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古代的教育典籍

中国古代教育家倾心教学的过程，同时也是他们发展各自教育思想的历程。许多教育家及其弟子为了弘扬本门学派的教育宗旨，纷纷著书立说。这不仅激活了当时的学术争鸣，客观上营造了学术自由的氛围，促进了各派教育思想的广泛交流与日趋成熟，更重要的是这些教育典籍成为后人了解和研究中国教育发展史最直接、最权威的文献资料，也是世界考察中国文明史的重要窗口。

纵览古代教育史，我们面对的典籍浩如烟海。在此，我们只能采撷其中的几朵奇葩，从中感悟我国古代教育的真迹，更真实地追寻我国古代教育家的风貌。

《论语》，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语录体著作。由孔子门人及其弟子写成，成书于战国前期。现存《论语》共二十篇，每篇分若干章。论语本无标题，后人为方便取用查阅，以各篇篇首的二字为每篇的标题，如“学而”“为政”“里仁”“公冶长”“述而”“乡党”“先进”“颜渊”“子路”“宪问”“卫灵公”等。《论语》是儒家的传世经典，所以，历史上对《论语》的注释和研究从未停止过，据说先后有三千多种注释和研究著作。后人的注释各有侧重，有重文字注释的，有重微言大义的，有重理义的。从汉代起《论语》就成为士人的必读书目。从元朝直至清代，《论语》升至科举考试的钦定必读教材。士人为了求取功名，朝读晚诵，熟记于心；一般平民也把《论语》作为子孙的启蒙读物。所以，《论语》问世至今，一直浸润濡染着中华儿女的道德理念和人格定位，也是人们学习教育的经典著作。

《墨子》，墨家经典的总汇。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墨子》共有七十一篇，但现在仅存五十三篇，其内容涉及哲学、自然科学、战术训练、逻辑学、经济学、教育学等众多领域。其中的《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为最主要的篇目，后人称“十论”。这十论各有上、中、下篇，字句各异，但语意相似，故后人推断为后期墨家三种不同的传本。《墨子》中的《尚贤》可以说是我国第一部人才学专论，与教学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文中墨子总结了“贤者为政，则国治，愚者为政，则国乱”的历史教训，认为人才是“国家之珍”“社稷之佐”。当然，治国贤能必须是德性高、口才好、学术博的人。墨子提倡对贤者要“富之，贵之，敬之，举之”，也就是提高贤者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使他们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尚贤》首次阐述了我国古代“任人唯贤”的用人原则。《兼爱》虽是讨论社会问题，但同时也反映了墨家的教育思想。墨子认为社会上一切灾难都源于“别”：“分名乎天下恶人而贼人者，兼与？别与？即必曰‘别也’。然郎之交别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与。是故，别非也。”（《墨子·兼爱上》）在墨子看来，人们只服从社会的争斗相害，在于各自的偏爱，对他人则相恶相害。拯救的办法是教育人们以“兼”易“别”“吾闻为高士于天下者，必为其友之身若为其身，为其友之亲若为其亲”“为人之家若其家”“为人之国若为其国”。因此，教育应该培养奉行“兼爱”思想的“兼士”。

《孟子》，其弟子万章等人记述孟子的言行录，也有人认为系孟轲本人所著。孟轲的教育思想散见在《孟子》各篇之中。《孟子》全文共7篇，以辩论见长，语言生动流畅，对后世的散文写作产生过重大影响。翻开《孟子》，我们可以俯拾许多孟子教育学生时所引用的各种生动事例、成语和格言，如专心致志、缘木求鱼、揠苗助长、再作冯妇、得道多助、五十步笑百步、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杯水车薪等，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孟子教育学生的良苦用心。

《荀子》，荀子写成的政治哲学著作，今存三十二篇，以哲学、政治、经济论述为主，论及教育的有《劝学》《修身》《儒效》《致士》《礼论》《乐论》《解蔽》《性恶》等，其中的《劝学》《解蔽》《性恶》尤为后人详熟。《劝学》是教育专论，书中肯定了环境和教育对人生发展的决定作用。《解蔽》分析了人们何以在学习和研究中会片面地看问题。《性恶》则论述了荀子教育理论的哲学基础。在荀子看来，由于人性为恶，所以需要后天的教育以“化性起伪”“积善成德”。

《礼记》，又名《小戴记》或《小戴礼记》，由西汉儒生戴圣选编而成，全书49篇。书中不仅汇集了战国至汉初儒家的礼教思想，更重要的是记载了大量古代的教育资料和早期儒家的教育思想，尤其是其中的《大学》《中庸》《学记》《乐记》四篇论著，成为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里程碑，对后世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大学》，儒家学者阐发大学教育史观的论文，文中揭示了治学与为人的顺序与途径，简明而完整地概括了大学教育的目的、程序和要求，即“三纲领”和“八条目”。“三纲领”就是“明德”“亲民”“止于善”；“八条目”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论述的“三纲领”和“八条目”因其通俗易解和切实可行，熏陶了汉代以后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在他们治学为人和处世立命的态度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中庸》，相传是战国时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书中阐述了先秦儒家的人生哲学和修养问题，把“中庸”作为道德行为的普遍原则，把“诚”看成是最高范畴。文章还重点论述了学习过程的五部曲：“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学记》，中国古代最早的一篇教育专著，它系统地阐述了大学教育的作用、目的、学校设置、教育管理和教学方法等诸多内容。它提出的理论范畴为后代无数的教育家所推崇、实践和发展。《学记》为中国教育理论的发展树立了典范，它的出现意味着中国古代教育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所以，《学记》被后人尊为“现代教育的雏形”。

《乐记》，先秦儒家关于音乐美学教育的专著。相传为战国初期孔子再传弟子公孙尼所撰，后人又不断搜集选编，西汉时出现多种版本。今存《乐记》仅有十一篇。《乐记》着重阐述了音乐在乐与礼、礼与德的相互关系中所特有的抒情作用和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此外，《礼记》中还有一些篇目，如《王制》《文王世子》《内则》和《少仪》等，也从不同角度记述了我国古代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内存大量的教育资料。

《吕氏春秋》，又名《吕览》，由战国末期吕不韦集合宾客共同编撰而成。《吕氏春秋》共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是先秦教育思想百家争鸣的总结。书中以儒、道两家为主线，兼采墨、法、名、农等各派学说。观点上折中儒、道两家的宇宙观、社会政治学说和人生哲学，提倡重德政、隆礼乐、敦诗书、弘教化，反对墨家的非乐非政、法家的严刑酷罚和名家的诡辩苟察；主张虚君主、顺民意、举贤任能，反对法家的“家天下”观念和专断思想。《吕氏春秋》中的教育思想也是偏重儒家，兼取百家。其中心有两点：一是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倡导“疾学”“善学”。人人当疾学，圣人也是疾学而成。“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闻，不学，其闻不若聋；使其目可以见，不学，其见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学，其言不爽；使其心可以知，不学，其知不若狂。”这就是说，人的生理器官的功能只有经过学习训练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善学”的关键是“用众”，即善于取众人之长，补己之短。取众之长包括品德修养之长和学业之长。二是提倡尊敬教师，与此同时，教师则要“尽智竭道以教”。因此教育的成败取决于师生双方的共同努力及相互配合。师生之间若能达到“师徒同体、师徒同心”的境界，教育就能取得理想的效果。由于该书兼容并蓄，是典型的“杂书”，所以，客观上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后人不仅可从中欣赏当时繁荣的学术文化情景，也能直接获取多样化的教育史料。

《论衡》，王充的一部论文集，也是王充著作今存的孤本。全书内容丰富，对政治、哲学、教育、自然科学等均有独到的见地。该书是王充思想的代表作，同时也是研究王充教育思想唯一可靠的资料。其中《问孔》《刺孟》《知实》等篇在《论衡》中处于特殊地位，涉及大量关于教育的基本问题。《知实》中，王充一口气举了十六个例子，证明孔子“不能神而先知”。在《问孔》中，王充提出了十六个问题质问孔子，证明孔子“不能皆是”。在儒学一统天下几近神秘化与宗教化的时代，王充直言对儒学教育大师的异议，这种胆识令人敬佩。也正因为如此，《论衡》使王充成为争议人物，也使他的许多著作因遭排斥而失传；就是仅存的《论衡》，在问世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也受到冷落和反对。王充死后一百多年，《论衡》才被人重读称道，王充的地位得以重新确立。

《韩昌黎集》，韩愈弟子李汉及后人对韩愈遗文的总汇。文集以诗、文为主，但也收集了《原道》《原性》《谏佛骨表》《与孟尚书》等哲学文献和《师说》《进学解》《子产不毁乡学颂》《潮州请置乡校牒》等教育论文。其中最著名的是《师说》，它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极具分量的教育学文献。《师说》批评当时耻于相师的风气，阐发从师学道的必要性。与此同时，《师说》又精辟地提出教师的任务是“传道、授业、解惑”。《师说》还提出了择师不分贵贱长少，而以“道之所存”为标准的可贵思想。因此，韩愈认为教师虽在教学中占主导地位，但“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因为教师与学生之间是“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关系。《进学解》是韩愈由兵部属下的职方员外郎贬为国子监博士时所作，以师生对话的形式表达怀才不遇的心情。其中也叙述了许多治学经验，譬如“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等，不仅在当时是十分新颖的见解，对后人的学习与教育也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启迪作用，它们甚至成为许多人一生的座右铭。

《王文公文集》，又名《引临川集》《临川先生文集》，是北宋王安石的文集，现存一百卷，其中文五十六卷、诗四十四卷。文集中包括了多篇著名的教育著作，如《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原教》《慈溪县学记》《伤仲永》等。当时影响最大的要数《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书中陈述了王安石的变法主张。他认为变法的关键在人才，要使人才足用，必须“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其道”。具体地说，就是广设学校，严选教官，慎选教材；保证生活，严格礼法；推选贤能，严审德才；任用行事，直至成功。对后人影响深远的还有《伤仲永》一文。《伤仲永》以极短的篇幅说明了人的才能不通过教育就不可能获得发展的观点。此文所举的仲永一例，至今仍是一个生动的教育学个案。

《朱子大全》与《朱子语类》，后人编录的众多朱熹文集中的两部。由于朱熹学问广博，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古籍考释及自然科学的研究均有很高的造诣，所以，一生著述浩瀚，除了《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易学启蒙》《楚辞集注》《韩文考异》《童蒙须知》《资治通鉴纲目》《八朝名臣言行录》等专著外，后人还编辑了《朱子大全》《朱子语类》等论著集。收录于《朱子大全》卷七十四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为朱熹重建白鹿洞书院时所作，意在明书院宗旨，纠正当时钓名取利的官学学风。这篇揭示文字简短，成语迭出，成为后儒讲学的学规与准则。《朱子大全》中的《学校贡举私议》则是学校贡举之弊和改革之法的论述，真实反映了宋代贡举与官学的状况。与《朱子大全》有着同等历史地位的《朱子语类》是朱熹与弟子问答的语录汇编，分二十六门类，一百四十卷，内容几乎涉及朱熹所有的研究领域。其中颇多涉及教与学的理论与经验，譬如在《朱子语类》中就有对其弟子门人及后世学者提出的“朱子读书法”。

《王文成公全书》，王守仁弟子辑纂的王守仁著作合集，又名《阳明全书》，全书三十八卷，收录了王守仁的文录、别录、外集、语录等。其中的《传习录》是王守仁最重要的哲学语录集，反映了王学“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基本理论观点与价值取向。全书中的《社学教条》是《训蒙蒙大意》与《教约》的合称，是王守仁为了加强理教化而特拟的学校教条。王守仁在其中对教育活动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措施，如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的教育法，加强日常品德检查等注重传习的思想以及提出分班授课等。

《明夷待访录》，黄宗羲的政论专著，共二十一篇，其中多处涉及教育方面的问题。作为中国古代反君权思想的代表作，它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危害：“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反对“君为臣纲”，认为臣职是“为天下，非为君；为成民，非为一姓”；痛斥封建君主以“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其中的《学校》篇在揭露君主专制的同时，大胆提出“议政”设想，反映了清末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萌芽。该书曾遭乾隆禁止，后被谭嗣同、梁启超等秘密翻印，广为传抄，推动了维新思潮和维新教育的发展。

《四存篇》，《存性篇》《存学篇》《存治篇》《存人篇》的合称，清初颜元所著，反映了颜元从初信陆、王之学，继而信程、朱，到终反程朱、陆王学说的思想转变历程。书中提出了“经世致用”的教育目的和“实学”“实习”的教学要求，还大胆创设了水、火、工、天文、地理、兵法、射御、技击等教学科目，展示了一幅新兴的教育蓝图。

现代社会是高速发展的信息社会，社会的整体化趋势不断增强，学校系统已成为一个开放系统，同社会大系统之间不断地进行着信息交流，培养学生不仅是学校和教师的责任，同样也是家长和全社会的责任。因此，重温中国古代教育家关于社会教育的思想，对于我们创造更有利于大学生成长的社会环境，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