑出校门躲在附近的山坳里或大石缝间，警报解除后继续上课。外面的情况学校当局从不告诉我们，只要求我们专心学习。我高三这一年，毕业是由教育厅组织会考，学习非常紧张，几乎从早到晚都在教室里。一天黄昏时收到表妹从云梦寄来的信，信中说我母亲已于一年前患脑溢血去世了，真是晴天霹雳！我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同学们都围拢来安慰我，越劝我越伤心。我的哭声勾起了同学们对亲人的思念，她们也跟着我一起哭起来。这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母亲的音容笑貌老在眼前闪现，我一想到母亲临终前我们兄妹没有一个在她身边，心中更加悲伤。

第二天我觉得像患过一场大病似的，无精打采。“学习这么紧张，我不能因此而消沉下去，至少我要把高中的毕业会考考好，不能辜负母亲对我的一片苦心”，我在心里劝慰自己。我强忍悲痛，打起精神，坚持上课。上学免费，吃饭不要钱，生活暂时不用愁。在学校期间，生活条件太艰苦，好多事情逼得自己不得不学着去做。在大同学的帮助下，我找来一些旧布，开始学打袼褙，纳鞋底，做鞋子，慢慢地我还学会了缝制剪裁内衣、短裤。

学校的伙食越来越差了，同学们怀疑是庶务从中贪污了伙食费，心里很气愤，准备集体抗议。赵宗玉和闻立武（被国民党杀害的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的侄女）悄悄地商量准备组织发动全校同学到庶务和校长家示威，约定以空袭警报的锣声为集合信号。她们事先联系好了学校上下课敲锣的校工，准备借用他的铜锣，并安排我敲锣发集合信号。这天晚上刚上自习，赵宗玉示意我行动，我立即找校工要来铜锣，从校舍的这头一路小跑敲到那头，响亮的锣声使老师和同学都吃惊地跑出了教室，只见赵宗玉和闻立武一边喊叫着一边领着同学们往校长和庶务家跑去。我在一片混乱中趁机溜之大吉，把铜锣还给了校工，随后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朝热闹的那一头走去。天还没完全黑下来，同学们喊声震耳，朦胧中见各种东西从校长和庶务的家中抛出，床单被单都撕成一条一条，房梁上晒的腊肉、香肠以及能吃的食物被扔得满地都是，校长和庶务及他们的亲属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了。训育处的杨主任和其他老师出来劝阻，同学们才陆续回了宿舍。

第二天学校停课了。隔日，教育厅派来了两个督学调查情况，其中一个竟是我的堂哥逾恒，当天晚上教地理的熊老师请他吃饭，也叫我一同去。饭后堂哥把我叫到学校大门外对我说：“你要注意点，学校反映你们班有几个左派学生闹事，你也在偷偷地看《铁流》是不是？要小心！”我知道堂哥不是真心阻止我看进步书籍的，他最崇拜鲁迅的作品。督学来了一趟也不了了之，就是要求校长召集大会，表示一定改善伙食，立即复课，闹事的学生不受任何处分，要求高三的同学准备好会考。这样一来，我们也就放心地复习功课，不担心受处分了。

会考时，学校老师监考，教育厅派人来巡查。这次我特别注意将试卷写得更加整齐干净，尤其英语试卷是用的书写体，交卷时监考老师看了很久，连连点头。我们的老师对他说：“这个学生是汉口市万市长的侄小姐。”我出了教室，感觉考得不错，心里很高兴，拿到高中毕业文凭是没问题了。两年多的山沟生活，学校简陋的教室、起居室，校外的青山绿水，那与世隔绝似的宁静环境以及可亲的老师和同学们都使我依依不舍。毕业了，学校为我们班开了欢送会，熊老师拿出纪念册一定要我给他留几个字，我这个当学生的写什么好呢？于是我写了一篇《总理遗嘱》 ，写出的字我觉得不是太难看。

高中毕业了，以后该怎么办呢？同学都有些发愁，这里没有迁过来的大学，全国有名的大学都迁到了重庆、成都、昆明等地，有家的同学多半想办法走了，赵宗玉也去了重庆。而我呢，和家里人失去了联系，不知道伯父母和那些兄弟姐妹们在哪里，也没路费去重庆考学，真是无处可去。恩施只有一所湖北省农业专科学校和一所教育学院，说实在的，我对学农一点兴趣也没有，学教育吧，将来又不愿教书。没办法，我只好就近报考了农业专科学校园艺系，从屯堡搬到了距县城很近的五峰山农校。农校的校长程仿吾是我伯父的朋友，学校师资力量也不错。上课的教室、食堂、宿舍很分散，山下是园艺系的果树园和种植地，所以每天要上下跑很多路，同班同学只有十几人，而上“气象学”和“土壤学”时只有几个人。

战争失利，日军已逼近三斗坪，据说第六战区派了大部军队在那里坚守。三斗坪地势险要，又居高临下，敌军除了用飞机轰炸外，难以对抗地面部队，所以日军始终不能越过三斗坪。每天空袭不断，有时空袭警报频繁，我们根本无法上课。没有课本，全凭笔记和印发的讲义，纸张粗劣，一写字就泅，但是有什么办法呢？这是抗战时期啊！

第一学期快结束时，教育厅派了人来组织编级考试，说要改农业专科学校为农学院，我对学农一点兴趣也没有，想去重庆报考艺术学院。正在这时，屯堡女中突然转来了一封我哥哥的来信，信中说他在重庆沙坪坝天佑工程公司工作，这下子把我高兴得跳了起来。我立即给哥哥写了回信，详细谈了我的情况和想法，哥哥来信让我耐心等待些时日，说重庆每天都有敌机连续性轰炸，很不安全，等时局一有好转，就让我去重庆。我只好继续留在农校。

学校天天躲警报也上不成课，同学们组织了一个名为“谷啸”的话剧社，邀我演 《塞上风云》 中的牧羊女金花儿。在敌后方，从城市迁来的各机关单位的人们都想看到文艺节目，海报贴出后，买票的人把剧场挤得满满的，我们接连演了三天。不久湖北省三青团托人邀请我为前方战士募捐寒衣演出话剧《残雾》，导演是著名戏剧家洪深，他认为我还有点表演天赋。通过演出，三青团认为培养一下或许我能成为搞戏剧的苗子，所以想送我到重庆中央训练团青年干部训练班去培训三个月，回来后负责湖北剧运工作。他们征求我的意见，说还有两个女学生，也喜爱文艺的：一个叫孙以仁，是湖北省银行行长的女儿；一个叫蓝蒲珍。每人发三百元路费，如果结业后不回湖北必须退还300元钱。虽然我不是三青团团员，但既然选上我，我就答应了。因为我正想去重庆考大学，只是苦于没路费，碰上这样好的机会，我自然不想放弃，先到重庆再说。

我领了路费离开了恩施。到了巴东，买到去重庆的船票，这是民生船舶公司仅剩下的一艘小铁壳船，没有客舱，晚上只能睡在甲板上。那是三月底的天气，上船后又是风又是雨，我感到浑身冷飕飕的，又冷又困，只好把被褥铺在甲板上蒙头睡了下去。第二天清早我醒来时被子已湿透了，风雨停了，我赶快将被子搭在船栏杆上晾晒。一路上我无心欣赏三峡两岸的风景，只是眼巴巴地盼望早点到达重庆。重庆，这个抗战时期的陪都，是座山城。下了船，我一手提着铺盖，一手提着衣箱，一步一步爬上了有三百多级台阶的朝天门码头，一群重庆口音的人力车夫围了上来，我按照三青团负责人交代的地址，讲好价钱，被拉到浮图关上五里远的地方，青年干部训练班就在那里。

开学典礼的这一天，我们换上军装，按高矮列队走进了大礼堂。男学员多，大家都有座位，我们静等着要人的到来。会上张治中（青干班主任）、康泽（青干班副主任）、白崇禧、李宗仁、戴传贤等人都讲了话。第二天开始编队操练，教练是女的，名杨澎，山东口音，个子很高，身材健壮，穿男式军装，特别是穿着带马刺的马靴，走起路来雄赳赳的，简直像个男人。我还是头一次见这样的女人。第三天她就给我们来了个下马威，半夜三更吹哨紧急集合，要求在五分钟内穿好衣服鞋袜，叠好被子，跑到门外的操场上。外面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竟然要我们整队，绕操场跑了几圈才让我们回宿舍继续睡觉。这三个月时间安排得很紧张，上午操练，下午学习政治理论或听报告，或打野外。我们利用晚上排练了话剧《野玫瑰》，到沙坪坝中央大学去演出，由辅导员曾唯生带队。他对我们三个湖北女学员的印象很好，在毕业典礼的晚会上我和孙以仁、蓝蒲珍编演了一曲三人舞，借了三件白衬衣，用床单做成宽大的长裙，训练班的军乐队为我们伴奏。最后曾唯生鼓励我独唱了《白沙河畔》，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潜伏在训练班的中共地下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