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

编年体是中国史书的主要体裁之一，它以时间为中心，依照年月顺序记述史事。这种体裁的优点是史事和时间的紧密结合，给人以明确的时间观念，容易明确史事发生、发展的时代背景及因果关系。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是公元前841年，而在此之后，各诸侯国都有按年记事的编年史，这些编年史，大抵皆名为“春秋”，春秋即编年之意，当然也有别定他名的。

《春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史，它以鲁国为主，兼及周王室和其他诸侯国，是鲁人系统叙述春秋时期历史的著作。《春秋》原出于鲁国史官之手，后来经过孔子整理。孔子修《春秋》，体现了他的政治立场，以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这就是“寓褒贬，别善恶”的春秋笔法。

《春秋》文句简短，措辞隐晦。后来学者引申阐释，出现各种解《春秋》的书，称之为“传”，《春秋》本文则称为“经”。流传下来的《左传》《公羊传》《榖梁传》，合称为“春秋三传”。《左传》的作者相传为左丘明，全书十八万字，采用编年体的形式，比较详实地记载了上自鲁隐公元年（前722），下迄鲁悼公四年（前49）共二百五十九年的历史，是一部相当完备的编年史，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到东汉末年，荀悦的《汉纪》问世。《汉纪》是关于西汉一朝的编年体断代史。荀悦在编年体的写法上有所创新，在叙事时能突破时间界限，根据需要补叙前因或备述后果，且兼及同类人和事。这样，如同纪传一样，备载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典章制度，从而扩大了编年史记叙范围，为编年史写人记事找到了一条道路。袁宏的《后汉纪》也是一部断代编年史名著。袁宏博取众家之长，且治学严谨，在《汉纪》“通比其事，例系年月”的基础上，采取“言行趋舍，各以类书”的叙事方法，扩大了编年史的容量，故此书一出，后来居上。

两《汉纪》的出现，完备了编年史体的规模，从而促进了汉唐之际编年史的发展。至北宋司马光，打破断代格局，撰写编年通史《资治通鉴》，上起战国，下终五代，按年记载，上下贯通，是中国史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名著。鉴于司马光的巨大成就，人们把他同司马迁相提并论，视为中国古代史学的两大伟人，并称为“两司马”。

《通鉴》是继《史记》之后包容年代最长的通史之一。该书专评治乱兴衰，着重叙述历代重大的政治事件和战争，也记载一些重要人物的事迹、言行，兼及有关国计民生的制度和文化状况，是一部以政治为中心，比较全面反映历史内容的通史。《通鉴》问世后，影响很大，补撰、续作、改编、仿制、注释、评论之书络绎不绝，蔚为大观，很快在史坛掀起“编年热”。南宋李寿竭四十年之精力私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九百八十卷，记载了北宋九朝一百六十八年的历史。南宋李心传接续《长编》，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二百卷，是关于宋高宗一朝的编年史。到了清代末，毕沅在李寿、李心传的著作以及清初徐乾学所撰《资治通鉴后编》的基础上，参用宋、辽、金、元四史，历二十年，撰成《续资治通鉴》二百二十卷。这部上自北宋建隆元年（960），下迄元顺帝至正三十年（1370）的宋、元编年史一经出现，史家便认为可取代诸家续作，把它同《通鉴》合刊，称《正续资治通鉴》。

毕沅是清朝人，照理而论，他续《通鉴》，应以明末为限，但明清相距不远，易代之际，语涉忌讳，稍有不慎就会受到文字狱的惩罚，因此缺而不载。到了清末，文网渐疏，陈鹤编《明纪》、夏燮书编《明通鉴》等明代编年史。陈书早出，卷帜较简，所以后来苏州书局合刊《正续通鉴》时，取《明纪》相配，以使一系相连。从《春秋·左传》到《正续通鉴》《明纪》，形成了自春秋至明末近两千四百年前后衔接的编年史。这是世界史学史上的奇迹。

汉以后的编年体史书还有一个重要系列，这就是历朝的“起居注”和“实录”。“起居注”按照时间顺序专门记载帝王的言行，“实录”是历代所修每一皇帝在位期间的编年大事记，它们常被史家采入正史，或引入编年，发挥了重要的史料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