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

佛教是一种外来的宗教。但是，佛教自传入中国之后，由于受到中国古代经济、政治、传统文化的影响，逐步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隋唐之后，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进一步演化为中国化的佛教。

1.佛教创立

佛教是当今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产生于公元前6～5世纪的古印度，创始人是乔达摩·悉达多，释迦牟尼是佛教徒对他的尊称，他又被称为“佛”或“佛陀”，意思是“觉者”或“觉悟了真理的智者”。据传释迦牟尼是古印度迦毗罗王国净饭王的太子，生于公元前565年（卒于公元前485年）。释迦牟尼在他成长过程中不满建立在种姓制度基础上的僧侣神权统治，又深感人生老病死的种种苦难，毅然抛弃舒适的生活出家修行。他先是到深山修苦行，但毫无所获；三十五岁时在一棵毕钵罗树（从此这种树被称为“菩提树”）下经过四十九天静坐沉思，觉悟成佛。他悟到了一个“真理”，即世间的万事万物（包括人生）都是因缘（条件）和合而成的，一旦这些条件发生了变化或不存在，该事物就不复存在；因此，一切事物都是因缘而起的假象、幻影，都无自性，都是“空”的；既然如此，人们对于一切事物（包括自身）就不应该刻意追求，苦苦执着；既然对一切都无所追求、执着，又何烦恼之有！据说，当释迦牟尼悟到这个“真理”后，便“大彻大悟”，得道成佛了。释迦牟尼成佛后，首先把自己悟出的佛法传结五名亲族随从，五人听后，欣然皈依。至此，佛、法、僧具足，标志着佛教正式诞生。后来佛教传播的范围逐渐扩大，大约在公元3世纪，佛教从印度传播到国外，逐渐成为世界性的宗教。

2.佛教的基本教义

释迦牟尼悟道成佛后，就开始收徒传法。他的弟子们将释迦牟尼生前所说的佛法理论、佛教戒律及弟子们对佛法的阐释编辑成经、律、论“三藏”，并经多次补充修订，汇编成书，被称为《大藏经》。

依据《大藏经》，佛教的基本教义是以“四谛说”“缘起论”和“业报轮回说”为教理，主张依据“三藏”修持戒、定、慧三学，以断除烦恼，摆脱痛苦，达到“涅槃”的境界。

“四谛说”是佛教关于人生为何具有苦恼和如何摆脱苦恼的四大真理。“四谛”指苦谛、集谛、灭谛、道谛，即佛教的四个最基本的道理或真理。苦谛是指人生的各种痛苦。按佛教的解释，在现实生活中，苦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现象，是任何人也摆脱不了的，而只有明白了人生是苦的，才能进一步追寻受苦的原因以及如何才能解脱苦的方法。因此，关于苦的理论是佛教所有教义学说的根本出发点。集谛是指引起痛苦的原因和根据。佛教认为人生充满痛苦，而引起痛苦的原因则是人与生俱来的“烦恼”和“业”，而正是这些“烦恼”和“业”使人陷入三世轮回的痛苦。灭谛是佛教修行的最终目标。灭，是指人生烦恼与痛苦的解脱，灭谛就是讲灭除烦恼与痛苦，使自己永远不再轮回于生死苦海，进入涅槃境界。道谛是指为脱离“苦谛”和“集谛”的缠缚，达到“灭谛”这种理想的境界所需要的修行方法和途径。

“缘起论”是“四谛说”依据的根本原理，也是佛教所有教义的渊源。“缘起”即“诸法由因缘而起”。“缘”指条件、起因，“起”表示“缘”的一种功用，一切事物都因缘而起。佛教认为一切事物和现象都处于一定的因果关系中，依赖某种因果条件而存在，并依靠一定的条件而演变。这种依赖于某种条件而存在、变化的学说就是缘起论。佛经中常见的解释是：此有则彼有，此无则彼无；此生则彼生，此灭则彼灭。佛教的缘起说主要以人生问题为中心展开。它认为人生由彼此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的十二个环节（十二因缘）构成，即：无明、行、识、名色、六处（六人）、触、受、爱、取、有、生、老死。这十二个环节构成了人生因果循环的总链条，其中每一个环节都和相邻的环节互成因果关系。十二因缘的理论是把人自身的“无明”看作是人生一切痛苦的根源，而佛教的一切修行，就是把灭除“无明”，获得彻底的“觉悟”作为最终目标。

佛教的“业报轮回说”认为，一切有生命的个体，总是依据其自身的意识和行动所产生的结果，即“业力”永远在六道（指天、人、畜生、饿鬼、地狱和阿修罗——古印度神话中一种常与诸天神发生争斗的神灵）中生死相继，如同车轮那样不停转动，因此称为“六道轮回”。佛教的业报轮回说是佛教人生观的一个组成部分。佛教的最终目标是要从轮回中寻求“解脱”，即斩断那无始无终的轮回之链，终止生命的轮回，使之处于一种不生不灭、寂然不动的永恒境界，这就是佛教所说的“涅槃”。

五蕴论是佛教的哲学理论基础。蕴，和合相聚之意。佛教认为世间一切事物，包括物质和精神现象，都是由色（地、水、火、风四种元素及其所造的一切东西）、受、想、行、识等五种基本因素构成。它们在一定条件下聚合，又在一定条件下离散，因此众生的生灭是无常的。既然一切事物无非是由因缘和合而产生，那么，它们就没有常驻不变的实体或规定性。人的生命既然生灭无常，而伴随着无常又有种种痛苦产生，所以人就不应当贪恋短暂易逝的人生，而应当追求摆脱一切苦恼的涅槃境界。

由“五蕴论”结合人生的关系可推出佛教的“四法印”，即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有漏皆苦，涅槃寂静。诸行无常，是说一切事物、现象生灭不定；诸法无我，就是说一切事物现象没有主宰者和常驻不变的本性；有漏皆苦，“漏”就是烦恼，就是说世间有无量之苦；涅槃寂静，就是说永远超离生死苦恼的涅槃境界是清净永恒的。由于这四点是对佛教教义的哲学概括，被认为可以用来判断是否是真正佛教的标志，所以被称为“法印”。

3.佛法东传

印度佛教在公元前3世纪已经成为世界性宗教。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佛教先后沿着贯通亚洲大陆的丝绸之路、南方海路和陆路三条路线传入中国。

中国佛教界和学术界认为佛教正式传入中国的时间是在西汉末期哀帝元寿元年（前2），佛教自传入中国到与中国文化融合，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汉、晋时期，中国人把它看成一种神仙方术，佛教在这一时期主要是佛经的翻译、解说、介绍为主，僧人在译经时注意了中国人的心理，用儒道思想解释佛经。南北朝时期，从广译佛经进入到深入地研究佛经，讲经和著述之风甚盛。佛教僧人也进一步把佛教的思想和儒、道思想相融合，开始创建具有中国文化色彩的佛教宗派。隋唐时期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扶持，中国佛教大道鼎盛，也是中国佛教的成熟期，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富有中国文化色彩的佛教宗派，主要有天台宗（也称法华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法相宗、密宗、律宗、三论宗。其中在中国历史上影响较大的宗派有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和净土宗。这几个宗派后来也传播到了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地。宋明之后，佛教真正与中国文化融为一体，出现了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局面。

4.佛教的中国化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自传入中国后，为适应中国的社会环境，适应以皇帝为首的封建中央集权的体制和以儒家文化为正统的多元文化结构以及中国的民风民俗等，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其自身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演变过程，并逐步发展成为中国富有鲜明民族特色的重要宗教之一，对我国各民族文化及风俗产生了巨大而深刻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助王化于治道”来适应中国古代的国家政权。中国古代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强大，帝王要求臣民在一切方面的服从，在伦理道德和礼仪等领域忠于君主，从而维护其封建统治。

中国的古代封建统治者，出于其辅助教化、巩固王权的政治目的，对佛教基本采取了限制与利用的政策。当佛教的传播有利于净化人心、消除祸患、安定社会秩序的时候，他们就大力支持，千方百计地予以倡导和扶持。但当佛教势力无限膨胀，危及封建统治时，当权者又马上采取拆毁寺庙，裁汰僧尼的断然措施。北魏至后周先后发生的废佛事件，正是中国历史上佛教势力与王权政治发生冲突的集中体现。

佛教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也为了能够得到统治者的接纳和支持，不得不在某些方面做出必要的妥协、让步与调和。一方面明确表示占信教人数最多的在家奉佛者，必须遵守王法和纲常名教；另一方面强调僧人虽不在形式上礼拜王者，但可以通过传播佛法，协助皇帝教化民众，维护社会安定，即所谓“助王化于治道”，以获取统治者对佛教的扶持。

第二，灵活运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为佛教教理和戒律进行解释，以与儒家文化为正统的多元文化相适应。中国文化是儒道互补，多元同一，且以儒家伦理为其核心内容的复合型文化结构。由于这种文化结构模式具有浓厚的伦理性特征，故而它对任何外来的异质文化，都有一种潜在的转化力量，佛教传入中国，首当其冲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教义使某些政治伦理性质受到严重挑战。

从人生观和伦理道德上讲，儒家和中国传统视人生为乐，重生恶死；重今生，轻来世；重人间，远鬼神；重个体生命价值的开发和人际关系的构架。而佛教视人生为苦海，有生老病死四苦相，还要受因果报应，六道轮回之苦，所以要求人们四大皆空，六根清净，了断生死，脱世俗，进入涅槃境界。因此，儒家思想是主张奋力入世的人生哲学，把人生价值实现放在今生今世；而佛教是消极避世的哲学，把人生价值放在来世的天堂，不重视今生今世的人际伦理。从教义上看，二者形成鲜明的反差和冲突，如不调合二者的矛盾，佛教很难在中国立足。

因此，佛教传入中国后，一方面承认儒家在现实社会思想文化、政治领域的绝对支配地位，认同儒家在正纲常，明人伦，实施礼乐刑罚方面发挥的作用是佛、道二教不可替代的，并强调佛、儒、道三教一致，认为佛教不仅不否定儒家的纲常伦理，而且自身的教义就具有这方面的内容，并可辅助国家用纲常名教教化民众。例如，将教义中零散的“孝”的内容突出宣传，如编撰《父母恩重经》，以宣扬报父母之恩；甚至以“五戒”“十善”等依附儒家的五常为中心的伦理道德等。另一方面，宋代以后的儒家会通佛、道二教而建立的宋明理学，就是把佛教的心性论与儒家的性命学说结合起来的新儒学。

第三，淡化、简化深奥难懂的教义和修行程序，强化、突出符合中国思维方式整体、直观的内容，以顺应民俗心理。印度佛教中有独特的逻辑方法和缜密的抽象思辨，并讲求烦琐的仪式，注重历劫苦修的方法。但就中国传统文化已形成的民俗心理而言，善于整体思维和对直观经验的体会，总体上具有讲求实用、实效，崇尚简易、方便的特点。所以，中国民众普遍接受的不是这些高深莫测的思想，而是那些具体的形态和实体部分。如诵经礼拜，广行善事，舍财布施，捐塑佛像，使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不得不用通俗的、直观的佛经故事和简化修行程序的办法来招揽信徒。

5.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佛教在传入中国和实现民族化的过程中，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中国的哲学、文学、美术、雕塑、音乐、建筑等文化形态，乃至中国民众的生活习俗，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在哲学方面，自魏晋之后，中国古代哲学就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如魏晋玄学，先是作为般若学传播的媒介，进而与般若学交融汇合，最后为般若学所取代。隋唐时期由于佛学发展鼎盛并成为当时社会势力极大的思想潮流。至于宋明理学，在思维模式、修行方法等方面，受到佛教的影响也十分明显。总之，佛教思想中对宇宙、对人生的分析，蕴含着独到的哲学智慧，对中国传统文化中重经验的直觉思维方式具有极大的启迪作用。

在文学方面，对佛经的翻译，就是我国翻译文学产生的标志；汉译佛经的流传在我国创造了变文、俗讲、语录体等新文体；中国评话、评书、戏曲等深受其影响；佛经中的幻想、夸张等写作手法对中国小说亦有影响。如许多志怪小说，特别是神话小说《西游记》更是以佛教故事为主题的经典之作。而向来被称为中国古代文化之冠冕的诗、书、画都很注重“境界”，而“境界”与佛教的“禅机”多有相通之处。至于雕塑、造像、建筑等也都受到佛教艺术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语言学也有深刻的影响，我们日常流行的许多用语，如“清规戒律、一尘不染、一针见血、天花乱坠、醍醐灌顶、世界、实际、平等、刹那”等都来自佛教语汇，它们极大丰富了中国的语汇，成为中国语言的一部分。另外，佛经用梵文写作，梵文是拼音文字，发音变化要求严格，通过佛经翻译也促进了中国音韵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