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

中国古代教育源远流长，涌现出一大批举世闻名的教育家。悠久的教育文化传统培育了众多的教育家，而这些教育家的教育生涯和思想又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并成为中国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的宝贵财富。

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孔子祖辈是贵族，但到其父亲时家道中落。其三岁丧父，家境贫寒，但孔母教育有方，使孔子从小养成勤奋好学的习惯。孔子一生从事教育活动四十余年。他虽然不是私学教育的首创者，但办学的规模却是最大的，影响也最为深远。据《史记》记载，其弟子多达三千人，精通六艺者七十二人。所以孔子在政治上虽然不得志，但他对我国及世界教育史的卓越贡献，使他成为我国古代教育思想当之无愧的奠基人。在人生成长的过程中，孔子非常强调教育的重要性：“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这就是说，人的本性本来都很接近，但由于后天的教育和学习使人性产生了差别。关于教育对象，孔子打破官学的等级限制，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使那些愿意学习的人，无论贫富贵贱，不问国籍何地，一律享有同等的受教育的权利，这就为士民阶层创造了受教育的机会。而且，只要学生诚心求教，潜心求学，孔子都会热心教诲，不论其过去的经历如何，都是一视同仁。孔子相信教育的力量，相信教师能使各种人化恶为善，化愚为智。在教育内容上，孔子沿用传统的“六艺”，但使用的教材则是他自己花了多年心血整理加工而成的《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部著作，它们也成为后世儒家供奉的经典。孔子还特别强调教学的双向互动，在他看来，教学过程不仅是教师教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学生学与习的过程。孔子把学生的学习过程概括为“学、思、行”三步。孔子还在教学过程中总结出许多教学原则，譬如“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思并重”“温故知新”等。孔子在教学上的光辉成就以及他伟大的人格魅力，使他深受弟子及后人的敬仰。所以，他被后人尊为“至圣先师”。

墨子，名翟，生活在春秋战国之交。墨子出身微贱，曾是出色的工匠，造过许多兵器，他止楚攻宋的故事流传至今。墨子创立的墨家学派，重视科学教育和生产劳动，墨子也因此而成为我国古代科技教育的首创者。墨子及其弟子所著的《墨经》包括了许多力学、光学、几何学、军事学等内容。在教育思想史上，墨子反对不劳而获；“今有人于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处，则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则食者众而耕者寡也。”（《墨子·贵义篇》）墨子也提倡道德教育，主张培养学生的“利他”观：“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墨子·非乐土》）墨子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兼士”，即“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尚贤下》）。教学方法上，墨子主张“扣则鸣，不扣则不鸣”。教师不仅要教主动求学之人，还要主动去教不来求学之人。墨子还特别强调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学会“察类”“明故”，即分辨是非和探求事物之间因果关系的能力，以便能“以往知来”“以见知隐”，从而对未来做出准确的科学预测，以减少盲目性。墨子的这一教育思想，对现代教育仍有启示。

孔子简介

孟子，名轲，今山东邹县人。孟子早年丧父，孟母贤惠，为改善儿子的教育环境，孟母曾三迁其居，而且为告诫儿子求学，不惜引刀断织。孟子果然不负母望，终于成为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被后世尊为“亚圣”。在教育思想上，孟子以性善论为基础。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所以，他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孟子强调教育的作用在于存心养性。孟子还认为环境对人的品德有重要影响：“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孟子·告子上》）孟子还是中国古代第一个提出人才教育的思想家。“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孟子·尽心上》）在如何培养人才的问题上，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因材施教”的思想，提出“教亦多术”的思想，“君子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材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孟子·尽心上》）这即是说，最聪明的学生可以像时雨对草木，一点化就迅速成长；有些学生可以培养他们的德性和才能；有些学生只求解答其疑问；有些学生不能亲自面受求教，可以私自间接施教。此外，孟子还提出要处理好成才理想与兴趣爱好的关系。为此他主张为了理想，应放弃不适宜的兴趣与爱好。“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孟子·离娄下》）“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孟子·尽心下》）

孟子简介

荀子，名况，战国后期赵国人。他是孟子之后的又一位儒学大师。他对先秦的诸子百家学说进行了概括性的总结，尤其关于教育，荀子做过深入的研究。荀子可以说上承孔孟，下接易庸，旁收诸子，开启汉儒，他的教育思想蕴含许多朴素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观点。其中的《劝学》《礼论》《修身》《性恶》等都被后世奉为儒家教育的经典之作。荀子的教育思想是以其“性恶论”为基础的。荀子认为人与生俱来的本能是“性”，后天学习所得是“伪”。人的本性是恶的，但人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成善，即“化性起伪”。荀子的教育观也蕴含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他首先肯定“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荀子·劝学》）这也就是说，人有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而客观事物有被认知的可能。所以，荀子强调人类要有目的、有步骤地认识书本知识和客观真理。“学数不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荀子·劝学》）这与现代教学理论提倡的学习四阶段论已非常接近。“入乎耳”即感知教材阶段；“著乎心”即理解教材阶段；“布乎四体”即巩固知识阶段；“形乎动静”则是运用知识阶段。在学习方法上，荀子强调学思行的结合。在他的理解看来，学是思的基础，思是学的深入，行是学的目的。而且，荀子认为学习要锲而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荀子·劝学》）荀子还特别强调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作用。荀子认为教师在教学中起决定作用，应该拥有绝对的权威。“人有师法而知，则速通。人无师法，则隆性矣；有师法，则隆积矣。”（《荀子·儒效》）所以，在荀子看来，学生学习的捷径就是接受教师当面的指教。

董仲舒，汉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他自幼熟读儒家经典，中年时开始收徒讲学。汉景帝时被选任博士，汉武帝时任策问，后任皇族封国江都和胶西国相。六十岁时以病告退，晚年致仕居家，史书记载他“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和先秦儒家一样，从人性入手分析教育的作用。董仲舒综合继承了孔子的上智下愚观、孟子的性善观和荀子的性恶论，提出“性三品”的观点。在他看来，人性分上、中、下三等，即天生纯善的“圣人之性”，天生有善恶之质的“中民之性”，天生纯恶的“斗筲之性”。在他看来，圣人之性，情欲很少，不教也能善；中民之性，虽有情欲，但可善可恶，因而对这种人教育就显得特别重要；至于斗筲之性，由于情欲多、教也难以为善。董仲舒任汉朝官员时，推行了许多教育政策：他力主放弃汉初崇尚道家“清静无为”的主张，提倡儒家的“仁政德治”，进而向统治者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另外，他也主张养士和举士结合。“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氏之本原也。”汉武帝正是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在京师长安设立中央官学太学，在州郡则设地方官学。由于董仲舒品学出众，许多人慕名前来求学，收受弟子太多，董仲舒难以一一面授，提出了“弟子传以次相授业”的办法，也就是让学习时间长、学业优秀的弟子去辅导初来受业的弟子。实际上是让学有所成的学生成为教师的助手，参与教学实践。当时的教学实践就已证明，这不失为一种培养学生的好办法。

王充，浙江上虞人，他出生于东汉的一个平民家庭。王充家世代行侠仗义，曾引起当地土豪的仇恨，于是，王充家被迫两次搬迁。据史书记载，王充从小便聪明过人，读书过目不忘。长大后他被推荐到京师太学学习，拜名儒班彪为师。壮年王充曾做过地方官僚，由于性格刚烈，不肯趋炎附势而被罢官。从此王充博览群书，潜心研究，著书立说，同时收受门徒。王充一生著作很多，但流传下来的只有《论衡》。在《论衡》中，王充对孔孟、道、墨及董仲舒的儒学思想提出了批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唯物主义思想学说，从而成为我国古代伟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教育家。王充崇尚教育的作用，认为教育可以改变人的本性，使恶者从善，使善者更善。王充认为教育的目的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层次的，培养目标也是多层次的。王充曾把人才分为四类：儒生、通人、文人、鸿儒。王充最轻视“儒生”，因为“儒生”知识有限，而且不重实际，不通古今。在王充看来，“通人”虽“能通书千篇以上，万卷以下，而以教授为人师”（《论衡·别通》），但由于这种人虽掌握书本知识，但不能理论联系实际，往往只是“鹦鹉学舌”。“文人”能用掌握的理论知识研究现实问题，对国家大事能治章上奏，是人中之“杰”。王充认为最理想的是“鸿儒”，他们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而且懂“治道政务”，不受前人思想束缚，有创新精神，是国家的奇才伟杰。他认为教育的理想目标就是培养这样的人才。在教育目的上，王充强调学以致用，融会贯通。“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也。即徒诵读，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他还举例说明学以致用的重要性。“入山见木，长短无所不知；入野见草，大小无所不识，然而不能伐木以做室屋，采草以和方药，此知草木所不能用也。”（《论衡·超奇》）在教学方法上，王充则主张“距师”“问难”，反对“信师是古”。王充批评儒家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圣贤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问难。”（《论衡·问孔篇》）王充这种敢于打破旧传统束缚，坚持真理的“异端”精神，无疑是对当时僵化保守的学术风气和教育制度的勇敢挑战。王充还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教育——胎教。在他看来，“子在身时，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非正色目不视，非正声耳不听。及长，置以贤师良傅，教君臣父子之道，贤不肖在此时矣。受气时母不谨慎，心妄虑邪，则子长大，狂悖不善，形体丑恶。”（《论衡·命义篇》）王充能从孕妇的生理卫生、心理卫生和胎儿的正常发育的角度提出胎教，实在难能可贵。现代科学也已证明，孕妇的饮食、视听言行所引起的心理反应和情绪变化，对胎儿的发育确有直接关系。

韩愈，唐朝伟大的文学家和著名的教育家。韩愈祖籍昌黎，所以人称韩昌黎。韩愈出生于世代官僚家庭，不幸的是他3岁时双亲病故，由伯父兄嫂抚养成人。长期颠沛流离、寄人篱下的生活培养了韩愈奋发读书的精神。韩愈曾历任“推官”“县令”“刺史”等地方官吏，后又任国学博士、刑部及兵部侍郎等职。韩愈所作的诗文，由其弟子李汉编集成《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后人又陆续增补加注，总称《韩昌黎集》。韩愈以“性三品”论为基础阐述其教育理论及教育主张。他认为人性决定着教育所起的作用。人性分上品、中品、下品，教育对不同人性的人发挥不同的作用。对于学校教育，韩愈认为治国必须有人才，而人才只能依靠教育培养。因此，韩愈把教育作为推行德治的政治工具，学校也就成为训练官吏的场所。他认为“自非天资茂异，旷日经久，以所进业发闻于乡阅，称道于朋友，荐于州府，而升之司业，则不得齿乎国学矣。”（《韩昌黎集》卷十四，《省诚学生代斋郎议》）这也就是说，选拔全国各地最优秀的青年，到国学集中培训，使他们成为治人的君子。韩愈任国学祭酒时曾整顿国学：一是放宽入学等级限制，太学由五品官员之子降为八品官员之子，四门学由七品官员之子改为有才能艺业者皆可入掌；二是改革学官选拔标准。教学方法上，韩愈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也提出了自己的一番见解，主张勤学博读、勤于思考。韩愈还首先发展了古人的因材施教观，提出因材施教和材尽其用两者合一的主张。韩愈实施生动活泼的授课方式：“讲评孜孜，以磨诸生，恐不完美，游以诙笑啸歌，使皆醉义忘归。”（《韩文公墓铭》）韩愈在讲课时，不时穿插一些生动有趣的话语，有时甚至吟诗唱歌，他这种张弛结合的教学方式紧紧扣住了学生的心弦。据史书记载，韩愈这种教学方式虽然在当时受到指责，但却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所以，韩愈对这些指责根本不予理睬。

王安石，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与其他教育家不同，他是从政治家的立场来观察和研究教育问题的，所以，他思考的主要是教育的基本理论和方针政策问题，而很少涉及具体的教育教学方法。王安石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教育改革中。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实行变法，推行新政。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其中文化教育方面的改革有三项：一是王安石提出了新的科举考试办法，废明经诺科、罢诗赋、试经义等，以纠正只重文辞章句、声仄对偶的旧科举，从而选拔出通经术、明时务、崇新法的人才。二是王安石对学校教育进行了改革，这主要包括太学改革、地方教育改革、设置专科学校等。作为封建社会的最高学府，太学一直是为朝廷培养和输送高级政府官员的场所。但从宋朝以来，太学有名无实。王安石提出太学新制，即对太学教师实行赏罚制度；太学生须经州县考核选拔方能入学；太学生实行“三舍法”——初入学者为外舍生，一年后升为内舍生，第三年转入上舍生。当然太学生升等级须参加严格考试，成绩合格者才有资格晋升等级。王安石也大力整顿地方教育事业，先后在全国州府设置学官五十三名。另外，王安石还建立了武学、律学和医学等专科学校。王安石认为内忧外患困扰的宋代，应该有文武兼备的军事人才，而通晓律学是政府官员必备的技能。王安石倡导的医学教育，注重理论与实际结合，考试内容兼顾理论知识和临床经验。三是王安石主持了重修经义的工作。王安石认为实行新政必须先统一思想，而统一思想必须先统一太学用书。所以，王安石新政时设置经义局，主持重修了《诗》《书》《周礼》三经义，并称《三经新义》，成为官定统一教材和科举考试的标准。王安石提出的教育理论对宋代的教育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他强调学校教育应成为整个教育事业的核心和国家教育投资的重点，提倡全面而实用的“取材”“育材”标准，注重“实用”教育。这些思想无疑都是非常了不起的。

朱熹，南宋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宋史记载，朱熹从小聪明好学。他五岁就读《孝经》，十岁开始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十八岁即以优异成绩“举建州乡贡”，二十岁被“授泉州同安县主簿”，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后因上谏被宋孝宗拒纳，才辞官全心投入教育活动和学术研究。他一生从教五十年，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在教育生活中，朱熹根据人的年龄、心理和思维特点，把学校划分为小学、大学两个阶段。他认为小学教育是基础，好比“打坯模”“古者小学已暗成了，到长来已自圣贤坯模，只就上面加光饰。”（《小学辑说》）由此，朱熹还专门编写了适合儿童阅读的教材和读物。朱熹还特别重视道德教育，认为学生只有较高的道德修养，才能使学得的知识发挥正当的作用。特别受后人推崇的是，在教学过程中，朱熹总结了许多读书方法，后人称为“朱子读书六法”：“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著紧用力”“居敬持志”。在这六法中，“循序渐进”强调的是读书要有计划、有秩序。“熟读精思”强调的是“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之于吾之口；继之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之于吾之心。”（《朱子大全·读书之要》）“虚心涵泳”提倡的是读书要悉心体会作者的本意，反对先入为主；有疑问，要虚心静思，不要匆忙定论。“切己体察”所主张的是读书必须身体力行。“著紧用力”意即读书要抓紧时间，集中精力，“为学正如撑上水船，方平稳处，尽行不妨。及到滩脊急流之中，舟人来这上一篙，不可放缓，直须着力撑上，不得一步不紧。放退一步，则此船不得上矣。”（《朱子语类大全》卷八）所以朱熹把读书形象地比喻为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居敬持志”提倡的是读书不仅要全神贯注，还要有远大的志向和顽强的毅力。朱熹读书法所体现的精神，对我们今天的读书做人显然有着极其有益的启迪意义。

王守仁，浙江余姚人，明朝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人称王文成公。因王守仁曾在阳明洞读书、讲学，后人又称他为阳明先生。王守仁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二十八岁举进士，从政之余兴建学校，创立书院，兼顾讲学，至晚年则专门收徒弟讲学。王守仁讲学的一大特点是不拘形式，随时答疑。譬如在一次返乡途中，因与弟子徐爱同舟，王守仁就在舟中对徐爱讲授《礼记·大学》。王守仁还经常通过书信，解答弟子的疑问。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许可以说，王守仁应该是中国古代“函授”教育的典范。作为一个教育哲学家，王守仁提倡学习要“自知”“自得”，反对盲从《六经》。因为在他看来，“圣人亦是学知”“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因而他认为不能以孔子、朱熹的是非为是非，每个人都应有独立思考的权利和判断是非的能力。正是由此出发，王守仁在古代教育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在教育思想方面的主要观点有：其一，在教与学的关系上，王守仁强调“师友点化”与“自家解化”相结合。他说：“凡有志之士，必有助于师友。无师友之助者，志之弗立弗求者也。”（《王文成公全书》卷七，《别三子序》）他又指出：“学问也要点化，但不如自家解化者，自一了百当。不然，亦点化许多不得。”（《王文成公全书》卷三，《传习录》下）其二，在师生关系上，王守仁反对传统的师道尊严，提倡师生之间朋友相待，直言相谏。他认为教师应欢迎学生的批评，“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师也，安可以不乐受以心感之乎广。”（《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六，《教条示龙场诸生》）其三，王守仁还提出“随人分限所及”的教学原则。他主张从学生不同年龄的生理、心理特点出发，循序施教，更好地发挥各人所长。“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王文成公全书》卷二，《传习录》中）王守仁教育思想中有别于前人之处的还有其“诱”“导”“讽”的儿童教育论。王守仁反对当时“鞭挞绳缚，若待拘囚”的儿童教育法，认为这是造成学童“视学合如图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的根源。他认为儿童天性“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萎。”（《王文成公全书》卷二，《传习录》中）所以，儿童教育应以诱导、启发、讽劝的方法为主。教学内容应动静搭配、体脑交叉。王守仁为此还独创了“歌诗”的方法，使儿童在愉悦的气氛中学习知识，增长才干。王守仁的教育思想是在他长期从事的教育活动中总结提炼出来的，有许多独到的教育主张。所以，王守仁及其弟子所传的王阳明学派其教育思想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特别是日本及东南亚地区，都有很大的影响。

黄宗羲，浙江余姚人。他早年参加东林党，积极反对魏忠贤的阉党；清兵南下时，他又带兵进行八年的抗清斗争；中年以后，全力从事著书和教育实践，先后讲学近五十年。作为明清相交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史学家和教育家，他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留下了丰富的思想财富。他一生著作颇丰，据统计约有九十多种八百多卷，现存四十多种两百多卷。其中对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史影响较大的有两本，即《明儒学案》和《明夷待访录》。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是中国史学界第一部系统完整的断代哲学思想史巨著。《明夷待访录》则比法国民主主义启蒙教育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发表早一百年。在这部著作中，黄宗羲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具有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民主主义精神的教育思想，并为限制封建专制特权，推行民主政治制度改革，设计了一套普及教育的学制体系。他认为如果要保留太学，就要对其实行民主管理和“清议”学风；全国郡县都应设官学；乡村有童子十人以上者设立小学。其他“凡在城在野寺观庵堂，大者改为书院，经师领之；小者改为小学，蒙师领之，以分处诸生受生。”（《明夷待访录·学校》）黄宗羲这套有着大学（即太学）、中学（即郡县学）、小学（即蒙学）和书院的完整学校体系，可以说是近代学制的雏形。他还在该书中大胆抨击了“工商为末”的传统教育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工商皆本”的主张，受到当时的进步人士和下层市民的欢迎。黄宗羲还对当时的科举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认为科举考试制度使“数百年亿万人之心思耳目，俱有于揣摩剿袭之中，空华臭腐，人才溻茸。”（《南雷文约》卷四，《传是楼藏书记》）在黄宗羲看来，士大夫们一生专注于记诵经典章句，揣摩时文，从而必然致使学术之风衰落。因此，科举制败坏了政风、文风，更败坏了学风。由此，黄宗羲开始提议改革科举，“宽于取士，严于用士”，他认为不能让无德无才之辈轻易得到职位，应该选用德才兼备之才。到了晚年，黄宗羲这方面的态度更为坚决，他明确提出“罢科举”的要求，成为近代“废科举兴学校”的最先声。在教学内容上，黄宗羲主张“学用一致”“文武合一”，以适应当时的社会需要。特别难能可贵的是，黄宗羲还提倡学习自然科学，他主张学习科技的儒生与“五经儒生”拥有同等的晋升机会。在学习方法上，黄宗羲提出学用结合、勤学务实、深思穷源、由疑求真、博约结合的主张，充分体现了他“学用一致”的教学思想。对于教师，黄宗羲接受并发展了韩愈的观点。他批评那些无“传道、授业、解惑”真本领，而又好为人师的人是“乘时朽木青黄，失势则田河粪土”，投机取巧秽人子弟的“罪人”（《南雷文定三集》卷二，《广师说》）。而且，他认为这类“人师”正是科举产物。这种既无才又无德的教师，黄宗羲认为必须“宁虚其位，以待后之学者，不可使师道自我而坏也。”（《南雷文案》卷四，《续师说》）由此可见，黄宗羲的教育思想带有明显的启蒙思潮的色彩，这一思想对古代教育思想向近现代转换具有重要的指引意义。

颜元，明末清初杰出的教育家，人称“习斋先生”。颜元出身贫寒，“四岁失父，六岁离母”，自幼饱尝生活艰辛，二十四岁起开设家塾，收徒讲学。颜元一生从教，弟子遍天下，有记录可查的就达一百多人，其中最著名的有李塨、王源和程挺柞。他最得意的弟子为李塨，后来成为其学说最得力的传播者，后人称为“颜李学派”。颜元在教育的目的上，提倡培养“经世致用”人才，反对程朱理学培养的脱离实际的“书呆子”。他认为要安定社会，发展经济，必须首先兴办学校，发展教育。“教以济养，养以行教；教者养也，养者教也。”（《存治编·井田》）这就是说，教育培养的人才，应该直接为国家的政治经济建设服务。在教育内容上，颜元主张“实文、实行、实体、实用”的全面教育，在此基础上，培养“各专一事”的各种专门人才。他认为“圣贤”并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之人，“学须一件做成便有用，便是圣贤一流。圣人是肯做工夫的庸人，庸人是不肯做工夫的圣人。”（颜元弟子钟钹纂辑《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所以，颜元划分“圣人”与“庸人”的唯一标准就是能否勤奋专一。颜元的教育思想中最不同于前人的内容一是重视“习行”，二是重视体育教育。颜元认为，无论是培养良好的道德观念还是获取真正的知识技能，都必须通过自己亲自的“习行”，即“躬行而实践之”。他以学琴为例，“今手不弹，心不会，但以讲读琴谱为学琴，是渡河而望江也，故曰千里克也。今目不陪，耳不闻，但以谱为琴，是指蓟北而谈云南也，故曰万里也。”因此，他认为必须把讲读琴书与练习琴谱结合起来，才能成为弹琴的“美才”。在体育教育方面，颜元不仅是体育教育的实行者，还是体育教育的理论家。颜元经常教弟子们“举石”（举重）“习刀”“超距”（赛跑）“击拳”等，并主张对儿童要从小进行“身心道艺”的全面教育，不该娇生惯养，“勿美衣饱食，勿怀抱娇脆。”（颜元弟子李塨《恕谷年谱》）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颜元是中国古代教育两千年来体育教育的首创者。颜元的教育思想强调“动”，反对“静”，强调感性经验和亲身实践。梁启超对颜元学术思想的评价是“以实学代虚学，以动学代静学，以活学代死学”（《清代学术概论》）。在向来轻视体力劳动的理学统治年代，颜元的这些教育思想无疑是非常可贵的。

阮元，江苏仪征人，曾任清乾隆、嘉庆、道光的“三朝阁老”和“九省疆臣”，先后出任山东、浙江学政，内阁学士，兵部、礼部、户部、工部等侍郎，浙江和江西巡抚，漕运总督，湖广、两广、云贵总督等职，晚年为体仁阁大学士。阮元虽然一生为官，但他一直保持学者本色，从未停止学术研究，也从未放松对教育事业的关注。作为清代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阮元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活动不仅对清朝的教育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经学是阮元最重视的教学内容。为此，阮元组织学者编纂了《经籍纂诂》《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三部典籍。《经籍纂诂》汇集了唐以前的古籍正文和注解中的训诂材料，共一百零八卷。《十三经注疏》汇编了十三部儒家经典注疏，共四百一十六卷。《皇清经解》则汇集了清代一百八十多年的汉学成果，全书共一千四百卷。这些典籍不仅成为当时许多书院的教材和学者治学的参考书，而且至今仍是汉学研究者的必备工具书。阮元在古代教育发展史上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他于1800年任浙江巡抚时创办的诂经精舍和1821年出任两广总督时创办的学海堂两所书院。这两所书院以“专勉实学”为宗旨，以汉学取代理学，以实学取代制艺，从而为清朝中后期书院的发展和改革提供了一种崭新模式。而且这两所书院的教学活动，充分体现了阮元在读书治学上以求实求是为基本原则的教育思想。在教学内容上，阮元在重视经史之学的同时，十分重视实学，倡导科学教育和自然科学研究。诂经精舍和学海堂都开设天文、地理、算法及漕运等课程，还涉及西学。书院聘请的教师都是精通经史兼自然科学的名家，如王昶、孙星衍、陈寿祺等。阮元在任浙江学政期间，曾专设天文、算学科取士，此举极大地推进了浙江士人研究天文算术的风气。在教学方法上，阮元提倡自由研究与学术争鸣。这两所书院实行学生自学讨论为主，师长讲学指导为辅的教学方式。学海堂的学生还可以“择师而从，偈见请业”，类似于现在的研究生制度。阮元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各抒己见，他把学堂内师生的佳作汇编印刷成《诂经精舍文集》《学海堂文集》《学海堂课艺》等书。这些书中常有对同一课题持不同观点的文章。这些书不仅促进了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学术思想交流，同时也扩大了书院的影响，提高了书院的知名度。为了引发学生对自然科学的学习信心，帮助学生了解我国自然科学史的光辉成就，阮元还亲定凡例，主编了《畴人传》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大型的自然科学家传记，记述了“自黄帝以至于今，凡二百四十三人，附西洋三十七人，大凡二百八十人，离为四十六卷”。（《畴人传》卷首）这本书成为研究我国古代天文学家、历法学家和数学家的重要资料，而且对古代的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过渡起到了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