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字典

在文字出现以前，华夏先民以结绳刻木等方法记事，记载人类的实践活动。但这种记录却无法保存永久，口头传说有的却一代一代流传下来，并且被后人用文字记载下来，这些古代的传说，就是我们知道的最早的历史，如“女娲补天”“后羿射日”“黄帝战蚩尤”“鲧禹治水”等。中国有大量的有关远古时代的历史传说，这些历史传说还不能称为史学作品，但已经包含着史学的因素，可以视为中国史学的源头。相传“皇帝始立史官，仓颉、沮诵居其职”。仓颉即传说中的汉字创造者，可见文字与历史记载是同时产生的。史官之设由来已久，这与中国文化重历史、重人伦、重现世的趋向密切相关，中国文化可称为“史官文化”。

夏商时期，文字的出现和历法的产生并不断成熟，为史学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史学开始萌芽。甲骨文、卜辞和金文，是中国历史上目前所知最早的历史记载。卜辞是殷、周奴隶主贵族占卜的记录，因刻于龟甲、兽骨之上，故称甲骨文。金文因是铸在青铜器上的铭辞，故有铭文、钟鼎文之称。这些记载已包含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历史基本要素，可看作中国历史记载的萌芽。周朝的史官制度已非常专业化，有太史掌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王之八炳，外史掌王之外令，御史掌邦国之召令。《礼记·玉藻》曰：“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这些史官，可谓最早的历史学家。而历史记载则属周天子专有之权。《尚书》即有官方文献汇编，《诗经》的一些诗篇，也可视为周王朝的史诗。

西周末年，王室衰微，国史不再专属天子。春秋之世，各诸侯国都有了国史。孔子就是根据鲁国国史而编撰成《春秋》，这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编年史，它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孔子开创私人讲学和私人撰史之风，开中国史学风气之先，可谓中国古代第一个大史学家。继孔子之后，战国时代，私人历史撰述有了大的发展，代表作有《左传》《国语》等。

如果说先秦时期是中国史学的童年，那么，秦汉时期则是中国史学的成长时期。秦朝统治时间很短，史学尚未兴起，及至西汉，《史记》横空出世，标志着史学已卓然成为一家。《史记》创造了史学纪传体的表现形式，“上始轩辕，下迄天汉”，概括了近三千年的中国历史，成为通史的开山之祖。班固撰《汉书》，断代为史，开皇朝断代史先河。纪传体例，被后世史家竞相沿用。此外，东汉荀悦著《汉纪》又创编年体断代先例。还有刘向、刘歆父子的《别录》《七略》，是中国目录学的开端。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得到初步发展，私家修史之风盛行，史书极其繁富，门类广泛，史学真正摆脱了经学附庸的地位而蔚为大观。就史学门类而言，除纪传、编年外，又有民族史、地方史、家史、谱牒、别传以及史论、史注等，显示出史学多途发展的盎然生机。

唐以前的史书有“四史”之说，即《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由汉至唐，史学得到重视和发展，形成了多种门类及史论、史注等，为后世史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隋唐五代时期，中国史学出现了重要转折。统治者修史意识增强，设馆修史，完善了史官制度，官修史书成绩斐然。著名的二十四史中有八部成书于唐初。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不少总结性的史学著作，如刘知几的《史通》、杜佑的《通典》等。

宋元时代，尤其是两宋，史学发达，堪称盛世。在通史的撰述、当代史撰述和历史文献学方面也取得了重要成果。这一时期，史体广泛，应有尽有。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是编年体通史，袁枢新创记事本末体，还有《通志》《文献通考》等。方志在两宋特别是南宋大量涌现。宋代学者还开辟了金石学这一新领域。官修实录、国史、会要等书，也皆较前代为详。

明代史学同此前不同的是方志撰述的兴盛和稗史的空前增多，经史撰述的繁复以及史学的通俗化和史学教育的广泛开展，显示出明代史学进一步走向社会深层的发展趋势和特点。比如，明代学者通过对前人历史撰述的节选、摘录、重编，由此产生出来的节本、选本、摘录本、类编本以至蒙学读物，对普及历史教育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清代考据学风兴盛，乾嘉时期是其黄金时代。乾嘉学者对中国有史以来的全部学术文化进行了一次最大规模的清理与总结，反映在史学方面，著述甚丰，学者如林。

源于《史记》的名篇、名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