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上述史籍外，还有很多重要的历史典籍。比如，在纪传、编年以外，还有第三种史书体裁，即纪事本末体。这是以历史事件为中心的一种史书体裁。南宋史学家袁枢喜读《资治通鉴》，却“苦其浩博”，于是自出新意，以事为纲，以类排纂，将《通鉴》中千余年史迹，按时间顺序，分编为二百三十九个题目。“每事各详起讫，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四库全书总目》），撰成《通鉴纪事本末》。《通鉴纪事本末》及其体例，曾赢得史家好评，以为这种体裁的好处是“因事命篇，不为常格”，而“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受其影响，明清两代，颇多仿效之作。因而，纪事本末体史籍也自古及今，上下贯通，成为一类系统的史籍。《通鉴纪事本末》之上有《绎史》（从远古至秦末）、《左传纪事本末》（春秋时期），下有《续通鉴纪事本末》（北宋至元末）、《宋史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清史纪事本末》，与编年、纪传相配合。

所谓“史评”，系指评论史事或史书的著作。史评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重在批评史事，一类重在批评史书。批评史事者，是指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加以评论。这种评论，《左传》《史记》开了一个头，后来纪传体正史以及编年史都继承了下来。西汉初贾谊的《过秦论》，便是较早的史论专篇。唐宋以来，评史之风颇盛，许多文人学者都有史论之作，也出现如唐代朱敬则《十代兴亡论》、宋代吕祖谦《东莱博议》、明代张博《历代评论》等史论专著。清代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论》更是史论的代表作，其中蕴含有深刻的历史哲学思想。批评史书者，主要是指人们对史家、史书或某一种史学现象、史学思想的评论，它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这种史学评论，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是开端，《汉书·司马迁传》是其发展，《文心雕龙·史传篇》更为系统，但作为史学评论之系统而全面的专著则以唐代刘知几的《史通》、宋代郑樵《通志总序》和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为代表。

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的《史通》，是史评杰出的代表作。作者刘知几是唐代著名的史学理论家，所撰《史通》二十卷，内容广泛，论及史书编撰、史学家修养、史学准则、史学史、史学流派等问题。特别评论了史书编撰中的体例、书法、史料、行文和史家修养问题，是对唐以前史学理论之系统而全面的总结，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确立。

清代著名史学理论家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是史学理论的又一代表作。该书不仅谈史，而且论文。特别是对于编纂方志，颇多创造性的见解。与刘知几强调“史法”不同，章学诚强调“史意”，对于治史的宗旨、任务、态度等都有独到的认识，因而对古代史学理论有杰出贡献。

此外，还应该提到清代学者钱大昕的《二十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和赵冀的《二十二史札记》等史评著作。《二十二史札记》不但对二十二史做了全面介绍和评价，而且能把握重大历史事件，综合分析，探究一代政治利弊和兴衰变革的原因，对后代学人有极大帮助。

综上所述，可见中国古代文学成就辉煌，诸般史书，应有尽有，逐步完善，各有源流，自成系统，互相补充，彼此印证，在中国史学史上，犹如簇簇盛开的鲜花，争奇斗艳，交相辉映。中国史籍之丰富多彩，中国古代史学之发达，是任何国家都不能比拟的。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中也指出：“也许不用多说，中国所能提供的古代原始资料比任何其他东方国家、也确比大多数西方国家都要丰富。譬如印度便不同，它的年表至今还是很不确切的。中国则是全世界伟大的有编纂历史传统的国家之一。”毫无疑问，这是中国史学的骄傲。

学习中国古代历史学传统，除了有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传统文化，并在这个过程中弘扬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之外，还有利于我们增进学识和修养道德。关于这一点，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就曾这样说过：“青年人学习中国历史，一是可以增长见识，二是可以学习古代那些杰出人物的高尚品行。”

对中国古代史的学习，还能使我们在做人的德性方面有所收益。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对古代那些俊才伟杰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崇高德性的了解，能自觉地敬仰和学习他们为人处世的德性品行。譬如我们通常所说的学习历史可以增进爱国主义情怀，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就是通过学习历史上那些伟大的爱国者的崇高德性而实现的。通过中国古代史的学习和了解，我们知道我国古代的爱国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精忠报国这一基本道德追求上。我们所熟知的岳飞浴血奋战，抗击外侮无疑是精忠报国的表现。此外，通过学习历史，我们也可知道精忠报国体现在为维护民族团结、国家安全而不惜牺牲个人利益方面。譬如苏武出使匈奴，张骞出使西域等，他们虽历经险阻，但始终不屈不挠，为国为民做出了杰出贡献。精忠报国的思想也还大量体现在许许多多忧国忧民、改革弊政的志士仁人身上。从屈原到范仲淹、王安石，从包公到海瑞，他们关心国家的治乱兴衰和人民的疾苦，尽心尽责报效国家和人民，这都是精忠报国思想的生动体现。显然，这些志士仁人身上体现的精忠报国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大力弘扬爱国主义情怀，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