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历史上战乱频繁，无论是分封割据、军阀混战，还是争权夺利，改朝换代的相互征战，一场战争一场灾难，结果是国破家亡，民不聊生，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生活的中国古代作家，一方面目睹社会的黑暗及战争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另一方面，自己也饱受战乱之苦，对朝廷相互倾轧、争权夺利有着切肤之痛。双重的灾难铸就了以社稷民生为重的中国古代作家一种深重的忧患意识。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具体表现在作品中，形成了历代文学忧国忧民、忧自身的忧患主题。

首先，忧国意识。中国古代作家，无论为官与否，都把社稷安危、国家兴亡系于一身，视为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然而，残酷的现实往往使他们面临着一个悲惨的世界，不是统治阶级为争权夺利而引发的连年征战、此兴彼衰，就是外族豪强的野蛮入侵，山河破碎。国泰民安的政治理想与国破家亡的严酷现实，尖锐的矛盾冲突使他们陷入了对国家前途的深深担忧。在文学作品中则表现为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形成中国古代文学爱国主义优良传统。

屈原是这一优良传统的杰出代表。政治生活中，他清醒地意识到面临强秦的虎视眈眈，内外交困的楚国已处十分危险的境地；怀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满腔热情，他提出了一系列重振楚国的政治主张，然而由于“党人”的诋毁和楚王的一意孤行，屈原非但不被重用反遭放逐。在楚国连遭败绩，将被秦国灭亡之际，屈原含愤投汨罗江自杀。他的《离骚》，通过主人公“美政”理想与楚国黑暗现实之间的矛盾，表现了主人公热爱祖国、追求真理以及宁死不屈地与腐朽势力进行斗争的精神，充分展现了一个爱国诗人痛苦的心路历程。

唐代诗人杜甫，在忧患和痛苦中度过了大半辈子。他的诗歌内容极其丰富，其中最突出的内容之一是无限热爱祖国。诗人把自己的忧伤和痛苦、愤怒和欢乐都同祖国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写出了不少感时忧国的诗篇。安史之乱时，他身陷长安时写的《春望》诗，最感人地表达了他对危难祖国的痛与爱：“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其次，忧患民生之疾苦。中国历来就有“民为贵，社稷次之”的民本思想。人民在作家的心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们始终与民同甘苦、共患难。社会愈是黑暗，这类反映民生疾苦、体现人民美好愿望的作品就愈多，也愈为深刻。

东汉末年，政治极端黑暗腐败，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终于爆发了连年的军阀割据混战，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面对中原大地尸骨相迭、哀鸿遍野的惨相，即便是位极人臣的曹操也不能无动于衷：“铠甲生虮虱，万姓已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流露了诗人伤时悯乱的感情，表达了对人民的深切同情。

唐代诗人杜甫生不逢时，大半辈子在“安史之乱”中度过，深切同情人民苦难自然成了杜诗的一个突出内容。他那著名的史诗“三吏”“三别”，则集中反映了人民在安史之乱中所遭受的苦难，揭露了封建官吏对人民的残酷压迫。正是这种沉重的心境和惨痛的现实内容，形成杜诗“沉郁顿挫”的独特风格。

中国古代作家不仅仅满足于单纯对民众的苦难描写，而是把对人民的深切同情升华为与民同甘共苦的政治理想。范仲淹在他的《岳阳楼记》里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原则。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则通篇围绕“与民同乐”的思想主题。正是这种思想的闪光，使得中国古代文学的人民性像一条红线贯穿始终。

再次，作家对自身的忧患。对自身的忧患本质上讲是一种人生忧患。社会的动荡、人生的无常，使得中国古代作家不得不对人生作深刻的哲学思考，发出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无论是《古诗十九首》的基本音调：“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还是魏晋时期的忧伤感叹：“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悲哀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同一尽于百年，何欢寡而愁殷。”从浪漫诗人李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到“遗世独立”的文豪苏东坡“寄蜉游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这种在怀疑论哲学思想影响下对人生的执着，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命运、生活的强烈欲求和留恋，是一种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这种人生价值的肯定、自觉意识的觉醒，一旦遇到外部冲突的契机，便被赋予了深刻的社会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