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虽然已经形成了中国传统思想体系的基本要素，但尚无一家能占主导地位。汉唐时期，经秦汉、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从建立之初到走向鼎盛的时期，也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抽象发展、演变综合和大一统、封建化时期，体现出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与文化发展的能动性相结合的鲜明特点。其间又经历了三个具体阶段，即两汉儒学、魏晋玄学和隋唐佛学三个不同发展时期。

秦统一中国后，由于过分强调“以法为教”“以吏为师”，重法轻德，以单纯的暴力去维护专制统治，结果事与愿违，短命而亡。西汉统治者吸取了亡秦的深刻历史教训，需要一种与大一统封建中央集权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作为国家的正统思想。西汉初年，陆贾指出：武功只能得天下而不能治天下，治天下还得“顺守”，即用伦理教化实现长治久安。汉高祖刘邦非常赏识这种观点，遂实行“休养生息”政策。西汉中期，儒学大师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明确指出要以儒家的仁义道德治理天下。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这一治国之术，从此儒家思想便成了封建社会正统之学，儒家伦理随之也上升为国家道德学说。董仲舒指出：“天地之性人为贵，明于本性，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义。”（《汉书·董仲舒传》）他进而将仁、义、礼、智、信列为“五常之道”，把它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一起，作为封建道德的核心内容，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原则。儒学的独尊，董仲舒伦理体系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伦理精神的封建化和抽象化的统一。

儒家伦理思想在东汉受到王充等唯物主义思想家的批判，加之汉末以后社会变乱迭起，反映在政治思想领域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儒学独尊地位的丧失和魏晋“玄学”的兴起。玄学注重探讨抽象的理论问题，主张远离“事物”和“世务”，以老庄之道反对儒学的入世观。玄学主张“贵无”“贱有”，他们反对仁义教化，否定三纲五常，推崇自然人性，出言以玄远为高雅，崇尚虚无无为之理，“清谈”成风。魏晋玄学对人生问题的关注，一方面有批判享乐主义、纵欲主义的合理之处，另一方面又鼓吹“性各有分”的性命论以及由此导出的“各按其分”的人生观，已失去了庄子思想中的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形成了一种苟且偷安、纵欲混世的人生态度。

继玄学之后，源于印度的佛学理论也在南北朝开始流行。佛学宣称人生苦海无边，宣扬因果报应、灵魂三世轮回等教义。其有自己的一套伦理观，即苦谛、集谛、灭谛和道谛的“四谛”之说，主张禁欲主义和个人的出世修行。这自然与儒家入世的伦理道德相悖。佛学在诸如对生命之欲导致人生之苦的精致分析、善恶因果报应的定数揭示等问题上，对这一时期伦理道德的发展无疑有许多启迪之处。但由于它所倡导的是一种神学禁欲主义，而且竭力主张个人出世修行，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积极维护当时社会等级秩序的伦理形态。所以，复兴儒学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南北朝时，身为道士的葛洪批判了玄学思想。他尖锐地斥责了魏晋玄学中“唯贵自然”的论调，反对“放达”的人生态度。他说如果那样去为人处世和安身立命，那么社会就将“风颓教沮”。他大声疾呼要恢复仁、义、忠、孝等道德规范。葛洪的言行，为儒学的复兴奠定了一定的思想理论基础。

儒家伦理道德的复兴开始于唐代的韩愈。韩愈反对佛教，其武器就是“道统论”。所谓“道统”就是孔孟的封建伦常等级秩序。韩愈认为，当时社会上存在诸多时弊的重要原因，主要是不重视“先王之道”，而佛、道之说的流行又加剧了这种社会弊端。因此，他著文大声疾呼恢复儒家的“道统”。他指出：“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原道》）韩愈的道统论继承汉代经学，也为宋明理学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