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从公元前21世纪起，到秦王朝建立前，其间经历了夏商周和春秋战国两个阶段，是中国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变的重要时期，一些初具伦理色彩的思想逐渐展开。

“伦理”一词，最初出现在《礼记·乐记》中：“乐者，通伦理者也。”“伦”即“偶”意，指人们彼此之间。古代将制玉的工作称之为“理”，意思是顺着玉纹琢磨，引申为有条不紊的“条理”，又由自然的条理意义指向人文社会的秩序。人一生下来就处于与他人的相互关系之中，协调人们种种关系的，就是伦理道德。

伦理道德是文明社会的产物。远古“五帝”时代，有平等互助、讲信修睦的朴素风尚，但这是一种自发的传统习惯，人们对自身的道德生活尚无自觉意识。“三王”（禹、汤、文王）时代，中国开始了文明的历程，但夏代是否有伦理道德意识，至今尚未见到文字记载。《尚书》所言“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为我们提供了商代伦理道德的一些根据，但“商俗尚鬼”“先鬼而后礼”，因而不可能在商代就有系统成形的伦理道德观。西周在宗法等级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以“孝”为主的道德与宗教、政治融为一体的思想体系。

西周的道德纲领是“有孝有德”。孝的产生，一方面反映了父子血缘的亲亲之情，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财产（或地位）继承的权利义务关系。孝道通过子女奉养和敬服父母，配之以父慈、兄友、弟恭，使宗族和谐；通过子孙“永言孝思”，对祖先祭祀不绝，宗法等级秩序和天子、诸侯、宗子的统治地位得以巩固。周人“勤用明德”“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此处的“德”主要指君德、政德。可见，它所规范的只是王者、君子而已。有德、有孝的精神成为后来儒学伦理的重要思想来源。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学术思想界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局面，中国伦理道德思想全面产生。这一时期代表中国古代伦理思想产生的，主要是以“仁”为最高道德准则的儒家、以“义”为最高道德准则的墨家、以“礼”为最高道德准则的法家和以“道”为最高道德准则的道家。其中儒家的“仁”学最具影响，并且成为中国伦理传统的主导思想。

儒家创始人孔子提出了“仁者爱人”，他说：“恭、宽、信、敏、惠”“能行五考于天下，为仁矣”。孔子提出“为人由己”，只要克己修身，笃实躬行，便可成为“仁人”。他把“孝、悌”视为“仁”的根本，正所谓“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政》）孔子提出“仁”的内涵是“仁者爱人”，出发点是“孝、悌”。孔子认为，“仁”既是一切德性的根源，又是德性的最高境界，同时还是道德行为的推动力。孔子仁学思想的提出，是中国古代伦理道德思想从自发走向自觉的基本标志之一。

孟子对儒家的伦理思想的发展完善也有重要贡献，他提出了性善论，并论证了仁、义、理、智这些道德的充分必要性，说明这些道德意识正是人与禽兽的区别。孟子还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出发，论述了“尽心知性”“寡欲”和“养吾浩然之气”等修养功夫，使人学思想更趋完善。孔孟伦理道德学说被称为“孔孟之道”。

墨家创始人墨子以“义”为最高的伦理道德原则。“义”即“兼爱”。而所谓“兼爱”就是“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墨子认为只要使彼此利益兼而为一，人们就会彼此相爱。他说：“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墨子·兼爱》）墨子的思想与儒家相对立，如儒家主张爱人是由亲及远的差别之爱，墨家则主张一律平等的兼爱；儒家繁礼，墨子节用；儒家重丧，墨子节葬；儒家主张音乐教化，墨子非乐；儒家远鬼，墨子明鬼；如此等等。墨子富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为天下兴利除弊是他一生积极奔走的唯一目的。

以管仲为代表的早期法家以“礼”为最高伦理道德准则。管仲把“礼、义、廉、耻”定位为国之“四维”，且把“礼”放在首位。作为儒家代表人物的孟子也讲“礼”，但儒家的“礼”更多的是指内心由仁义而衍生的自觉规范。法家则把“礼”理解为外在的法度，管仲等思想家对“礼”的解释偏重于社会对个体行为的约束和限制，是以政治代替伦理。所以，其“礼”包括了国家制度、等级秩序等内容。发展到后期，韩非子把伦理道德视为亡国之术，一切规范都追求国家暴力化，认为一切唯有靠国家暴力机器——“法”来维护。这种伦理思想经秦国的暴政而亡后，逐渐被历史所摒弃。

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以“道”为最高伦理道德准则。在老子看来，“道”是宇宙万物包括认识在内的一切存在的最高、最普遍的规律，其本质是无为，即人的德性应该是崇尚无知、无欲、无为。老子的理想社会就是“小国寡民”，是“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八十章）道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庄子则进一步指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这种伦理思想虽然与正统的儒家相背离，但这种“隐世”的人生哲学对积极“入世”的儒家是一个极有价值的补充，对后世的影响也非常深远。

《道德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