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为统治者治国安邦所需，它犹如一整套程序，这套程序一旦被打乱，必会影响社会的安定，政治的稳定，损害统治者的威严，进而动摇其统治地位。孔子深为春秋时的“礼崩乐坏”而痛心，他要极力恢复借鉴夏、商两代制定的周礼，对于一切有违周朝礼仪的行为，自然反感。他对自己的儿子说：“不学礼，无以立”。在《论语·乡党》篇中，有记载孔子身体力行如何行使礼仪的言行。

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的瓦解、新兴地主阶级的兴起，社会的大变革必会带来礼仪的不断推进，一方面是新的封建统治阶级对旧有礼仪的触犯和不屑，另一方面是奴隶主阶级对原有礼仪的极力维护。

公元前535年，鲁国大夫孟僖子陪同鲁昭公访问楚国，可在引导鲁昭公参加对方的欢迎仪式时，却因为不懂礼节而大出洋相。惭愧之极的孟僖子在临终之前（前518）立下遗嘱：“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并要自己的两个儿子去拜师孔子学礼，以巩固他们的世袭地位。

秦始皇登泰山封禅，一整套的仪式都向天下人昭示这位封建始皇帝的强大和威仪。汉高祖刘邦，因为叔孙通为其制定的一整套礼仪，即《仪品》十六篇，使那些原来和他一起打天下的人与他有了等级区别而高兴异常。强权之下，人们对这些礼仪渐渐适应、接受，成为习惯，它保证了帝国统治的得以进行，维持了治理国家所需的正常秩序，规范了人的行为举止。

唐和宋均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从祖宗那里传承下来的礼仪，重又兴旺起来。从唐太宗起就改进并发展了隋朝的各种制度，朝廷宫制中的尚书省也专设“礼”部，掌管礼仪庆典，使其更适合统治的需要。与唐代恢宏的气势相一致，人们已有了更为广阔的眼界。在秦皇汉武眼中的泰山此时地位已不再是高不可攀的了。

经济、文化的发展，对社会、自然的进一步认识，原有礼仪中祭祀的成分已渐趋减弱，实用的成分大大加强，礼仪也更加完善，程式更为繁杂。《大唐开元礼》所定礼制，上至朝廷，下至平民百姓，礼仪不仅有了较为固定的程序，且融入了人们习俗之中。朝廷仪式多不胜举，如皇上登基、皇后册封、国宴、庆典……无不在一整套程序中完成。频繁的庆典仪式，使得礼仪越来越完善。而平民百姓也在安居乐业中激活着原有的礼仪。例如，唐代盛行的“洗三朝”，即婴儿出生后第三天会集亲友替婴儿洗身的礼俗，用意是洗净污秽，使婴儿洁白入世，同时可增长婴儿的胆量，使婴儿更加健康。这一仪式需要很多东西辅助进行，如皂、矾、胭脂、糖、白布、秤杆、锁、各种果品、铜钱、首饰，等等，只有经济条件好的人家方才适宜把全套程序做完。

唐、宋时期，由于文化高度发达，加之儒家文化在宋代又成为主流文化，家教也更趋兴旺起来。早在成书于战国前的《礼记·内则》里就有对于教子的具体要求，内容主要限于生活和礼仪方面，南北朝时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内容更包括儒家的教育理论和方法，强调幼年教育的重要性。

宋代司马光著有《居家杂仪》，其中对孩子从出生至少年的不同时期该接受的教育都有具体的规定，这些家教内容因不同时代、不同家庭而有差异，但要求孩子要有尊卑长幼的礼仪教育则是相同的。这使得维护社会尊卑之别的礼仪，不仅成为人人必备的人格修养，更兼有生活方式、伦理风范、社会制度的一体化内容。

明朝建立之后，为防丞相擅权，明太祖将原来由丞相统辖的六部升格，直接听命于皇帝。独揽大权的皇帝，政令极严，对各种仪式、礼节，尤其是《大明集礼》所定内容要求严格遵循，下属稍有触犯，即被严惩。服饰上的等级制度也更加完善了，如“明代洪武年间规定：公、侯、驸马、伯补子绣麒麟、白泽。文官的补子用鸟类图形……武官的补子用兽类图形。不仅如此，官吏们什么时候穿什么服饰也都有礼仪规定，礼仪成了严格区别等级制度的标志。

清政权伴随着镇压农民起义军而建立，清统治者既要安抚、拉拢汉族地主阶级，又要对抗南明政权以及协调边疆各少数民族关系。清初，朝廷一边加强统治，一边仿照明朝礼仪，既保留汉族的礼节，又增加了满人、蒙古人的礼仪，还为统治阶级制定了《大清通礼》。康熙、乾隆多次到曲阜祭孔子，每次必举行较有规模的仪式。

典型的“三跪九叩礼”，就是吸收了满人的礼仪而形成的。其过程据《清宫琐记》载：“行此礼时先放下马蹄袖，然后跪下上身挺直，将右手伸平举到鬓角处，手心向前，然后放下，再举起再放下，这样连举三次站起来，即为一跪。如此三次即为三跪九叩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