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史家非常重视典章制度的记录。《史记》有八书以记天文、地理、文物制度，其后许多断代史皆沿“八书”体制，设志以记历代典章制度。但制度的演变有很大的继承性，断代为书或原委不明，或反复取厌。到了唐代，杜佑打破陈规，著成我国第一部专记历代经济、政治、文化等典章制度沿革的专史《通典》。《通典》记载历代制度沿革，上起传说中的黄帝、唐虞，下达唐代天宝年间肃宗、代宗时的变革，亦间有附载。全书二百卷，分为食货、选举、职宫、礼、乐、兵刑、州郡、边防八门，每门之下又分若干子目，综合各代，其中以唐代叙述最详。

《通典》叙述历代典章制度，内容翔实，源流分明，既补历代史志之未备，又会通古今，为史书编纂开辟了新的途径，特别是把食货放在典制的首位，充分反映了其进步的史观和卓越的史识。

南宋史学家郑樵承司马迁通史遗风，撰成二百卷的纪传体通史《通志》。其纪、传部分，几乎全部摘抄诸史原文，并无新意。郑氏功力最深的得意之作是“二十略”，“略”即各史的“志”。他在《通志总序》中说：“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二十略”包括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溢、器服、乐、职官、选举、刑罚、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样、昆虫草木，把经学、礼乐、天文、地理、文字乃至生物等各方面的知识都汇集进去了。这些研究汲取了劳动人民的智慧，扩大了史学研究的范围，提供了丰富的有价值的史料。而且，“二十略”意在“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通志总序》），充分体现了“会通”的史学思想。

宋末元初的史学家马端临，仿效《通典》体例，增广门类，或续或补，竭二十年之精力，撰成一部“贯通二十五代”，统纪历代典章的通史《文献通考》。《文献通考》记载了从上古到宋宁宗嘉定末年的典章制度沿革，共三百四十八卷，分为二十四门：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田赋等十九门，依《通典》旧例，详加增补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门，属马氏独创。马端临搜集材料，一是靠书本的记载，就是“文”；二是学士名流的议论，也就是“献”。作者详加考证，去伪存真，区分类目，排比编纂，就是“通考”。这种方法开启后世历史考证学的先河。《通考》的史料价值高于《通典》，可以说《通典》一书的精华，全包括在《通考》之中。

《通典》《通志》《文献通考》，被目录学家合称为“三通”。清代乾隆三十二年（1767）敕撰《续通典》一百五十卷，起于唐肃宗至德元年（756），与《通典》相衔接，迄于明思宗崇祯末年（1644）。同时又官修《清通典》一百卷，起于清初，终于乾隆五十年（1785）。又官修《续通志》六百四十卷，《请通志》一百二十六卷。《续通志》和《通志》体例大体相同，分本纪、列传、二十略，纪传部分从唐初至元末，二十略从五代到明末。《清通志》只有二十略。乾隆十二年（1747），敕撰《续文献通考》二百五十卷，起于宋宁宗嘉定末年，至明崇祯末年。又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撰《清朝续文献通考》二百六十六卷，起于清初，迄于乾隆二十六年。后刘锦藻更私撰《清朝续文献通考》四百卷，上续《清通考》，下迄清末。这样，人们把“三通”“续三通”“清三通”和《清朝续文献通考》合称为“十通”。“十通”卷帙浩繁，共二千六百六十卷，贯通中国几千年典章制度变迁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