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安身立命之道，追求知行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基本传统。知行合一作为先哲所推崇的一种安身立命之本，也曾被形象地称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先哲们看来，要求知，首先就要读万卷书，即广博地学习前人所积累的知识，特别是研习圣贤之说。这实质上要求的是通过博览群书获得间接知识，因而，它是一个人闭门苦读的过程。譬如，孔子年轻时读书就极其刻苦勤奋。显然，求知从“博览群书”开始，实不失为合理之举。因为一个人有限的精力，万事之理是不必也不可能亲身一一发现与经历。因而，明智之举就是通过博览群书把已有的知识、学说纳入自己的脑中，并在学习、研究、借鉴与评说的基础上，有心得、有见解、有创新，从而自成一家之言。

但古代哲人们同时也认为，光读书是不够的，博览群书之后，还必须进入实践阶段，即游遍各地，勤俭亲历亲行，这在古代哲人那里被称为“游学”。游学在很久以前就成为读书人的传统。譬如孔子曾周游列国；孟子闭门读书多年后也周游各国，成为当时有名的游士；墨子、荀子也曾四处游学。汉代的司马迁更是在苦读十年后，背起行囊遍游天下，竟久不思归。在古人看来，游学的益处不仅在于可亲见亲历，增长见识，而且可以在游历中将自己的知识和学说施之于“行”。孔子、孟子、荀子都有学说列国的经历，他们极力劝说君主采用自己的政治伦理学说，以使自己的政治抱负在济世救民的实践中得以施展。可见，游学既可获得新的知识，又可验证学来的间接知识，更重要的是还有机会在实际生活中推行自己的见解与学说。无怪乎古人要特别强调“行万里路”。

在古代哲人那里，知行合一中的“知”除了一般的读书求知之外，更重要的还特指德性之知。这就是说，这种“知”更多的不是向外求诸自然的科学认知，而是向内心处做功的德性之知。古代哲人强调读圣贤书的缘由也就在于此。因为圣贤往往是德性崇高之人，读圣贤书就是追求德性之知的过程。这一文化传统集中体现在“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矣”（《孟子·尽心上》）这句名言之中。再就是说，求知识、才能，没有别的途径，唯一的方法就是在人生的实践中“求其放心”，即把因物欲而迷失了的“心”找回来。因此，孟子又说：“尽心——知性——知天”，这既成为孟子道德哲学的公式，也是他的伦理思维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心”是第一要素，它既是认识的主体，也是认识的客体。因此，注重“心”的作用，加强“心”的修养，几乎成为传统认识论知行合一观的最重要和最永恒的主题。到宋明理学时，更是把“德性之知”或“心性之学”发挥到了极致。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古代哲学在知行合一中强调在心性方面做功的传统也有消极的一面，它是整个中国文化内倾性格和泛道德主义的认识论根源。从知识论角度来看，这种“以心统物”的认识观会直接导致对自然社会知识的忽视，它只强调心得作用，超越经验事物，认为知识之源皆在本心，无疑就取消了知识论所必需的主体对外在客体反映这一基本条件，由于这种认识方法所得到的认识，只能是模糊的而非清晰的，整体的而非分析的，直观的而非逻辑的，伦理的而非知识的。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知识论的文化根源，也是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许正是鉴于此，所以有学者提出：“关于传统知行观的现代改造，首先应由单纯的德性和涵养性情方面的知行，推广应用到自然知识和理论知识方面，作为科学思想和道德以外的其他一切行为（包括经济活动、工商行为及各种现代职业）的理论根据。”