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为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此说符合历史实际。中国古代文学是座瑰丽的宝库，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目录学的发展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状况的反映。《隋志》著录文化成果，四部分书，确定经、史、子、集的顺序，由此直至清代编《四库全书总目》，史书一直位居第二位，这一点足可看到史学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我们说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流传至今的中国历史文化典籍，诸如二十四史、正续通鉴、十通等，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渊海，大都是古代史家的杰作。这说明一个事实：历史著作涵盖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不仅因为任何一个文化领域的具体部门本身都有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这发展史就是史学的具体研究对象。例如，经学史、哲学史、文学史、宗教史等，同时其具体门类（文学、艺术、宗教等）也同史学发生密切关系，都要从历史的研究中加以阐述。

就中国古代史学而言，它深受儒家经学的影响、制约。长期以来，经学曾经是史学的指导思想，儒家的政治伦理是史书通过历史经验反复阐明的史义。而史学之求真、经世的传统也影响着儒家经学。以宗法色彩浓厚和君主专制制度高度发达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结构，导致中国文化形成伦理型范式，突出地表现为“内圣外王”的心态，即“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和追求。在这里，经史二者分别从伦理和历史的层面互相补充地充当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这种人文主义的文化，它既需要理论的概括，更需要历史的印证。至少从隋唐以来，所谓经史之学便成了中国传统学术的代名词。中国古代史家特别注重史文，讲求文字表述之美，文史结合成为优秀史家的传统。可见，经史关系、文史关系甚至子史关系都是中国史家向来就十分关注的课题。对这些学问的把握以及它们彼此关系的了解，乃是中国学人最基本的文化素养。老一辈史学家，于经、于史，皆功底深厚，故而在史学研究中，便能视野开阔、左右逢源，于学术的普遍联系中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