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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母亲说我的祖先是在唐朝时因战乱从陕西逃到湖北的，当时公婆逃散，一支逃到了湖北黄冈，我祖先这一支逃到了湖北黄陂。此地距武汉有40里，在长江边一个名为五通口的地方，小小村落只有几户人家。从外观上看，我的家是一个大户，整个院落的房屋共四进，每进都有堂屋、正房、套房、厢房、灶房、天井、旁门。右侧前部是菜园，中部是果园，后部是学堂（私塾）。大门前不远处有一个池塘，里面有鱼、莲藕和菱角、鸡头苞。村子周围都是一块块田地和矮矮的山岗，除了从我家的后门望见远处有一个小村子外，四周几乎是一望无垠的平原。这就是我童年时见到过的故乡。

我没有见过祖父，但见过曾祖父，他去世时已97岁，那年我4岁。记得出殡的时候，棺材上坐满了他的重孙子。母亲用她陪嫁的粉红色软缎给我做了上衣和裙子，缎子鞋，姐姐是兰华丝葛的衣裙，所有的孩子都打扮得很漂亮，说这是喜丧。

我家是个大家庭。祖父兄弟俩。叔祖父有五儿二女，大伯有三儿二女，二叔有三儿一女，三叔有三儿一女，四叔有三儿二女，五叔有一儿二女。我的爷爷只有二儿一女，我父亲排行老三，上边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伯父有四儿三女，我们这一房有一儿三女，我是最小的。这七房堂兄弟，除叔祖的大儿子（我的堂伯父）和伯母、堂二婶、四婶、几个哥姐一直生活在老家这座大宅外，其他的人都在外面工作或上学。

父亲和伯父都曾留学日本。伯父万声扬在20世纪30年代曾任汉口市市长（图1-1）。父亲是土木工程师，兼任武昌拆城办事处主任。那时，我们和伯父一家住在武昌胭脂巷一栋很大的宅子里。我5岁那年父亲因患肺病去世。那天晚饭后三姐领着一群弟弟妹妹在大门外玩“跳房子”，一个用人匆匆地叫走三姐，我们都跟着跑进屋穿过大厅到了父亲的房门口，只听见一片呼天喊地的哭声。房子里挤满了人，我不敢进去，四姐和我躲进了对面祖母的房间里，我们没看到父亲是怎样入殓的。伯父给父亲买的是鄢东升最好的楠木棺，又大又厚。灵堂设在大厅里，四周挂满了挽联，前来吊丧的人络绎不绝。我们都穿上了丧服，来吊丧的人则一人送一条白手绢和一朵白花。10岁的哥哥整天跪在父亲灵前迎候客人，头七的几天，请了和尚念经作法事直到出殡。

父亲的葬礼格外隆重，棺外有椁，套有绣罩，顶上是木雕的一条长龙，由32人抬着；棺椁前有四身一丈二尺高纸扎的金刚，说是开路神；棺椁后左右用白布长带将送灵的人群围在里面。哥哥由人搀扶着走在人群的最前面，母亲搂着我坐在头一辆黄包车里哭泣着，街道两旁站满了观望人群，沿途每隔不远便设有祭奠的供桌，鞭炮声不断。我们全家随灵柩上了船，护送父亲回黄陂老家安葬。父亲去世对那时才5岁的我来说，印象实在太深了，然而我什么也不懂，每当母亲哭泣的时候，我便摇着她的臂膀劝她说：“妈，别哭了，别哭了！”哪知道她哭得更伤心更厉害啦。懂事后我才知道，父亲去世时母亲年仅40岁（图1-2）。

父亲从日本留学回国时在上海认识了母亲，后来结了婚。我的外祖父住在上海四川老疤子路。外祖父是一位很有名望的人，名张昉，字仲华，湖北云梦县倒店乡大张湾人。他先世为官，家财颇富，曾留学日本东京政法学校，参加了孙中山在东京赤坂主持创立的中国同盟会，并任主盟。外祖父四方奔走，宣传“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主张。1919年武昌起义，外祖父在滦州策动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响应，武昌军政府成立时被聘为军政府顾问。孙中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外祖父为农林部次长，后因宋教仁被袁世凯指使特务杀害，外祖父气极患脑出血逝世，年仅41岁。他的遗体由上海船运还乡，葬在云梦县倒店乡汤孔村头。

我的外祖母是名门闺秀，善刺绣，她的绣品在清末曾进贡皇宫。外祖父赴日时，她送了一首诗：

十指纤纤捧玉杯，问君此去几时回。

路旁野花休要摘，家中还有少年妻。

这是1998年三姐在闲聊中告诉我的。

我有四个舅舅，都和我母亲的关系非常好。二舅张穉芙是学农学的，抗日战争时期作为民主人士曾任豫鄂边区行署参议员，常去位于湖北京山县八字门的新四军总部参加由李先念主持的会议。他特别喜欢我，要我做他的女儿，我说什么也不干（图1-3）。每次快到过年的时候，他们就从云梦乡下捎来一些烘鱼、腊肉、香肠、腌肝、熏野兔、豆丝、米花糖、花生、百花菜等土特产和十几双纳着各种不同图案的布鞋底，那针线活真是漂亮极了，够我们姊妹四人一年穿的。

祖母信佛，伯父是个孝子，专门为她设置了一间宽敞的佛堂，南北两头的供桌上方是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的塑像，室内整天香烟缭绕，我最喜欢那印度檀香味。有时我会悄悄地推开佛堂门，然后跟在祖母身后，双手合十，轻声学着念“唵嘛呢叭咪吽”。祖母非常慈祥，说话时总是轻声细语，是那么和蔼可亲。由于家里人多，开饭时分坐两桌，祖母和我们一群小的孙儿孙女们在一桌，常教我们“食不言、寝不语”，吃饭时嘴巴和碗筷不能发出响声，离座时碗筷要摆齐放正，这些教导我们都记得牢牢的。

每当学校放暑假的时候，祖母陪着大大小小在城里念书的孙子们回黄陂老家避暑，这也是我们最乐意的事。即便是假期，家中也会请来私塾先生，我们每天必须到学堂上课，大孩子学“四书五经”、《古文观止》之类的，四姐、六妹和我复习这学期的白话文课本。六妹只小我一个月，我俩同班，每天要背课文。我们的第一课是：狗，大狗小狗，大狗叫小狗跳，跑跑跑一二三，跳跳跳一二三。先生的老花镜戴在鼻子尖上，眼睛老是一翻一翻地向上看，样子挺滑稽。他要我们背诵课文，一背就是好几篇。有时不会背诵，但又怕先生惩罚，怎么办呢？四姐就想了应付的办法：当哥哥姐姐们到先生桌前背书的时候，我们也趁机挤过去把课本放在先生面前，摇头晃脑地背诵一通，然后回到各自的座位上，先生居然没有发现我们背得对不对，我们心里都得意极了。我最盼望的是下午五点钟左右给先生送洗澡水的用人早点来，这样我们就可以放学了。晚饭后，我们端着小板凳到打稻场乘凉，围坐在祖母身边，听她讲故事，寻找天上的银河、牛郎星和织女星、北斗星、荷包星等，祖母说“不能撒谎，撒了谎月婆婆要割耳朵”，那时我还真以为月亮里有一个月婆婆哩！

我们搬到了青龙巷，这是一座二层楼房。大概是1927年的夏天，母亲回云梦去了。一天中午，哥哥带着四姐和我刚到家门口，便看见一群穿军服背着枪的人站在门口，邻居对我们说：“你们别回去，你们家被当兵的包围了！”我们没听劝说，跑进了家门。堂屋两张饭桌已摆好碗筷，祖母一人坐在桌旁哭泣，房子里翻得乱七八糟，二姐被抓走了，她那时才15岁。他们是来抓大姐的，说大姐是共产党，没抓着大姐，就把二姐抓走了。就在前一天晚上，我的表姐易兆桂悄悄来报了信，大姐连夜将所有进步书籍埋在了花园的大树下，然后换上三哥的衣服，女扮男装，跑到江边雇了一只木船，连夜逃回黄陂乡下了。二姐被抓走后，伯父四处奔走活动，第三天警备司令部放回了二姐。祖母和大家围着二姐问她被抓后的情况，她说他们审问我时，我都回答“不知道”，大家都说二姐真聪明。大姐在乡下躲了一年，后来去北平上了大学。母亲从云梦舅舅家回来后才知道家中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不久，五姨父李汉俊（中共党员）被杀害了，五姨带着她两岁的女儿住在我们家里，一家人整日提心吊胆，惶恐不安。

为了我们上学近一点，母亲将家搬到了都府堤街。房东是贵州的大地主，这家的老太太信佛，也有一个佛堂。花厅两端各长着一株梧桐树，说是栖息凤凰的地方。每逢端午节，老太太总是买很多鳝鱼回来放在几口大缸内，然后教我们念《往生咒》。她给我们每人发一叠印好的纸钱，让我们念完一遍《往生咒》在纸钱上用银珠点一个红点，咒语的意思我一点也不懂，但是我能将“南无阿弥哆……哆哆怯哆……”从头到尾念得烂熟。老太太说：“快来看，鱼的头都竖立在水面上听咒来了”，我一看，鱼头果然都竖立在水面上，真好玩！念完咒，便将鱼倒入长江放生了。可是老太太对她买来的丫头可不那么善良，经常打骂丫头，有时丫头实在忍受不了就跑到我母亲这里求救。有一次老太太又买了一个丫头，第二天一大早这丫头就偷偷地跑了，母亲暗暗为这可怜的孩子庆幸。

伯父一家搬到海月庵巷，离我们家很近。这时大哥18岁，由庚子赔款送至美国哈佛大学上学，二哥和大姐都在北平。六妹和我们都在省立一小，我俩同班，她学习很用功，三年级时写作文就知道写什么“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之类的词句，而我最感兴趣的是音乐和舞蹈。我参加排练了儿童舞剧《麻雀与小孩》《小画家》《葡萄仙子》等，每个星期六晚上学校有周末晚会，邀请家长观看。老师给我们戴上珠冠，穿上雪白的纱短裙，打扮得像小天使一样，带给我无限快乐。因此每当家里很多人在一起相聚或是夏天晚上乘凉的时候，我总是被叫到大家面前表演，我稚嫩的表演常常会引来阵阵笑声和鼓励的掌声。在人们面前我从来不忸怩，比起六妹来大胆得多，可是学习上我却不如她。

1931年夏天，武汉发大水。中午，我们正在吃饭，忽然听见街上人们的惊叫声、哭喊声越来越大，原来是洪水来了。母亲将手中的筷子一扔，也顾不上拿东西，就和女用人拖着我们兄妹三人（三姐住校）跑出大门，随着人群往地势较高的蛇山黄鹤楼方向跑去。只看见江水翻腾，从上游冲下来的房屋、树木、棺材、牲畜等都迅速地顺流而下，人们紧张万分。这天晚上我们住进了黄鹤楼下面的斗级营一栖宾馆，这里依山，地势比较高。据说我们家是宾馆的股东，所以发大水期间我们一直住在这里。都府堤一带一片汪洋，水漫过了我们家的窗户，所有东西都泡在水里。洪水退后家家户户都漂有死鱼，到处散发着腥臭味和潮湿的霉味。这年蚊子特别多，我和四姐都染上了伤寒，我的头发慢慢都脱落光了。这时祖母病重，不久去世，伯父为祖母作了隆重的法事，并送回黄陂老家安葬。

1933年夏天，我考入了汉口市立第一女子中学（图1-4）。学校位于法租界口，是俄国巡捕房旧址，校舍不大，初高中可容纳七八百名学生。这是一所贵族学校，有统一的校服，有单人钢丝床、床罩、蚊帐、储藏柜，寝室里有落地窗、光洁的地板和整齐的床铺。学校要求寝室一尘不染，每天训育员都会戴着白手套来检查，任何地方有一点尘土都不行。每天吃饭时要排队进饭厅，座位是固定的，谁没有来一看便知道。每餐六菜一汤，八人一桌，吃饭不许出声，吃完饭悄悄地走出饭厅。晚自习后是盥洗的时间，十点钟准时熄灯。熄灯后，训育员拿着手电筒到寝室挨个查看床位，天天如此，把我们训练得乖乖的。校长名叫周敏，是我母亲的同学周大华的妹妹，她聘请的老师大部分是在美国、德国留过学的，师资力量很强。学校规定寄宿生星期六下午放学后可以回家，但必须到训导处领取通知簿，填好离校时间，再由老师盖章准许，返校时则由家长填好离家时间并盖章。如此严谨的管理制度，使家长非常满意。

可是，有一次我和班里的几个同学却违犯了校规。那天下午最后一节课是自习，我们五个同学偷偷翻过学校后门铁栏杆，跑到电影院去看外国新片《罗密欧与朱丽叶》。看完电影，我们一路小跑回到学校后门，一看那里没有人，赶紧翻过铁栏杆门，径直往里跑。当时正是吃晚饭的时候，只见同学们已排好队去了饭厅，怎么办？一位同学说：“往浴室跑吧！”于是我们穿过篮球场冲进浴室，打开水龙头对着脑袋冲了冲，以最快的速度在盥洗室取上自己的毛巾，擦了擦湿淋淋的头发便跑进了饭厅。老师以为我们是因洗澡来迟了，没有批评我们。这顿饭吃得我心“扑通、扑通”直跳，我暗自下决心，以后再好看的电影也绝不能让这种行为有第二次了。

从此以后，星期天只要有外国好影片，我和哥哥一定会去看。我喜欢童星秀兰·邓波儿，于是买了许多她的照片照着画，同学们说我画得很像，都抢着要，美术老师钟道泉还给我的作业打过120分哩！课余时间我常常练习画画，有时会去大礼堂弹钢琴。我还喜欢打篮球，饭后常和几个同学去球场，体育课考投篮时每分钟我可以投进24个。我喜欢在课间休息的10分钟练习写钢笔字，渐渐地我的字写得很规整，所以我的作业本显得漂亮整洁，经常得到老师的赞扬。在假期里母亲规定我们每天练习毛笔字，我临的是颜体。有时星期天到伯父家，碰上伯父要写字，他就会让我研墨。他让我用3个手指头正正地握住墨，研墨时力量要均匀，那样墨条研到最后都是平整的。伯父的字写得漂亮极了！后来我才知道他还是书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