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史专家张岱年先生曾这样断言：“关于不朽，中国哲学中讨论的不多。不朽的问题，是西洋哲学和印度哲学所特重的；而中国哲学则对之不甚注意。这也是中国哲学的一个特色。中国哲学所以不注重不朽问题，主要是因为中国哲学离宗教最远，对于有宗教意义的问题，认为无足重视。关于不朽，中国哲学多从影响贡献来说，而不从灵魂永存来说。”

因此，如果要对中国古代形神之辩的传统做一个总结，那么我们也许可以说，作为中国古代哲学传统的践形说，在这个“践形”的理论看来，追求虚无缥缈的神不灭、灵魂永存的所谓神道是不明智的，人生所应有的现实理性态度是存人道重践形。这一践形理论作为形神关系问题上的一种新主张，主要以王夫之、颜元、戴震等人为代表。王夫之通过对传统的知行、心物、形神之辨的总结，批判了重知不重行、重心不重物、重神不重形的错误倾向，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自己的践形主张：“形之所成斯有性，情之所惟其形。故曰：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周易外传》）所以，践形的理论在王夫之这里就是人生必须发展形体各方面的机能，使其各得其所。他抵制了不重践形的虚妄之学。王夫之以道家的庄子和佛家的释氏为例予以驳斥：庄子说“堕肢体黜聪明”，释氏称身体为臭皮囊，然而，王夫之认为离开了形体去追求道，这个道只不过是空幻而已。在王夫之看来，形体与道是一致的，但宋明理学因受老庄及佛学思想的影响，对此道理却没能了悟。所以，王夫之又这样说道：“形者性之凝，色者才之撰也。故曰汤武身之也。谓即身而道也。道恶乎察？察于天地。性恶乎著？著于形色。有形斯以谓之身，形无有不善，故汤武身之而以圣。……性焉安焉者，践栖形而已矣。”（《尚书引义》）

颜元与戴震等人继承了王夫之这一践形理论。在颜元看来，人生之道在于充分发挥形体固有之功能，“内笃敬而外肃容，人之本体也，静时践其形也。六艺习而百事当，性之良能也，动时践一其形也。繁矩行而上下通，心之万物皆备也，同天下践其形也。”（《年谱》）这就是说居处恭谨而严肃，为静时践形；习行六艺而百事皆宜，为动时践形。实行普遍之道于天下，而天与地同流，乃是践形之最高境界。所以，在他看来，践形是唯一的生活准则，所谓“神圣之极，皆自践其形也”（《存学编》）。戴震则从达情随欲的角度强调了践形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他看来，“天下必无舍生养之道而得存者。凡是为皆有欲，无欲则无为也，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故不言理；圣人务在有欲有为之咸得理。是故君子亦无私而已矣，不贵无欲。”（《孟子字义疏证》）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才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生不朽的独特看法。这个不朽不是从神不灭或灵魂永存的角度探讨的，而是从践形中的实践理性角度追求的。从中国古代关于不朽的典型理论“三不朽”说来看，强调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实践；理性的态度：“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以中国古代哲人的理解，这“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中，“德”指的是个人品德方面的价值，像屈原、岳飞、包公、文天祥一类的人，忠信精诚，品格高尚，被当时的人们敬仰敬爱，更被千百年后的人们怀念崇敬，这便是“立德”的不朽。“功”就是指为国家为百姓建功立业，像唐宗宋祖，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他们开天辟地，为历史谱写了新纪元，从而为子孙后代造福，这是立功的不朽。“言”则是指言论著作，像《诗经》三百篇的许多无名诗人，像司马迁写《史记》，像曹雪芹写《红楼梦》，这是立言的不朽。可见，这种不朽说，不问人死后灵魂能否存在，只问他的人格，他的思想，他的事业有没有存在价值。因此，所谓的不朽，就是通过践形的创造活动给后人留下的物质或精神财富，从而被后人所敬仰，所纪念。而一个人生命的价值也就在这实践理性的途中得到了最后也是最高、最完美的体现。

中国古代关于生命通过践形而使自己走向永垂不朽的学说，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显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国古代的圣人贤者孜孜以求的均与生命的这“三不朽”相关。中华民族史上那些至今英名永存的人，譬如老子、孔子、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苏轼、文天祥、李世民、成吉思汗以及严复、康有为、孙中山等人，无不是以其独特的创造和不懈的奋斗精神，或立德、或立功、或立言、或兼而有之，而使自己的生命永垂不朽的。中国古代这一通过践形而走向不朽、从不追求虚无的灵魂不灭的人生观理论，至今仍有着积极的意义，它可以激励我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励精图治、艰苦创业。

如果进一步分析，那么我们还可以看到，从不追求灵魂不灭，只崇尚践形而走向不朽的人生哲学态度对中国文化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其一，在德形的践形方面。在这种人生哲学的影响下，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崇尚君子之道和不惜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民族精神。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孔子最早探讨了这一君子之道。“君子”原是指西周宗法制度下的贵族，但孔子赋予了它道德的意义。孔子以道德的标准划分出了君子和小人。在他看来，君子即是指那些品德高尚的人，不管他原来属于哪个社会阶层，只要恪守道义就是君子。这也就是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一语的本义之所在。所以，孔子说，富贵我也不是不想要，但不合道义而获得的那种富贵，我把它看成浮云。这就是一种君子之道。

在孔子看来，更重要的还在于君子在认为必要时，为践形道义即使牺牲个人的生命也在所不惜。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孟子直接继承了孔子的这一思想，提出了“舍生取义”的主张。他曾有这样一段被广为传颂的名言：“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也。”（《孟子·告知上》）显然，这一“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思想直接孕育了中国历史上志士仁人那种“可杀不可辱”的崇高精神。这一崇高精神包括坚守操行、高风亮节、视死如归、不惜生命来维护道德尊严等内容。我们所熟知的文天祥、史可法等英雄人物正是这种舍生取义的光辉典范。尤其是从文天祥的《正气歌》里，我们可以更深切地感受到一个坚贞不屈的灵魂是如何因道义的充塞而使生命拥有一股浩然正气的。

中华民族文化中推崇的这种“舍生取义”的浩然正气对中华民族产生了强烈的精神感召作用，尤其是在外敌入侵、民族危亡之际，总有无数的志士仁人挺身而出，以自己的生命和鲜血，谱写出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正气歌”，它构成了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其二，在功名的践形方面。中国传统哲学从来推崇“大丈夫当有所作为”的人生态度。可以说这是一种经世致用的人生态度。孔子就曾说过：“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孟子讲“不淫、不移、不屈”的大丈夫人格也是以为国为民而立功来衡量的。宋明理学曾受道佛两家的影响，专注于返身向内求天理人心，使这一人生哲学走向变异。但是，从明末清初开始，思想家们对宋明理学空谈理性，把哲学变成一味封闭在内心世界做功的心性之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一批评的重要武器就是他们在发掘先秦儒家积极入世的传统时提出了“经世致用”的思想主张。作为明清之际思想界的一种主导意识，“经世致用”强调的是寻求治国济民的实践理性途径。

明清时期的一批启蒙思想家纷纷倡导经世之学。顾炎武提出了“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为学主张，认为做学问要“博学”，还要“知耻”，应耻于做八股，耻于空谈性命。他对自己就曾提出过这样的要求，“凡文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日知录》卷一）。另一位启蒙思想家颜元则提出“学习”与“践行”两者必须统一的思想（《朱子语类评》），以此来倡导经世致用之学风。明清思想家倡导经世致用的学风，致力于创新，注重调查研究，提出了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各种方案，极大地改变了宋明以来思想界空谈心性的风气，其影响一直持续至今。中国共产党人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可以说是对这一优秀传统的直接继承。

其三，在立言践形方面。受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悠久的“君子谋道不谋食”、安贫乐道的幸福观。在中国古代哲人看来，立言就是对天道与人道之基本规律的把握，一旦能把握了“道”，那么人生的快乐也就在其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一安贫乐道观同样是由孔子最早提出的。在《论语》中，孔子教导他的弟子“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在孔子看来，人生最重要的不是追求富贵而是探求天下之道，一旦找到了这种“道”，那么，一个人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境遇，都不会怨天尤人，而是能够非常快乐地生活。孔子自己的一生就是安贫乐道的一生。他以“仁”这个根本之道去游说各路诸侯，虽然得不到赏识和重用，但他却执着如故。当跟随他的弟子不免有些怨言的时候，孔子耐心地以安贫乐道之理给予谆谆教诲，从而重新激发起弟子们的信心。孔子所推崇的这一安贫乐道的生活方式，在他的著名弟子颜回那里也得到了生动的体现。所以，后人用“孔颜乐处”来概括孔子、颜回这种安贫乐道的生活方式。

中国古代哲学所推崇的这种“安贫乐道”的人生幸福论，荀子在其《乐论》中曾给予这样的总结：“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这就是说，君子把快乐理解成对道的把握和遵循，而小人则把物质欲望和满足看成是人生之快乐。由此可见，古代哲人的“乐道”是一种认知和精神层面上的幸福感受。一旦拥有了这种感受，哪怕物质生活再清贫，也能体验人生的快乐。用孔子的话说就是“曲肱而枕之，乐也在其中矣”（《论语·述而》）。

“寻孔颜乐处”，过一种安贫乐道的生活，也因此成为中国历代贤士的精神追求。宋代学者周敦颐曾论证过安贫乐道对人生的重要性。他认为，富贵是人之所爱，颜回却不爱不求，因为在颜回看来，对道的认知和遵循比富贵更有价值，有了它，没有富贵的人生也不会感到有缺憾。“道”作为一种强大的精神支柱可以使人产生一种很充实很平静的快乐感。在他看来，人生的快乐就是在心理上保持这种充实平和的状态。所以，“乐道”是对精神世界的一种追求，而非物质欲望的满足。它与追求高屋华服、美女佳肴的享乐主义完全不同。显然，这种人生的幸福观对我们的现实人生依然是有积极的启迪作用的。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人生哲学理论的现代意义。基于此，全面分析和总结中国古代哲学对传统文化的影响，对于我们学习、理解与挖掘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具有非常重要的方法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